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写于一九九七年）

徐家祯

    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离不开水。但是，人究竟不是鱼，而社会也不是水，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不但总会打上社会的烙印，而且也会成为一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尤其是生活在本世纪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谁的生活经历能够不跟社会一丝一毫的变动联系起来。

    我今年五十五岁，要写自传不但似乎太早，而且老实说，颇为平淡的一生中值得一记的事其实也不多。但是，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社会的一面镜子来看，或许就像很多人说过的那样，“一滴水能够映出整个太阳”，那么，从我平淡的生活或多或少也能看出中国社会激烈的动荡吧。

    如果有谁要我讲解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我一定会把这五、　六十年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平时人们习惯于说的“解放以前”。这样说来，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解放以后”了。第三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开始，那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但触及了中国每个人的灵魂，实际上也改变了中国每个人的生活。第四阶段是“文革“以后，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吧。

    回顾一下我过去五十五年的生活，发现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且，我生活的这四个阶段，跟中国社会的四个阶段正是基本吻合的。

我一九四二年农历三月十九出生在上海一个经商的大家庭里。我家祖籍绍兴。清朝末期，因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战乱的影响，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纷纷离弃田地到城市去寻求新的出路。我的高祖父大概也在这批“冒险家”之中，离开了绍兴，到了最近家乡的大城市 —— 杭州，开始经商活动。因为时间久远，又无文字纪录，现在已经很难查考我的高祖究竟在杭州经营什么样的商业活动了。但是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到我曾祖父徐吉生一代，徐家的商业活动在杭州已经很有名气。一九零零年，我曾祖父就已在杭州创办了一家缫丝厂，后来成了杭州最老、最大、开办最久的私营缫丝厂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祖父的事业越做越成功，不久就发展到成为不但在杭州，而且在绍兴、嘉兴等中小城市都有企业的、在当地很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曾祖父故世后，家族的企业由我的两位叔祖父徐立民和徐礼耕先生继续经营。抗战时期，他们在上海也开起了一家丝绸厂，以后，经营重点转移到了上海，全家也就从杭州搬到上海来住了。

    我的曾祖父有三个儿子，就是我的祖父和两位叔祖父。我的祖父是长子，十八岁结婚，一年以后就得病去世了，那时，连我的父亲都还没有出世，所以，我父亲就成了“遗腹子”。我父亲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又得病去世，于是，我父亲又成了“孤儿”。这样一位无父无母的长房长孙，自然而然成了整个大家庭的宠儿。我曾祖母更是疼爱得如同掌上明珠。虽然那时中国早已开创留学之风，但是因为怕我父亲送进学校学到不良习气、招引匪徒绑票，所以就仍延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研读四书五经、做诗填词。我父亲七、八岁开始写古诗，十多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很快成了杭州“神童”。因为受古书上读书做官、为民除害等思想影响，后来他以同等学历资格考进大学学习法律，并又通过国民政府的司法官考试，成了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

    我父亲徐定戡和母亲高诵芬的婚姻完全是旧式的，虽然在三十年代，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和在国内学堂中受过西式教育的大、中学生对自由恋爱已经不是十分陌生的事情了。

    我母亲也是杭州人，祖先在南宋时随皇帝南渡，受封为王，定居绍兴。清乾隆时，祖先迁移杭州，也以经商起家，成了杭州有名的望族，有“高半城”之称。我母亲的曾祖母在杭州创办“放足会”、“女子学堂”等组织，是浙江有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她还兴办慈善事业，赈衣施药，成了杭州有名的大善人。这位高老太太思想十分开通，在一百年前就鼓励儿孙去国外留学，想以科学振兴中华。所以，我外公十八岁就去了日本，在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住了十三年才回国。我外公虽然接受过外国教育，但是思想并不开放。他认为女子将来总归要依靠丈夫，念多了书也无用，只要识几个字，以后可以写信、记账就可以了，所以就也在家里请了私塾老师来教我母亲。到了十八岁，通过媒人介绍，我母亲就嫁到了徐家。不久，抗战爆发，我父母就随着大家庭搬到了上海。我就是在上海的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出生的。

