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再没热情也得认真过

我一直不热衷于过年。

其实，中国人的年过得挺累的。

小时候，听到最多的词是“年关”。年关，对手艺人收账难，对于其他人还帐更难。我的老家年关总有很多穷人不敢在家中呆着，留下那些无奈的女人和老人，去面对同样苦着脸的上门讨债者。等到我家已脱贫，父亲每次贴门神时，总还会唠叨：“不能太早贴呀，过去贴对联、贴门神太早是挡讨债的人啊。”赣北农村有不成文的规定，贴了门神就不再进门讨债了，给穷人最后一点面子。

现在年关难过的人少了，但年依然不好过，这与文化有关。

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一年的收入很高比例用在过年这一段，所谓“有钱无钱，回家过年”，过年的花费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往往是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富裕程度的关键指标（似乎成了中国式的恩格尔系数），严重不协调的消费破坏了普通家庭的均衡度日。

中国的过年时间太长，不管放假早晚实际都得消耗一个月的光景，农民工回家的日子大多由交通决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春节前早早人心涣散了，人在心不在，甚至人也不在去送礼走关系去了，整个社会效率因此而低下。

过年虽说是集中休假，实际上更多人是集中装门面、集中铺张、集中编织关系网，浪费极为严重，富人过期的昂贵的食品不说，就是穷人家的剩饭剩菜也比平常日子多得多。

然而，年，再没热情也得认真过。人在俗世，如何脱得世俗？我说过，世俗就是削自己的脚去穿大家认定合脚的鞋。

过年首先需要安顿好父母。父亲很不愿到北京来过年，来过过一次年就怕了，没有人玩。儿子再能也不能把他的老伙计们全请到北京呀。我们年年拖儿带女的回江西，也不会得到多数赞同。我和弟弟认真商量过过年的安排，以后请父母四年一轮地过：我一小家回老家陪父母过年、弟弟一小家回老家陪父母过年、父母到我这边过年、父母到弟弟那边过年。今年父母去弟弟在东莞的家过年，下午的火车，我请老家的同学派车送站。此前和太太专程回老家去了一趟，给老父亲送去定做的羊皮坎肩，去舅舅、姑姑、妹妹家走了趟，就算把年提前过了。好在岳父母年轻还不大，给了一点费用，就此将就吧。

过年还得安排好孩子。孩子过年只是多给钱、多给好吃的，觉得很不妥。在微博上看到大教授的老乡赵晓提供的消息：“王依萌，今年刚10岁，家住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梁公村。1岁时，母亲就患癌症去世；一个月前，父亲又因胃出血去世。幼小的妹妹照料着比自己大一岁的智障残疾哥哥，小兄妹相依为命。‘爸妈不在了，最亲的人只有哥哥了，我要照顾好他！’小依萌说。”正好，以小孩的名义给小依萌寄2000块钱去。对于儿子，这大概算是一种较好的过年方式。

过年还得适当照顾好我的助手。太多的事没有去做，实话说也做不到。提前把年终奖发了，更困难的预支一些。最最重要的是给各位足够的年假，反正年前年后整个社会都没心事做事，何必把人锁在身边。我的人春节前后一个月都可以不上班，只要有一个人值班就行，其他非做不可的事，网络办公也可以。全社会都没效率，我们几个讲求什么效率呢？神马都是浮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