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命运的考验，司马迁与两位少卿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也就决定了伟大与渺小，沉沦与不朽的最终分野。

司马迁怎么不也会想到，自己只是因为自己以为的为兵败被俘屈膝投降的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却遭到武帝刘彻的沉重打击，这样的打击在他看来是世间所不能承受之重的奇耻大辱。自己本为朝廷命官，却受到相当于净身一般的宫刑，沦为宦官一类的下等人，这对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他怎么也想不通。

哀莫大于心死，在这样的污辱面前，一般想来士可杀不可辱，死或是可以明志的最好抗争。

这样以死明志的选择在世人看来当然也无可厚非，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总之选择是自己，评论交与他人，但对我本心来说，必须有个说法，所以或许死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选择，没有之一。

生与死，这是个问题，在哈姆雷特面前，他本能的面对着选择的困难。

可是他的境界还是偏狭。西方人无法理解东方人的思想。

所以他不可能与司马迁有个对比。

面对着这样的抉择，虽然判断并非难题，可是怎能轻易的做出选择。

他怎么可能同之前的两位同僚们就那样轻而易举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这两位同僚就是李陵与任安。

巧合的很两位同僚都是名为少卿。

此少卿不是彼少卿。

虽有不同，但在命运的驱使下，两位少卿倒也是异曲同工。

异的是一文一武，一个是战将，一个是守城官。活跃的场合也大不相同。

李陵世代为武将，身为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继承了爷爷辈的骁勇善战的遗风，真是将门虎子不逊于祖辈。在那个犯我强汉都虽远必诛的强悍的国风面前，李陵自也是战功赫赫，无论是单独出战还是配合出征，都取得了显赫的战功，为武帝所青睐。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可是并不是每位百战名将都可以全身而退屡立战功。命运的造化着实有时候有些弄人。最后一次的出征匈奴，以八千健儿，披坚执锐数十天，最终人困马乏缺乏粮草和后援，在匈奴以举国之力围攻汉朝孤军深入的不利形势下，落得个最后的失败，自己也被迫投降。

李陵的投降虽有不得已之处，但其后果对其家族来说是灾难性。武帝一怒之下，将其家族全部夷灭，留在汉朝的所有与其有关的亲属们一个不留，全部遭到诛杀。

而任安呢，命运有些唏嘘。

本来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戾太子之乱中，因为自己坚守城门没有派军支援，被武帝予以嘉奖。但谁知后来的太子之乱被人说出实情，心疼太子含冤受屈想要为之昭雪的武帝此时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当初的有功之臣们在这一逆转的态势面前一个个变成了罪人面临着严重的治罪。而当初接受了太子符节却在最后一刻没有履行约定不支持的任安被责怪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在武帝看来这样的墙头草似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于是心生怨恨，最终于是判他腰斩。

有异就有同。同的是两人命运的天平都倒向了噩运的一端。虽然李陵因为身在匈奴，受不到汉朝的直接治罪，但家人却悲惨至极。而任安呢，只是在等待着十二月份腰斩的执行。

罪罚在自身还是亲属，形异而实同。

两个人却恰恰与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都有着一定的交集，只是深厚浅薄的差异。

对李陵而言，他与司马迁的交情并非很深，用司马迁本人的话说也不过是“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而他与司马迁的结缘却只是司马迁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当李陵兵败时，面对着朝廷众人墙倒众人推的中伤时，他“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本抱以满腔忠贞之情，却没曾想到他的忠直之言，被武帝认为他是污损了国舅李广利的名声，这样的逻辑在武帝看来，李陵之败若情有可原，那他身为武帝的宠妃李李夫人之兄的李广利没有救援是不是有责任，而这样的辩解无疑是潜台词对李广利不利的。司马迁为李陵辨解，不是有意诋毁李广利吗。

在那个伴君如伴虎的年代，侍奉在皇帝身边，获罪也是分分钟的事。不管你初衷如何，只要皇帝有了这样的判断，等着的就是下狱治罪吧。

而这分分钟的事简直以光速的快捷降临到太史令司马迁先生的身上，那难以启齿的腐刑的折磨让他本以为刑不上大夫的他不能承受也得活受，所谓刑不上大夫，本来是说在上之前，那些讲究气节的大夫们当以死明志的。可是司马迁还不能就这样选择一死了之。

不，怎么能死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是用之所取异也。

他不能死，他还有比死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并非是太史公的觉悟就是讲看淡生死，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多少对于死字让人有种视死如归的刚烈，可是那个“归”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气节。

这个不符合司马迁的本心。

他的这个本心，就是要效法前人在困顿噩运面前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去完成自己曾经在也同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面前许下的诺言，那就是要秉持史官的精神，用自己此前的长期历练和考察打算做下的惊天动地的大业，“究天人子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于是他为之付出哪怕是生命的代价也要付诸成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诞生了。

而在此之前，他的这个即将面临腰斩之刑的朋友任安在临刑之际，希翼他能为自己向武帝请托救自己一命。无论是将死的朋友是责怪还是希望，司马迁都没有接受他的请托。之前因言获罪的教训已经从骨子里给了他惨淡的记忆，他沦落在为世人最看不起的宦官人群，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他还敢说话吗？

他已经失去了讲话的资格和地位，即使是讲话也没有看得起他听的到他的话了。

任少卿死则死矣，自己的处境与死又有什么区别。

只是因为他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实现，所以才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面临着相同命运的朋友面前，他们和之前的李陵同样是悲情的，只不过李陵选择的是悲愤而以永不返汉的形势表达心悸和抗议。而任安却还幻想着能够有人搭救而苟且，而司马迁的抗争最终让他在历史上升华了生命的价值，让他那本前后长达三千年历史记录的《史记》成为中国史书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从而让那曾经遭受严重摧残的躯体从此得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