回忆就我所知的上海古典音乐市场

兼谈我的听乐经历

（1950－1966）

（下）

         据我所知，五十年代末，上海至少有两家“国际书店”：一家在福州路，近山东路口，是总店，店面很大。进门往右，在角上有个柜台，专门卖进口的古典音乐唱片。另一家在茂名南路上，近淮海路，是锦江饭店门口一排商店中的一家。那家店门面不大，也是进门往右角上的一个柜台是专卖进口古典音乐唱片的。两家所卖的唱片，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进口的，所以，卖的唱片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有时候一家店的某种唱片已经卖完，另一家却还有剩货，于是，商品种类就变成不同了。所以，有时想买一张唱片，发现一家店已经没有，就可去另一家再碰碰运气。

       所谓“进口”唱片，其实那时只有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唱片出售，并无任何西方国家的唱片可买。不过，苏联、东德、捷克每年出的唱片数量相当繁多，问题只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愿意不愿意进口和进口数量有多少，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买到罢了。据我现在回忆，那时《国际书店》大概一年总有三、四次进新唱片，每次总有上百种曲目吧。各种类型的古典音乐都有。可惜那时我和夏君听的范围都很窄，知道的作曲家和作品十分有限，所以挑来拣去就那几个知名音乐家的交响曲、协奏曲、序曲、奏鸣曲而已。室内乐和歌剧是几乎从不过问的。

       记得当时进口的唱片，以苏联的种类最多，其次是捷克和东德的，再次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就少而又少了。没有见过有卖阿尔巴尼亚的唱片。

       从质量来看，东德和捷克的唱片质量最好，音色相当漂亮，唱片也耐放；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就差一点。苏联唱片还有个缺点，就是容易跳槽。那时，电唱机的唱头很重，不像现在的唱机，唱头上有个平衡器，可以把唱头的重量调到几乎是零的地步，所以，唱片磨损程度就能减到最低程度。那时的唱头，重量都压在唱片上，听了几遍，有时就会发生跳槽状况了。有时音乐中有音响很大的段落，甚至买来的新唱片都会跳槽，真是一无办法可以对付。

       从装帧来看，东德和捷克的唱片也大大胜过苏联货。苏联唱片用较厚的硬纸套套在唱片外面。封套上半部在单一的底色上印着黑色的曲名，下半部一般总是一幅单色的风景画，千篇一律。而东德和捷克的唱片，虽然封套较薄，但是封面是涂塑的，有光彩；彩色精印的封面不但色彩美观，而且印的是照片、名画、图案、风景或者人物，像是一件艺术品。所以，要是能有选择，我一般都选东德或捷克的唱片买。

       “慢转唱片”的尺寸大小有四种：一种大的，一种中的，都与以前的“快转唱片”是一样的：大的直径12英寸，中的直径10英寸。中间的孔很小，只有7.24毫米；还有两种小的：一种是直径8英寸，一种是直径7英寸。前者的孔也是7.24毫米的小孔，后者却是28.2毫米的一个大孔。所以，当时的电唱机上还附有一个比麻将筹码大一点的塑料圆盘，是用来套在转盘中间，让转盘的中心变大，然后再把大孔的小唱片放到转盘上去用的。

       所谓“慢转唱片”，现在已用缩写LP（Long-Playing）来代替了。其实，也分成两种速度：一种是33转（实际转速是每分钟33又三分之一转），一种是45转（即每分钟45转）。大号和中号的唱片，都是33转的；小号的则有45转的。

       记得接近六十年代中叶时，苏联和德国、捷克，都已经开始出版立体声慢转唱片了，但是，因为上海市场上卖的唱机还都是单声道的，所以，也播放不出立体声的效果来。

       我有一时期与外国朋友通信，交换唱片、邮票、明信片等。东德朋友寄来过一种45转的“明信片唱片”，一面是纸的，可以写地址、短信、贴邮票；一面是一张彩色照片，上面涂着塑料保护膜，膜上刻有唱纹，中间有个跟唱片一样大小的孔，可以放在唱机上播放音乐。只是这种唱片是方形的，大小大概有两张明信片拼起来那么大。一般一张“明信片唱片”只能播放三、五分钟的一首歌或者一首小曲。这种唱片音响质量当然不能跟一般胶木唱片比，但是很新奇。我记得我前后大概总共收到过十来张这种“明信片唱片”吧。大多是德国歌曲，也有进行曲，还有一张是一首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不过，这种唱片上海店里从来没有卖过，我是直接从笔友处得到的，所以很让见到的人羡慕。后来，上海唱片厂倒也出过一种塑料薄膜唱片，不过是圆形半透明的单色小唱片，不是方形的，也不印图片罢了。

