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庆锋：蒙元时期四大汗国史国内20年研究综述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3期

[摘要]20余年来，国内关于四大汗国史(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研究的论文和译文百余篇，专著三部，与之有关的著作和译作多达20余部。

[关键词]蒙元时期；四大汗国史；研究综述。

20余年来，国内关于四大汗国史(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研究的论文和译文百余篇，专著三部，与之有关的著作和译作多达20余部。

1.总论。韩儒林主编、陈得芝等合著的《元朝史》(人民，1986年)第八章第三节，对蒙元时期察合台和窝阔台汗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第十章第一节对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关系作了概括性的考察。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1996年)第八编，对四大汗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民族，2000年)第五章，对蒙古四大汗国也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此外，涉及四大汗国史的国内其它重要著作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1986年)、韩儒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1985年)、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1989年)、罗旺扎布等合著的《蒙古族古代战争史》(民族，1992年)、周良霄和顾英菊合著的《元代史》(上海人民，1993年)、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1997年)、刘迎胜《二十五史新编?元史》(上海古籍，1998年)等。

国外对四大汗国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八讲、第九讲和第十讲，对蒙古西征时中亚的政局、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作了初步的研究。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1991年，此书还有商务印书馆1998年译本)第二章，对蒙古四大汗国的政治史作了系统的初步性研究。此外，还有巴托尔德《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1981年)、勒尼?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翁独健校，商务，1989年)、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1994年)、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伊朗通史》(叶奕良译，经济日报，1997年)、《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等著作也涉及到了蒙古四大汗国史。专著之外，涉及四大汗国的论文主要集中在汗国的伊斯兰化问题上。新吉乐图《伊斯兰化蒙古概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一文，对西方蒙古伊斯兰化的历史背景和进程、14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伊斯兰化蒙古人的活动和现存的有关西方伊斯兰化蒙古的遗迹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丁明俊《13-14世纪西部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一文认为，西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为伊斯兰文化输入中国开辟了通道，加速了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重要的论文还有徐黎丽《试析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陈乃雄《丝绸之路蒙古诸汗国钱币上的畏兀体蒙古文》(《内蒙古金融研究》1993年第2期)、刘迎胜《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论集——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1996年)等。

2.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商务，1985年)已由余大钧先生译为中文，该专著的翻译在我国钦察汗国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作者根据大量的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古罗斯编年史料和金帐汗国的敕令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前在中亚等地的考古成果，对金帐汗国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的考察，探讨了金帐汗国统治对俄罗斯的影响和金帐汗国衰亡的原因等问题。该专著是研究金帐汗国史的必读文献。

由于史料匮乏，国内对钦察汗国的研究比较薄弱，几乎全部是论文。政治方面。韩儒林先生对钦察、康里和蒙古族的历史作了考察，指出，伯牙吾台氏为此三族共有(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1982年，页80-86)，这一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苏北海《蒙元时代哈萨克草原上的白帐汗国》(《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和《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同前，1997年第5期)、阿布尔伽齐《统治钦察草原的术赤汗的后裔》(《蒙古学资料与情报》，以下简称《情报》，1991年第2期)和《术赤汗第五子昔班汗的后裔》(同前，1991年第4期，1992年第2-3期)、切列普宁《鞑靼蒙古人在罗斯》(同前，1991年第2-3期)、J?桑德斯《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同前，1992年第3期)、瞿大风《术赤生平事略考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莫?德?卡拉捷耶夫《俄罗斯与塔塔儿人》(《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2期)、斯林格《欧洲有关蒙古的最早信息》(载同前)等重要的论文和译文。

