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司马光“下手”不是一般地狠……

　　史料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同年六月，朝廷授予其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录门下侍郎的官职，让其主持朝政。同年七月，废保甲法；同年八月，废市易法；同年十月，废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废方田法；同年十二月，废保马法……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狠、狠、狠！

　　虽然司马光出手凶猛，一下子就废除了一多半的新法，但是，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毕竟，按照司马光自己的言辞：“期于竭忠，不敢爱死……四害未除，臣死不瞑目！”

　　这“四害”，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差役法；选拔将领的“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

　　青苗法、差役法前面讲过，这里不再讨论，说说“将官法”和“与西夏重新议和”的问题。

　　严格来说，“将官法”并不是王安石发明的，而是范仲淹的“杰作”。

　　当年，范仲淹率军与西夏人开战，打仗前，范仲淹发现了宋朝军制的弊端（那个“敌人入侵后，官小的先出阵，官大的后出阵”的制度）。为了提高宋军的战斗力，范仲淹下令唯才是举，把部队分给六个将领指挥，让他们协同作战。

　　这个选拔制度，就叫“将官法”。

　　范仲淹虽然死了，但王安石变法时，觉得这个制度很好，就把这个制度保留了。结果，等司马光执政后，即使这个制度是利国利民，司马光也无情地将其废除了。

　　当然，司马光废除这个制度，也合情合理。毕竟，“将官法”严重违背了官场“论资排辈”的原则，与祖训不符。

　　如果说，司马光废除“将官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祖训、杜绝官场地震，还有情可原，那么，在“与西夏重新和谈”的问题上，司马光却没有任何原则，他甚至愿意割让土地，不惜“以领土换和平”，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原来，为了与西夏和好，司马光想把王安石收复、苦心经营多年，用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此令一出，群臣都懵了，大家苦苦相劝，说割让土地，事关重大，我等无权决议。就算要割让土地，也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问一问，若那些土地真的没用，再割让不迟。

　　司马光一听，言之有理。于是，他请来了久居西北的将领张路，向他询问。

　　史料记载，张路听说司马光要割让河湟一带后，彻底疯了，这哥们儿抱着地图，就来找司马光了。

　　面见司马光后，张路摊开地图，指着这些地名，道：“大人请看，河湟一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一举切断了西夏与南方诸部的联系，让其处在三面的包围圈内。若失去了此地，不仅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还会使我大宋的西北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看完地图后，司马光恍然大悟道：“若不是您的意见，我几乎误了国家大事！”

　　从此，司马光再也不提割让河湟一带之事了，“与西夏重新议和”这个“四害”之一，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解决了。

　　这个连地图都没有看过的司马光，就敢如此大放厥词、振振有词地要放弃土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的司马光，为了废除新法，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好在，在割让土地这个问题上，司马光还算是“清醒”了一下。否则，历史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也不会得到“文正”的谥号了。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晚唐“牛李党争”，在毫无原则的氛围下，为了打击政敌，牛党领袖牛僧孺意气用事，下令不许出兵吐蕃（当时吐蕃在内战，机不可失），也不许接受吐蕃的叛将叛民。结果，此举造成了唐朝极大的被动（言而无信）和极大的损失（你不要人家，人家就怀恨回去，转过年打你），还成了牛僧孺一生的污点，被人口诛笔伐到现在。

　　可想而知，如果司马光真的割让了河湟之地，那就比牛僧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仅仅是司马光的污点了，应该说是他的罪行了，而且是永久的罪行！　一意孤行

　　史料记载，宋神宗病逝后没多久，西夏的大梁太后也病逝了。这个女人死后，西夏的惠帝李秉常再次亲征。

　　前面讲过，李秉常是一个坚定的“鸽派”，他根本不想与宋朝开战。而且，虽然西夏打赢了这两场大战，但是他们也损失惨重。于是，李秉常主动示好，请求与宋朝罢兵休战。

　　得知敌人“服软”，司马光甚是高兴，他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与西夏重新和好。

　　至此，两国再不用兵戎相向。虽然这种和平，仅仅延续了七年（次年李秉常病逝，其妻小梁太后垂帘听政，又开始讨伐宋朝），但不管怎样，当时司马光眼中的“四害”，算是解决掉一个。