    这个大家庭的最高长辈就是我的曾祖母，因为那时曾祖父已经去世。在我出生时，她已年近八十了。曾祖母以下就是由我父母一家组成的大房和由两个叔祖父的家庭组成的二房和三房。我们一房人口十分简单，只有父母和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我是老大。我的两位叔祖父孩子都很多，尤其是三叔祖，娶过两位填房，一共有十多个儿女。再加上人数众多的男仆女佣，在上海玉佛寺附近的一座有几十间房间的老式大花园洋房中住了五、六十人，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我跟我的弟妹们在这个大家庭中是最小的一辈，但是大家庭中有的辈分比我们大的叔叔、阿姨们年龄却并不比我们大几岁，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小。所以，童年时，在大家庭中不乏可以一同游玩的伙伴。大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都由佣人出去采办，一日三餐从大厨房中开上来吃，每家还有女仆可以做特别喜欢的添菜，连上学都是由大家庭的汽车接送，所以，虽然那时我住在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但是，我童年时的生活却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跟外界几乎完全隔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冒险”气氛。

    我的生活的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的一声炮响开始的。那时我七岁，已经在小学三年级念书了。我四岁就上了小学，那是因为我外公是杭州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安定学校的董事长。记得我四岁那年的春节，与三岁的妹妹和父母一起去杭州外婆家过年。外公带我们去安定小学看看，就让我们坐进一年级的教室开始上学了。后来看到我们能跟上别的年纪比我们大的学生，就将我们留在杭州念完了一年级上学期的课才回上海。以后就转进上海的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正式开始学习。还记得很清楚，四九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只听见课堂外边近处一声巨响，不久，级任老师就慌慌张张走进教室来说，“今天的课上到这儿，大家可以回家了。”对七岁的孩子来说，当然不会知道这是改朝换代的大事，只以为可以早回家玩儿总归是好事。那天，我父亲也很早下班回家，全家气氛很是紧张，晚上还做好应急准备，万一有流弹飞入房内，全家就都钻进四周包着棉被的桌子底下。然而，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早上佣人进来通报说：大门外已经有穿草鞋、着军装的解放军站岗了！

    “解放”，对我们家的生活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明显，尤其是头十年。当然，解放不几年，我们就卖了那栋大房子，三房分了家。但是分家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解放，还因为解放前一年，作为全家枢纽的、我的曾祖母病故了，于是大家庭迟早得解体。分家后，我们三房人家各自买了一栋独立的花园洋房，还是住在同一条街上，来往密切，只是每家的房子都没有以前的大罢了。我们家四口人住在一栋双开间三层楼的房子里，有大小十多个房间，雇着两、三个佣人，生活比在大家庭时自由多了。父亲解放后还当了一阵子法官，这回是当华东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地位更高了。但过了几年，司法改造以后，他就离开了司法界，开始在一所干部学校任教。

    父亲从年轻时起就爱买书。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不定，他的藏书也时聚时散。尤其从杭州搬到上海，再从大家庭变到小家庭，他的书丢失或卖掉了很多，但是在我们独住的房子里，他的书还占了两个大房间，总有一、二万册。除了大部分是线装书外，也有现代作品和专为我们四个孩子买的儿童书。幼年时，我的主要活动就是看书。要看书就到父亲的两个书房去找：先找儿童书看；年纪大了一点，就找现代小说、散文；大约到了初中，就看起古典小说来了。初、高中时，中苏关系密切，我看了大量苏联小说。后来，兴趣又转到了一切翻译小说。那时，父亲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了，于是我就自己开始买书，渐渐地，我自己的书也积了两书架，上千本。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兴趣爱好很多、很广，除了看书，我还喜欢集邮、做各种模型、听音乐，等等。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好，房子也大，家里还专门有一个“劳作间”，供我做模型、做化学物理实验之用。一放学，我就跟同学在那个房间里做这做那的。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化学家或者地质学家，后来又一门心思想当医生，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教师，做作家！