对外关系方面。关于钦察汗国与蒙元大汗汗廷的关系，杨志玖先生《定宗征拔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中外史料分析和考订，认为“定宗征拔都”是历史事实；而刘迎胜先生进一步勘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读〈定宗征拔都〉》，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刘迎胜先生《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一文经过详细的考察，认为西北诸王反叛朝廷始于拔都。《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至正十三年扎尼别进贡条所记事件，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史料。黄时鉴先生对此事作了考证，认为，“大撒哈剌”与“察赤儿”间不应有顿号，两者为一个词，波斯语意为大的撒哈剌做的帐幕(《元代扎尼别献物考》，《文史》第35辑)；蔡美彪和马文宽先生对此事也作了考证，认为扎你别系金帐汗国月即别汗之子和嗣君，所贡方物系波斯语音译，义为钩、叉、埃及刀弓(《〈元史〉扎你别进贡条诠释》，《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钦察草原诸民族的内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叶新民探讨了钦察 康里和阿速诸族在中国的从军建制(《元代的钦察、康里、阿速、唐兀卫军》，《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何高济依据大量的中西史料追溯了钦察、康里、阿速被蒙古征服的大体过程，考察了有元一代这些民族出身的文臣武将的活动情况，评述了他们在元代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与影响(《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文史》第16辑)。徐黎丽在其专著《蒙古元朝时期蒙古与境外民族关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国科学文化、香港教科文，2001年)第六章第四节中，对双方的关系也作了系统的考察。关于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关系，徐黎丽《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双方将近100年的以战为主、以和为辅的关系。

文化方面。关于钦察汗国的伊斯兰化，李一新《钦察汗国早期的宗教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钦察汗国最高统治者的宗教倾向及其原因，认为从拔都到别儿哥时期钦察汗国向伊斯兰化迈出了第一步；其《月即别时期钦察汗国的伊斯兰化》(《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详细考察了月即别的宗教信仰和当时钦察汗国蒙古统治者的宗教倾向及伊斯兰文化对汗国境内各地城镇的影响。重要的论文还有张文德《论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等。

历史地理方面。韩儒林考证了钦察汗国玉理伯里山的地理位置，认为，该山在今伏尔加河及乌拉尔河间，位于二河下游近里海处，不甚高大(《穹庐集》，上海人民，1982年，74-79页)。刘迎胜先生《亦必儿与失必儿》(《历史地理》第4期，1986年)一文认为，失必儿、亦必儿，从族源上说，可以上溯到隋代铁勒诸部中的苏拔、也末部，其中的亦必儿还应与《突厥语大辞典》中的Yamar河以及《金史》中的叶不辇有关，该地可能位于今鄂比河流域；阿得水为亦的勒河之说，值得商榷；术赤征服该地区的时间在1218年，玉哇失深入该地作战的时间在1293-1297年之间。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穆德全《元代西域花剌子模考》(《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刘迎胜《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等。

3.察合台汗国。政治史方面。刘迎胜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研究，已出版专著一部(《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1994年)，发表论文10余篇。论文主要有：《西方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述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以下简称《集刊》)、《早期的察合台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集刊》第9期)、《都哇家族继承权的确立——元武宗时代察合台汗国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4期)、《都哇家族对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西域史论从》第3辑)、《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元末的察合台汗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和《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历史沿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等。刘迎胜的研究，根据大量穆斯林史料，采用与中国史料相比照等科学的研究方法，纠正了许多有关察合台汗国历史的错误记载和论述，使该汗国的历史逐渐清晰，在我国察合台汗国史和西北民族史的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此外，还有刘志霄《察合台汗国初探》(《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1986年)、巴托尔德《察合台汗国简史》(《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和《察合台汗》(《西域史论丛》第1辑)、阿布尔伽齐《察合台后裔的历史》(《情报》1987年第4期)、华涛《贾玛尔?卡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集刊》第10-11期)、李一新 《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贵州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和《中亚蒙古统治者的定居倾向》(同前，1997年第2期)等重要译文和论文。

经济史方面。陈戈对1977年昌吉古城遗址出土的察合台汗国钱币进行了研究，指出，阿力麻里城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金融中心，商业活动十分发达，说明13世纪后半叶天山以北特别是阿力麻里一带已经伊斯兰化了(《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其缺陷是对外国同类研究的论文未作广泛搜罗，亦未就此开展经济史的研究。刘迎胜先生《蒙元时期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第4辑)一文，详细而系统地对蒙元时期中亚的经济(包括畏兀儿地区的农牧业状况和土地制度、河中地区经济恢复和缓慢的原因及14世纪的不花剌不动产文书所反映的有关经济现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刘迎胜的研究在我国察合台汗国经济史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第一部利用古钱币资料和考古成果，同时又放眼于广泛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对察合台汗国经济史进行系统和综合考察的权威著作。重要的论文还有：韩雪昆《新疆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和《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同前，1993年第4期)、戴良佐《新疆出土的察合台汗国钱币探讨》(《新疆钱币》1995年第2期)、任承民《察合台汗国钱币研究》(同前，1997年第4期)等。