       在“文革”之前，苏联的大号“密纹唱片”，一张售价为7元；中号的为6元。我没有见过苏联出版过小号的唱片。东欧国家的唱片，大号的售价为9元一张，中号的是7元5毛一张，小号的唱片则是3元5毛一张。按当时大学生毕业生的工资来算，每月工资大概只能买六张捷克大号或者八张苏联大号“密纹唱片”。

       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密纹唱片”，大号的每面大概最多可录20多分钟的音乐，中号的只能录15分钟的音乐，而小号的，一般每面只能录七、八分钟的音乐。于是，一首40分钟左右的交响曲，用大号的唱片，一张正反面就能录完；而要是用中号的录，则需一张半唱片才能录完。所以，听一首交响曲，一般只需翻一次面，至多两次，就能听完。那就比以前听“快转唱片”，一首交响曲要翻四、五次面，再换四、张唱片才能听完，不知要方便多少，更不用说音质的提高了！小的唱片，两面可录一刻钟左右的唱片，一般用来录一首序曲正好。记得我有一张捷克的小唱片，两面正好录两首贝多芬的浪漫曲。还有一张，也是捷克的小唱片，两面录两首夜曲。

       因为唱片价格与当时一般人的收入相比，实在太贵，所以，买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就拿我的同学夏君来说，虽然先我而知道上海在哪里有卖“密纹唱片”，但在我买那套《天鹅湖》之前，他却从来没有买过这种唱片，只是去“国际书店”看看、听听而已。即使后来，大家工作了，夏君还是买得很少，到“文革”爆发，大约只买了十、二十张唱片吧。因为买的人不多，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际书店”还有预定唱片的业务。办法是：店里有一张油印的唱片目录，是进出口公司打算进口的唱片目录。顾客可以填写一张订单，写上欲购的唱片名称和编号。货到之后，书店会通知顾客去付钱。我当时知道的曲目不多，记得订过的唱片很少。比较多的，还是去店里挑拣现有的唱片。

       在念大学期间，几乎每周六下午一放学 —— 有时我与夏君，有时我独自一人 —— 就马上坐公共汽车赶去福州路或者淮海路“国际书店”买唱片。有时候周六没有时间去，一般星期天上午总会赶去福州路一次，看看有没有到新唱片。那时因为顾客不多，店里服务也比较周到。从一本油印的目录上看到中意的唱片之后，可以请售货员把唱片从架子上找出来，放到唱机上去试听。一般，售货员每张唱片只肯放两、三分钟，就要问你“要不要”了。而且要是试听两、三张还是不买，售货员也会不耐烦起来。所以，一般总要拣好基本上肯定会买的唱片，才请售货员试放。

       大约六二、六三年吧，在西藏路靠南京路的地方开了一家面东的“音乐书店”，门面很大，除了卖乐谱和音乐书籍，在进门左手的角落里，有个大柜台，是专卖唱片的。所以，后来“国际书店”就渐渐不再出售唱片而专门卖书了。那时我已经工作，星期六下午不能再去买唱片了，就改成每周日上午一定去“音乐书店”看一次。就是在这个商店，我见到了据说后来被人称为“上海一怪”的“程老师”。（注2）

         离“文革”渐近的时候，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之风声越来越紧，中国与苏联和东欧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于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进口的古典音乐唱片也就越来越少。那时，预定唱片的业务早就中断，顾客只能常去店里碰运气，看能不能等到想买的唱片。记得有一个时期，只要听说哪个星期六“音乐书店”要进一批新唱片—— 上海滩上那时就有一批“发烧友”，会传出“内部消息” —— 星期天一大早，就准有十、二十个人在“音乐书店”的台阶上、铁栅栏外等开门。我常常是这十来个人中的一个。只要铁门一拉开，大家就往里冲。有的人“内部消息”灵通 —— 可能是认识的售货员预通信息，不但知道要来新唱片，而且还知道要来哪些新唱片。于是冲到柜台面前，马上报出乐曲的名称来，把仅有的一、两张唱片买去了。等到我看到那本油印目录，往往我要的唱片曲名上早已打了大叉，或者划掉了！记得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和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两首曲子，我就三、四次只见到目录上打叉的曲名而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两首曲子，是80年我到纽约后，才第一次买到录音带的。

         后来我还知道，那时因为进口的唱片数量越来越少，所以，一般进货前，与音乐有关的单位，如：音乐学院，能事先得到唱片目录，可以优先挑选。挑剩下来的，才放到店里去卖。难怪有时明明知道哪天要进一批新唱片，赶到店里，即使等开门，一进店里就发现要的唱片上已经打上大叉了！

         到六五年底吧，“音乐书店”开始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营业”了。这一“暂停”，就停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也没有再开门营业。后来再重新开张，大概要到七十年代末了。这一“暂停”，竟然“暂停”了十多年！

