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彧：多元实用的元代职业教育

摘要：元代统治者积极培养各类专项人才，促使教育转向实用，各类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官学和私学中除了讲授儒家经典外，还注重吏业教育，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之外增设了各类专科学校，促进了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元代；吏业教育；司天台；太史院；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 

我国的元代疆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适应统治需要，元代统治者积极推动了各类专业的教习，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元朝语言、文字、天文、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成为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元朝集贤院、国子监、儒学提举司等机构实行多层次管理，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多种学科并存，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文教政策。元代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学校设置了多种专科教育，注重教育的实用性。 

元代的教育体系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为官学，有汉人、蒙古、回回三所国子学，外加司天台和太史院两所专科学校。地方分官学和私学，官学中包括诸路、州、县的儒学，小学（蒙学），诸路的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农村地区创立社学；私学中有书院，不过元代的书院逐渐官学化，还有私塾、义塾等形式。 

注重实用的吏业教育

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吏继承了封建时代的士庶之分，官多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吏即办事人员，多来自基层百姓。法制上对吏甚为歧视，一入吏途，终身无品秩之望，因而士人多视吏职为异途，宁可老死丘壑，也不肯屈身为吏。元代的特殊情况在于汉族官员不完全通识蒙古语言文字，而蒙古及色目官员又往往不通汉语，导致了不同民族间官员的沟通障碍，影响了正常的行政效率。于是元代在大多数官府中增设了译史和通事，这些吏的来源“杂而多端”，可以由本地“耆老上户”推举，也可以出身于学校，也有被征用的隐士，甚至有赖捕盗叙功。元朝之官吏不是泾渭有别，吏是可以升迁补官的。吏虽然不具品级，但在考满之后不仅可以做官，而且可以高达五、六品。元代用人最重“根脚”，所谓“根脚”即家庭背景，与皇室渊源愈深，则家族根脚愈大，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虽然由刀笔吏晋升为高官显爵极为困难，但是吏在一般官员中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很多中下层官僚都出身于吏。因此，想当官往往先设法补用为吏，然后升迁为官，再由下品升到上品。 

从窝阔台时期开始，起用的士人就偏重实用功能，有亡金高官、名士、遗老、下级官吏，还有普通士人。儒士并非以其具备的传统社会功能辅治天下，而仅仅被看做能管理簿书、书写文案的专业人才，以往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集团由此衰落。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及回回国子学的设置，旨在培养语文及通译人才，教育内容出现了多样化和功用化倾向，吏学教育、医学教育、蒙古字学教育等谋生教育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些职能在之前通常是由儒士所鄙视的阶层完成的。蒙元时期以儒任吏，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由于蒙古以异族统治中原，需要将统治权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仅仅需要一些从事辅助性事务的刀笔吏。另外，由于蒙古灭金后，中原地区政务繁多，也需要干练之才而非空谈义理的儒生处理庶事。由于大部分士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或去富豪大户的家塾执教，或受聘于民间社学、义塾、书院以求温饱，因此，处于元朝社会中下层的儒士成为元朝基层启蒙教育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不仅使元代教育对象的数量和范围扩大，也使元代儒学教育更加广泛地深入基层社会，促进了传统精英文化向基层社会的扩散。因此，元代的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子学的授业也体现了实用功能，表现为匠艺兼授。《钦定国子监志》引《通谕受学弟子员》诏说：“习汉人文书之外，兼谙匠艺事，及药材所用，彩色所出，地理州郡所纪，下至酒醴、曲蘖、水银之造，饮食烹饪之制，皆欲周览旁通。”在汉人传统价值观中，匠艺乃属末流，不能成为精英教育的一部分。蒙古国子学的传授匠艺，反映出蒙古人对匠艺重视并推崇的实用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书院的科目设置上也颇具特色，比如历山学院设有医科，博山学院设有数学、书学，鄱江书院设有蒙古字学，皆体现出注重实用的时代特色。 

