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一份资料，是一位很有名的教授讲的故事。李若山是复旦大学校委，有一次去参加校委会，走近来一个老人，鹤发童颜，是导弹物理的，李是管院会计系的。老先生一听，马上拉住李的手说：“哎呀，原来你是会计系的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啊，我有个孙子，要读你们会计的研究生，可以么？”“可以啊。”“哎，会计真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啊，我们导弹物理，才7、8位的数都难以做到精确无误，你们会计那个资产负债表啊，有时来个10多位，加上2位小数，居然能精确到分，居然两边能做到1分不差，正好相等，真是个伟大的学科。”

    “老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会计的科目，有不少都是‘毛估估’估计出来的，并不是非常精确的。”老先生一听马上变脸：“什么？都是估计出来的，那你们会计也太不严谨了，估计出来的数字，怎么能放在年报上给人看，起码要做个说明吧，而且还两边划等号，应该划约等号啊！”

    这样的事情，现在社会怕是只有搞核物理的老专家才会吃惊。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的病。

    记得胡适曾经讲过一个“差不多先生”的故事，说这位差不多先生做什么都是差不多就行。东街买酱油，在西边买了醋；上火车是八点，可是他老人家八点过一刻才到，赶不上火车，反而埋怨：“不就一刻钟吗，不差不多吗！”最后自己病了，请姓汪的大夫，结果请来了姓王的兽医，他同样是“差不多”。结果，给治死了。临死前说：“活着和死了差不多”。胡适先生肯定是从民族的劣根性上讲这个笑不起来的笑话的。

    昨夜读南怀瑾，有同样的观点，相似的故事。说的是，民国之初，一些清朝遗老，虽然生活困顿，但还是摆谱，拿出一块钱，要下人买醋、买酱油。下人自然买不了，却不能不去。于是，进到店里，排出这可怜的一块钱，“买酱油”，店主给面子打上一点点酱油，“要醋”，店主只好把酱油倒出来，给注进一点醋。于是，一块钱，酱油也有了，醋也有了。反正，都是黑的。差不多，一回事儿！南怀瑾老先生说，中国人是一直不严谨的，感性的多理性的少，概念的多数字的少。

    既然，国人从来都是酱油与醋一回事儿，什么都是差不多，做账“毛估估”就很正常了。但，中国人如果始终是“毛估估”，就很难中兴啊，至少现时代的工业社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