    正在我忙着准备复习功课、迎接高考的时候，突然，父亲因为解放前做法官的经历，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按照判决，他离开了学校，回到里弄“接受群众监督管制”。虽然我们家的经济生活毫无改变，但是政治地位却从此一落千丈，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要说解放对我的影响，恐怕还得从这时算起。首先受到直接影响的是我的升学。我自以为凭着真才实学，公平竞争，父亲是不是反革命有什么关系，于是在填大学入学志愿书的时候，明明可以填写二十五个志愿，我只填了一半，清一色都是医科大学，而且还是全国第一流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的中国医科大学——原来的协和医学院，要念九年。我想，自己年纪还小，九年毕业也只有二十五、六岁，正好。谁知发榜出来，竟然录取在志愿表上根本没有的上海师范学院——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再看我高中全班五十多个同学，有六、七个连一个大学都没有考取，他们竟然全是“杀、管、关”的反革命子女，有的成绩在全班一向是佼佼者。我能得到一个师范中文系念念看来还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不管怎样，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打击，可能也是至今颇为顺利的前半辈子中唯一的重大打击。

    既取之则安之，我进了师院就安心念书。在大学阶段，还是热心于看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凡是图书馆里可以找得到的西方名著，差不多都看遍了。我还曾经想自编一个英国文学作品目录，但是进行了一点儿，因资料不够终于半途而废。因为热爱西方文学，我也开始对英文感起兴趣来，希望有一天能够用原文欣赏文学作品。于是，别的中文系学生普遍认为“无用”的英文，我却学得津津有味。

    以前在中国，一旦跨进大学之门，差不多一辈子就不用担心了。只要野心不大，一切由组织安排，就可以安安稳稳活到退休、老死。我在大学毕业以后，也由国家分配，进了上海静安区建东中学，当了语文教师，一做就做了十多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不定，我现在还是建东中学的语文教师呢！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爆发，我的生活也就进入了第三阶段。我家是大资本家，又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双料货，于是首当其冲，革命马上革到我们头上来了。红卫兵一批又一批来我家查抄“四旧”。我家经营的、那时已经公私合营的毛纺厂的造反队也来抄去了全部存款、现金、首饰、书籍、字画等一切稍有价值的东西，最后，连房子也充了公，全家被房管所安排进一间只有十六平方公尺、冬寒夏热的朝北后间，一住就这么住了十六、七年。幸亏父亲在文革前就已经中风，那时还半身动弹不得，除了受红卫兵辱骂之外，在肉体上并没有受很大的虐待。倒反而我母亲，做了她丈夫的替罪羊，吃了不少苦头。我那时年纪还轻，只有二十四、五岁，虽然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但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小辫子”可抓。当然家庭出身不好也是可大可小的一个把柄，但是因为平时工作努力、人缘尚佳，所以竟然在文革中不但没有受到针对个人的冲击，反而在后阶段连年被评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优秀教师”，常去外校“讲用”、宣传。在文革十年中，书虽教得不多，但是上山下乡、行军拉连、学工学农、“五七干校”倒没有少经历一件。这对生活在“暖房”中二十多年的我倒也是一个增长阅历、锻炼体力和毅力的好机会。我想，如果没有“文革”这段生活经历，在以后的留学过程中，我难保不会打退堂鼓。

    因为“文革”阶段没有什么课可上，我的空余时间就都花在学习英文上了。既然没有正式的英文班可进，也没有正规的老师可请，我就自己阅读、翻译英文诗歌、散文和故事。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在六、七年中译出了五百多首英文诗和十多万字的散文、故事。没想到，这倒为今后的出国打了一些基础。

    我生活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四人帮”打倒，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我赴美留学开始的。

    我之所以会去美国，那还得从我的小舅说起。我母亲有两个兄弟，弟弟在解放不久就去了香港、台湾。因为怕搭上“海外关系”的边，使社会关系问题雪上加霜，我们有三十年之久没有跟他通信联系。“文革”之后，我们通过一个远房本家，得到了他在纽约的地址，就由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他的回信。在信中，他问我和我的弟妹、表弟妹要不要出国自费留学。当时，在一九七八年，去外国自费留学对所有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都还是“天方夜谈”，连梦想都谈不上。不用说我的弟妹及表弟妹们觉得英文不好，根本不可能出国留学，就是英文比他们好的我也顾虑重重，怕万一申请不成，羊肉吃不到反惹一身羊骚臭，以后每次运动一来就被揪住“想叛国投敌”的小辫子不放，可犯不着。但是，转而一想，不管怎样，能有出国见识见识的机会总不能就白白错过。如果能在国外得个学位，当然更好，即使得不到，开开眼界也总是好的。再加，七九年初，国内各报上都有开放自费留学的暗示，于是我就决定一试。结果，“过五关，斩六将”，用了大半年时间，竟然在年底得到了美国签证，这真好象我马上就要起程登上月球一样使我的同事、亲友震惊万分。最近见国内出版的一本关于留学美国的书，里面有一些统计数字，说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中国开始有自费留学生去美。那年，美国驻华使馆一共签出523个留学签证，那么，我得到的美国签证一定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无意之中，我竟做了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留学潮的开路先锋！真是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呀。