对外关系方面。关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元史论丛》第3辑，以下简称《论丛》)一文，详细考察了中统末年至大德初年40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争夺今中亚的过程，指出，对元朝来说，控制中亚不但对维护大汗在这一地区的传统权力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保持中西陆路交通畅通的关键，对察合台汗国来说，能否有效地控制中亚，是关系他们能否在当地立国的问题；其《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论丛》第5辑)一文，探讨了皇庆、至治年间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和影响，指出，双方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是伊利汗国使臣阿必失合酒后失言，首要原因是双方在其邻接地区的牧场纠纷。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刘迎胜《忙古带把阿秃儿及其在忽炭地区的活动》(《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1993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与卡哈尔?巴拉提合著，《集刊》第8期)、《脱火赤丞相与元金山戍军》和《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贾丛江《关于元朝经营西域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大汗廷的关系》和《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1996年第1期)、赵华富《西北蕃王遣使入朝诘问忽必烈“遵用汉法”时间考》(《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等。

关于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关系的研究有徐黎丽《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关系述评》(《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等。文化方面。关于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详细考察了其伊斯兰化的过程和原因；孙振玉《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对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也进行了研究。其他宗教方面，刘迎胜详细地考察了聂思脱里教在畏兀儿、阿力麻里、虎思窝鲁朵、可失哈儿和撒麻耳干六个地区的分布情况(《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集刊》第7期)；刘先生还考察了元代畏兀儿佛教徒的著名人物和历史文献(《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同前第6期)。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王治来《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1977年)、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牛汝极《从察合台语文献看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接触》(《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王铁《论察合台语早期维吾尔叙事长诗<世事记>》(同前，1999年第2期)、阿巴拜克?阿不来提《蒙元时期新疆“畏吾尔人”与宗教》(《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

历史地理方面。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中亚学刊》第1辑)一文认为，“曲先”,为元代对龟兹的称呼，“塔林”即今塔里木河；作为地名，“曲先塔林”指今库车及塔里木河流域一带，该地为元世祖朝中期到成宗朝前期元朝控制畏兀儿地区、阻挡西北诸王东进的重要前哨阵地，元贞元年被察合台汗国占领。刘先生还对元代畏兀儿的地名和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重要的论文还有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与探讨》(《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辑)、戴良佐《独山城故址踏勘记》(《集刊》第8期，1984年)、成振国《元阿力麻里古城地望再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田卫疆《元代欣斤塔剌地望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等。

4.伊利汗国。政治史方面。李一新《试析合赞汗改革》(《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钱志和《试论合赞汗改革》(《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徐良利《伊利汗国合赞改革初论》(《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5期)三文对合赞汗改革的背景、内容和影响作了考察。李文认为，合赞汗的改革对汗国的后代统治者、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军事封地制的实施，促进了蒙古族向农耕和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钱文认为，合赞汗改革调整了伊利汗国初期的统治政策，使衰落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适应了当地早已发展了的封建生产关系，促进了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进程，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徐文认为，改革使蒙古人在伊利汗国的统治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恢复和发展了蒙古征服时期破坏了的农业和手工业，繁荣了科学文化事业。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伊思范安《蒙古入侵对伊朗历史进程的影响》(同前，1987年第4期)、A?卡迪尔巴耶夫《蒙古统治时期伊朗与近东的畏吾尔人》(《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志茂硕敏《伊儿汗国中的蒙古人》(《情报》1987年第2-3期)、巴托尔德《蒙古征服对波斯文化的影响》(《情报》1988年第4期)、李一新《旭烈兀西征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贵州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北川诚一《伊儿汗称号考》(《情报》1992年第3期)、王永生《波斯伊利汗国曾仿行元朝钞法》(《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王凤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合赞》(《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论文。