　　至此，废除“差役法”和“青苗法”的问题，也要被提上日程了。

　　然而，司马光惊讶地发现，废除这两法要难得多。

　　因为，有一个人始终跟自己唱反调，说什么也不让废除差役法。

　　这就是刚刚回朝的苏轼。

　　史料记载，经过了民间的“洗礼”后，苏轼已经变了，他已经从当年那个不了解民情的官员，蜕变成一名知道百姓苦楚的好官了。在差役法的问题上，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

　　于是，苏轼全力反对，而且在反对期间，还常调侃司马光几句。

　　他调侃道：“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这个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跟两个鳖互相踢一样。”

　　司马光不懂其中之意，问道：“两个鳖，不能互相踢吗？”

　　苏轼回答道：“就是不能互相踢呀！”

　　至此，司马光才明白，苏轼这是在嘲讽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举动，比作两个短腿互相踢的土鳖。看着挺用力，实际根本踢不着对方。

　　这个人，嘴太欠了！

　　被冷嘲一番后，司马光大怒，跟苏轼争论了起来。苏轼叹了一口气，说起了一件当年司马光干过的事情。

　　苏轼语重心长道：“相公还记得吗？当年，宋英宗时期，为了对抗西夏大军，宰相韩琦建议，要在陕西一代征召百姓，刺字为军，组建一支‘义勇军’，让他们开赴前线，与敌人作战。当时，对于这件事情，您强烈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司马光道：“是有此事。当时，若组建这么一支义勇军，确实能增加20万的兵力。但是，这些士兵根本没有训练过，就是一群炮灰，空有人数优势，却毫无作用，徒增伤亡罢了。”

　　苏轼道：“没错。后来的事情发展，全在您的预料之内。义勇军上战场后，毫无作为，死伤无数，还助长了西夏军的嚣张气焰。”

　　司马光道：“是的，若当年韩公听我一劝，也不至于如此惨败。”

　　苏轼道：“没错。你劝说韩公时，我就在现场。你劝说韩公的言辞，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当时，韩公不听您的劝，您非常生气。可如今，您当上宰相后，为什么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记载，对于苏轼的这个问题，司马光只能“不悦而罢”。

　　后来，不管苏轼如何劝说，司马光就是铁了心了，非要废除差役法。

　　史料记载，见司马光根本不听劝说，苏轼气极了。下朝回家后，苏轼一边脱掉官帽，一边大骂道：“司马牛！司马牛！”“这个司马光，真是一头倔牛！”

　　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唏嘘……

　　曾几何时，王安石当政，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为此，司马光气得咬牙切齿，送其一个外号“拗相公”。结果，司马光当政后，竟然跟王安石一个德行，最终也得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司马牛”的头衔。

　　拗相公、司马牛……得此结果，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还是那句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刘娥如此，宋仁宗如此，司马光、王安石、章惇、蔡京，还有无数的大臣，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苏轼。

　　书归正传，虽然苏轼为司马光起了外号，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司马光还是力排众议，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正式废除了差役法。

　　得知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被司马光废除了，苏轼很是伤心。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伤心，并因为伤心过度，最终郁郁而终。

　　这就是苏轼的好友、变法的开拓者——王安石。　

　　

　　史料记载，废除差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府后，王安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认无误后，他无奈道：“此法亦能罢乎？此法亦能罢乎？我和先帝反复研究讨论此法一年多，才颁布执行。此法考虑甚是周详，措置极其精当。此法一罢，天下事尚可为乎？尚可为乎？”

　　说完，王安石气得往床上一躺，开始不吃不喝。不管谁劝，王安石也心里堵得慌，不想说话，不想吃饭。

　　在这种状态下，这位已经66岁的老者，生病了。

　　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癸巳日（初六），王安石在悲愤交加中，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6岁。他带着自己的法、未完成的事业，去另一个世界了。

　　一代“奇才”，就此病逝。

　　关于王安石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愁死的。

　　毕竟，人这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自己奋斗一生的心血被毁灭，而更可悲、更可怜、更无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