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性”（二）

徐家祯

    欲讨论周作人和“性”这一问题，要写一本几十万字的论文也可以，因为他评论过英、美、日本、中国、印度等等各国关于“性”的著作；对妇女问题、男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孩子的性教育问题、强奸、情杀、殉情、太监、同性恋、情诗等等，各种问题都有专文或在各种杂文中加以讨论过，内容实在太多。好在我在《性的困惑》的前五论中已经提及过他的大多观点，在此就可大大节省笔墨。

    最有趣的是，他自认为对人生与社会的了解正是从“妖精打架”中悟出来的，可见我上文所说研究周作人而忽视他对“性”的看法是本末倒置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更何况连他自己都把“性”在他世界观的形成中所占的地位提得那么高。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周作人重复过不少次，例如在《瓜豆集·题记》中，他写道：

     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唯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我曾自己发笑，难道真是从“妖精打架”会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却总帮助了我去了解好许多问题与事情。

周作人是公认的大文学家，其知识之广博在“五四”之后可以说无人能与之比拟，但他却说自已对文学不知，而把“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看作是他“唯一的一点知识”，这决不是光因为谦虚，实在是要故意强调后者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这样说，从他另一篇文章中可找到根据。那就是同一本书中《东京的书店》一文：

     末了最重要的是蔼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七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古人学艺往往因了一件事物忽然省悟，与学道一样，如学写字的见路上的蛇或是雨中在柳枝下往上跳的蛙而悟，是也。不佞本来无道可悟，但如说因“妖精打架”而对于自然与人生小有所了解，似乎也可以这样说。

 对于蔼理斯的推崇，在周作人谈“性”的杂文中随处可见。在《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一文中，周氏一开头就说：

   蔼理斯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其最大著作总要算是那六册(后来蔼理斯又加了第七册，所以在另一段引文中周氏说是七册——笔者注)的《性的心理研究》。这种精密的研究或者也还有别人能做，至于那样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极不易得的。我们对于这些学问原是外行人，但看了他的言论，得到不少利益，在我个人总可以确说，要比各种经典集合起来所给的更多。

    关于周作人有关“性”的观点，再用几十倍多的文字，我也是介绍不尽的，正如他介绍蔼理斯时说的，蔼理斯最可贵的是他“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而周作人在他对“性”的论述中，也正表现出了他的这种眼光及思想。对于一些有评论性的问题，周氏用极清晰的逻辑、快刀斩乱麻的方法，一下子分清了是非界限。于是，看来复杂透顶、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周作人看问题的方法与霭理斯的一定完全一样，因为周氏在谈自己看法时就不断引用霭氏的论点，所以，霭氏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正是周作人所最敬佩的。而这，也正是我所最敬佩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一是对于很多受到社会非难的某些性行为的看法，如：同性恋，失贞、私通，甚至兽交(Zoocrastia)等一些所谓“非正统”的性行为。周作人在《夜读抄·性的心理》中说：

     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满足有些无论怎样异常以至可厌，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他要损及对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

对于蔼理斯的这个看法。周作人认为：

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能算怎么激烈。据我看来还是很中庸的罢。

    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舔阴”(cunnilinctus),周作人说：

     对于这个，平常学者多有微辞，有的明言自好者所不为，蔼理斯则以为在动物及原始民族中常有之，亦只是亲吻一类，为兴奋之助，不能算是反自然的，但如以此为终极目的，这才成了性欲的变态。普通的感想这总是非美的。霭理斯却很幽默的添一句道：“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难以称为美的(aesthetic)罢。他们不知道，在两性关系上，那些科学或是美学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适合的，假如没有调和以人情。

    对于“兽交”，周作人说： 

     蔼理斯慨叹社会和法律的对于兽交的态度就是今日也颇有缺陷。往往忽略这事实：即犯此案件的如非病的变态者也是近于低能的愚蠢的人。还有一层应该记住的，除了偶然有涉及虐待动物或他虐狂的情节者以外，兽交并不是一件直接的反社会的行为，那么假如这里不含有残虐的份子……这可以算是性欲的病的变态中之一件顶无害的事了。

    在讲到新闻记者以报道男女私通的新闻为乐事时，周作人在《谈虎集·读报的经验》中说： 

     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交涉，即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所以记述那种新闻以娱读者，实在与用了性的现象编造笑话同是下流根性。

    至于同性恋，周作人在评论德国法西斯捉拿同性恋的新闻的文章《苦茶随笔·关于捉同性恋爱》中说：

     夫同性恋爱为何物，性学中言之最详，总之此是属于医生的范围，而非军警之事。

    周氏把此事比作跟中古时的教士以为疯子有鬼附身而用鞭打或火烤要逼出鬼来一样可笑。   

    只需略举以上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周作人(或者说蔼理斯)看事物是如此逻辑清楚，层次分明。一般人往往把个人的好恶掺杂在对客观事物的评价里，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永远缠夹不清，得不出客观公正、平心静气的结论了。而周作人却引用藕理斯的理论，能够撇开个人好恶，放开眼界，于是。关于“性”的一切疑难杂症都能药到病除了。(未完待续)

                         徐家祯

                         一九九0年十一月十五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