         不过，好在那时我已经买了大约三百多张“慢转唱片”了。在《南澳散记》中我写道：

         到文化大革 命爆发的一九六六年中，我已收集到各种慢转唱片三百多张了。在那个年代，这些唱片真是一大笔财产。我特地买了一个书橱储存这些唱片，放在我自己的房间后面 一间房里，将它们按作曲家分类编排。我甚至还想有朝一日能把那间房间改成我的“音乐室”。但是，这一设想还未来得及实现，摧毁一切文明的大革命已经来到。

         这三百多张唱片，以交响音乐作品和协奏曲为最多，钢琴和小提琴的独奏乐曲次之，歌剧很少很少，只记得有一套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至今，这部歌剧还是我最喜欢的。重奏曲之类的室内乐好像没有买过，因为那时我还未进入听室内乐的阶段。

         现在算起来，我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买“慢转唱片”，到六五年底，大概只有五、六年时间，已经买了300多张唱片。我的工资大概基本上全部都花在买唱片上了！还不算我在念大学期间尚没有工资收入呢！

         “音乐书店”关门之后，我还在上海发现过两家卖旧唱片的商店：一家在陕西南路靠淮海路的地方，就在当时叫“万兴”后来改为第二食品商店的隔壁，叫“永丰寄售商店”的那家店楼上；另一家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只记得在华山路静安寺对面那个路角上，好像旁边就是一家很大的“正章洗染商店”。

         四九年后，上海的当铺逐渐消失，但是寄售商店却一直存在。家里有不用的旧货可拿去卖给他们；需要市场上买不到的衣服和器具的，也可以去这类商店购买。尤其是欧美制造的家用电器，因为四九年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再进口，所以要买欧美的冰箱、风扇、照相机、手表之类，只能去寄售商店找。后来，海关没收的一些欧美新货，也偶尔会在店里出现，那就会当作奇货可居，要花高价才能买得了。

         最近，我跟老同学夏君通电话，问他记不记得那家“永丰寄售商店”楼上卖旧唱片的事。他说他不记得那家旧货商店，但记得在那个地位，以前有一家“圣歌琴行”，楼上倒的确卖过旧唱片。后来，“圣歌”搬到陕西路复兴路去了，是否楼下就成了“永丰寄售商店”，而楼上的旧唱片部门还留在原地，他就不清楚了。看来，我与他大概都只记得这家商店的一半历史：他记得的是前一半，我记得的是后一半而已。

         不管如何，我记得六十年代上半叶，我常常去逛那家永丰寄售商店，后来，就发现楼上还卖旧唱片。店面是狭长的，卖的大部分是四九年前进口的英美版“快转”胶木唱片。成套的交响曲、协奏曲和歌剧，装在一本本装潢非常考究的、像照相本一样的本子里，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架子上。他们后来也卖“慢转唱片”，当然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了，一定是从“音乐书店”或“国际书店”卖出去后又转回到寄售商店去的。我记得在这家商店里只买过几张慢转的二手唱片，但是什么曲目已经忘记了。

         静安寺那家旧唱片店比陕西路的小得多，店面显得更加狭长。记得跨进店门后要往下走一两个台阶，才走进店堂。店里很昏暗，只有一个店员（或者就是老板），坐在底里的柜台后面，两边墙上也都是旧的英美老唱片。我记得好像交易过他们一套贝多芬的交响曲，大概是“第七交响曲”。至于慢转的唱片，他们卖得不多，记得好像我买过一套斯梅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是捷克唱片。

         这两家旧唱片行，当然六六年“文革”一爆发就关门大吉了。他们那些旧古典音乐唱片，一定也都当作“四旧”，被抄、被砸、被烧掉了吧。我自己的那三百多张古典音乐唱片，在抄家时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拿去一百多张，说要拿到北京去开展览会，展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剩下的，我到“扫地出门”后还像偷运军火一样搬了出来，现在还留在上海。当然，这些老唱片再也不能播放出听得入耳的音乐了，只能当作“历史文物”，纪念半世纪前的一段历史而已。

         “文革”之后不久，我就出国去美，上海后来的音乐市场如何，我就很不清楚了。要想知道下文如何，可去看“弗瑞”兄的博客（注3）。

         很可惜，因为我家庭背景不“洋”，我个人购物经历又开始得很晚，活动范围也很狭小，所以，“文革”前上海音乐市场的情况实在只能谈出这么一丁点来。上海偌大一个城市，卖古典音乐唱片的商店，不管新旧，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我所谈的大概只能算九牛之一毛吧。与我同龄者中，定会有人知道比我多得多的事情。希望他们能不吝指正并补充。

         不过，对于比我年龄小一点的人来说，或许，读这篇回忆时，他们还会有一点新鲜感吧。（注4）

                                                               二0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注2：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dc5c7010008er.html

注4: 此文上网后，不少网友纷纷上来补充情况，但说的大多是音响方面的情况。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下次有兴致的时候，我再就音响一题，来谈个“上”、“中”、“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