对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关于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宋岘《古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2001年)根据《回回药方》残卷对蒙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医学交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7年)一文，对旭烈兀在位时期两国间的往来通使作了详细的考订。此外，重要的论文还有杨钦章《元代奉使波斯碑初考》(《文史》总30辑)、刘法林《阿拉伯天文学对我国元朝天文学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高晓业《回回药方考略》(《中华文史杂志》1987年第2期)、李俨《伊斯兰教与中国历算之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下册，宁夏人民，1987年)、刘迎胜《唐元时代中国的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育》(《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和《蒙古时代的中国伊朗关系》(与他人合著，《伊朗百科全书》)及《从〈不阿里神道碑〉看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历史地理》1990年第7期)等。论及伊利汗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论文有波义耳《伊利汗国与欧洲王公》(《集刊》第4辑)、郭应德《马木鲁克人抗击蒙古人入侵的胜利》(《阿拉伯世界》1987年第2期)、洛克哈特《英王爱德华一世及二世与蒙古伊儿汗的关系》(《情报》1988年第2期)、王永兴《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徐良利《初论伊儿汗国合赞汗三次兵进叙利亚》(《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徐黎丽《论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许晓光《元代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西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和《论1260年后蒙古大汗与伊儿汗的宗蕃关系》(《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等。

关于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李一新在其《合赞汗时期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系统地考察了合赞汗时期伊利汗国伊斯兰化的进程，并探讨了其原因和影响；徐良利在其《合赞汗实行“伊斯兰法”原因初探》(《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探讨了合赞汗实行“伊斯兰法”的原因及影响。

历史地理方面。韩儒林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考察，认为设里汪与失儿湾非一地，设里汪是11世纪Ib Hawkal以来大食地理书所录之Sīrawan，其地在兀乞八剌之东，罗耳之西，失儿湾即Shīrwan，为外高加索东部之地(《穹庐集》,页87-90)；而朱杰勤仍坚持设立汪为失儿湾(《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地名考释》，《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1986年)。

5.窝阔台汗国。20年来，有关窝阔台汗国史的研究集中在政治史方面，而且主要集中于对海都的研究与评价上。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与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和《〈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集刊》第10期)二文认为，海都病逝的说法可能更近于实际，海都在铁坚古山之役后，可能因驻冬原因，在其附近逗留了一年，并推测其死于1302年；察八儿之立，得益于都哇的帮助，加速了窝阔台家族的不和与纷争，削弱窝阔台汗国的势力是元朝和都哇约和的基础，窝阔台汗国灭亡的标志是仰吉察儿与察八儿的投奔元朝。刘先生《论塔剌思会议》(《论丛》第四辑)一文认为，塔剌思大会标志着蒙古国的分裂，海都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受益者，他的发迹使察合台汗国的发展遇到了困难。纳比坚?穆哈穆德罕从蒙古汗位传承制度的缺陷方面探讨了海都叛乱的原因及影响(《从蒙古汗位的传统继承看海都之乱》，《中亚研究》1988年第1-2期)；贾丛江在《窝阔台汗国的兴亡》(《中亚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海都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游牧贵族，代表着保守的蒙古族势力，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窝阔台汗国中心地区在今伊犁河流域和塔剌思河谷，汗国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体，汗国的兴起宣告了大蒙古国的解体，对中亚及蒙古草原等广大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又一次重大破坏，是元朝经营西域的一大障碍，严重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其 《窝阔台汗国前期历史研究》和《海都与窝阔台汗国的创建》(《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二文认为，窝阔台汗国并非从窝阔台封地发展而来，而是海都依靠武力扩张建立起来的，地域比窝阔台及其后王封地要大得多，汗国不像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那样自受封领地始就形成了以本支诸王为基础、由长王主政的相对统一的政治实体。重要的论文还有任崇岳《从两通元代碑文看“海都之乱”的性质》(《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徐黎丽《海都与窝阔台汗国的兴衰》(《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等。

综上所述，蒙元时期四大汗国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研究仍然有许多薄弱的方面和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加快国外研究成果和穆斯林、俄罗斯等域外史料的翻译和挖掘，如《完者都史》、《瓦撒夫史》、齐曾戈曾《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等域外史料急需译成中文。20年来的研究大部分是微观研究，对四大汗国的整体性考察不够，尤其是缺乏从世界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如它们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影响等。微观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不足，如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政治史、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经济史研究十分薄弱，钦察汗国对中亚、高加索等地区的影响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史、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由于条件所限，本文不包括我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