    虽然我离国赴美的时间比其他大陆中国的学生都早，但是在美的遭遇却跟他们大同小异，离不开打工干活，只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我的震惊程度可能也比以后出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学生要大得多。

    一到纽约，我就发现舅舅的经济并不宽裕，他要我出来留学原来是要把我“救出苦海，”而不是像我原来想象那样，看看世界，念点儿书。但是，既然作为“留学”身分抵美，就得真的上学念书，否则要被移民局当非法移民抓去。学费最便宜的学校是语言学校，何况那时国内还没有“托福”考点，而没有“托福”成绩，一般大学是都不会录取的。于是我就进了那家我在国内时就报了名的语言学校。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还要准备以后上正式大学所需的学费和其他不时之需，我就进饭店打工。先从洗碗、送外卖做起，后来就做起服务员来了。我在纽约的经历，几乎跟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模一样，就差在厨房打杂时手指没有切破，最后也没有开毛衣厂发财！

    在纽约住了一年半，念书只念了一年，而打工却整整打了一年半。在纽约这段生活，虽然不能说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一段生活，但是或许可以说是我一辈子最艰难的一段生活。那段经历的片段，我后来写进了散文集《南澳散记》。

    在纽约时，我一边打工、念英语，一边申请各大学的研究院，并希望得到奖学金。我在国内念的是中文系，三十七、八岁要完全改行可能已经太晚。何况我想，在美国继续研究中文或许还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一个策略呢。最后，在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的推荐下，我终于进了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念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硕士学位，而且在该系当助教。这样，不但可以减免一切学杂费用，而且每月还有生活费可以领取。于是，我就离开了纽约，也从此跳出了在饭店打工的艰苦生活环境。

    在美国念研究生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用的不是自己的母语以外，而且连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也要来一个，90度的大转弯。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当然更加大了难度。不过，在夏威夷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终于念完了规定的学科，只等完成论文就可以毕业了。正在此时，我得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招聘汉语教师的广告。我的导师们都鼓励我去申请，说“现在工作机会不多，可以先找到工作再完成论文”。于是，我开始申请这个职位，并幸运地得到了这个工作，不久，就从西半球和北半球移居到了东半球和南半球来。

    从一九八三年初到现在，我在澳洲已经居住了差不多十五年，在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工作了同样长的时间。在澳洲的第一年，我集中力量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了学位。以后，我不但写了不少汉语研究方面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有关刊物上，还出了两本语言学译著《语言和语境》以及《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

    差不多在一九八四年，我开始了散文创作。起初是写海外见闻和感受，在国内各大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观察》、《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上发表。后来，在墨尔本出版的《汉声》杂志找我做他们在南澳的通讯员，我就开始为他们写稿。不久，悉尼的《华声报》也来约稿。我觉得澳洲海外华人对大陆近几十年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们往往对大陆中国人时有误解，于是就为《华声报》开了“南澳散记”专栏，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出国后的感受，一写就写了20万字，连载一年半，在澳洲文坛影响很大。后来，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散文集。

    开了《南澳散记》专栏以后，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又为墨尔本的《海潮报》开了“东城随笔”和“西窗漫话”专栏，并在其他报刊发表散文。至今为止，我在澳洲、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发表的散文大约有一百多万字。

    一九九零年，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我被推举为首届理事会理事，现任该会副秘书长。一九九三和一九九六两届，又被当选为北京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根据评论，大家认为我的散文文风质朴、清新，文句通顺、流畅，描写细腻、逼真，议论大胆而有新意，善写生活琐事。我自己觉得这些风格都是受周作人、丰子恺散文影响的结果。当然要能写出像他们大师那样炉火纯青的散文来，那就还要走很长一段路程呢。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

                                            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