地方上力图培养儒、吏兼通的官员，加强了吏学的渗入，建立了岁贡制度。每年秋季按察司官员和学官一同对新生进行考试，选择“学业有成，名近上者”为“系籍儒生”，次年由司、路官员会同本校学官再次对其进行考核，选拔“行义修明，文书优赡，深通经史，晓达事务，可以从政者”贡解，或命为学官，或录为六部令史。元贞年间还通过国子学的积分法考核江南学子，也强调上贡儒人要“洞达经史，通晓吏事”，甚至有元人所籍的《习吏幼学指南》一书大为流传。吏业教育的发展，促使学风转而务实化、功用化。 

各类专科学校的设置 

中央的专科学校为司天台和太史院。中统元年（1260年）设司天台，“掌凡历象之事”，分天文、三式、测验、算历、漏刻等科，设教授、提学、学正各二人，天文生员75人。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太史院“掌天文历数之事”，内有教授、学正各一人，星历生44人。司天台和太史院皆掌管研习国家天文历算，但两者分工明确，“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事隶台”，司天台侧重于教育一职。

元代的地方官学设有具专业划分及民族特色的蒙古字学和医学、阴阳学。诸路蒙古字学创设于至元六年（1269年），招收诸路府州官员子弟及民间子弟，普及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字”。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蒙古字学推广到州县，各置教授，以蒙古文《通鉴节要》、《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韵》等为教学内容。生员不限种族，数额上规定上路官员子弟2人，民间子弟30人，下路官员子弟2人，民间子弟20人；府州的数额在大德四年（1300年）规定为散府20人，上中州15人，下州10人。生员成年后可以通过考试担任学官和译史，以示对其的重视和鼓励。命有司割地充作学田，为学官、生员提取俸禄和察给。生员学成后若通过翰林考试，可授“学官译史”。诸路蒙古字学和蒙古国子学都是“国字”教学，都以蒙文译写的《通鉴节要》为教材，二者的学生来源大致相同，蒙古人、色目人、汉官子弟和民间子弟都有前来学习的。该校的设置虽有普及蒙古文之意，同时也有培养译史的作用。元代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除了蒙古字外，还提倡亦思替非即波斯文的学习，设有专门的亦思替非文字博士。 　　诸路医学创始于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直属太医院，建有医户制度，享有免除“差役”的权利。在诸路设置医学，置教授一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将医学推广到州县，制定了“医学格例”，正式规定路医设教授、学正各一人，州医设学正一人，县医设教谕一人。学习内容以《本草》、《素问》、《难经》和仲景、叔和脉诀之类的医经文字为主，研习十三科（大方脉、小方脉、杂医科、风科、产科、眼科、咽喉科、口齿科、针灸科、正骨科、金疮肿科、祝由科、禁科），但也必须通“四书”，不通“四书”者不得行医。医学教官在医学创立之初采取“保举制”，即由各地保举名医，经地方守官任命后成为医官，享有免除部分杂役的优惠待遇，以便于在短期内获得足够的医教人员，从而保证医学的顺利发展。为了督促学生成才，世祖皇帝还注意考核医生的平日成绩，方法是当医学生员学有所成时，每月考察各类疑难杂症，以答对成绩的优劣作为奖罚依据。同时又命各道按察司检察医学生员，每年出十三科题目，让医学生员每月研习医义医道，年终考查优劣。太医院也制定了考试医学生的方法，由中书省议行，颁行医学官罚体条例，规定凡有医学生员不“坐斋肄业”和“有名无实”者，对教授、学正、学录罚其俸禄，以正学风。元朝对医学教师的管理制度日渐完善，至元九年（1272年），正式在太医院下设立医学提举司，行省和诸路设官医提举司，设提举、副提举各一员，“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训诲太医子弟，校勘名医撰述文字，办验药材”，专门负责考较各地医学生和教官，成为全国医学事务的专管机构。 

由于征战的需要和迷信的传统，元人十分重视天文、占卜、历数等阴阳知识，通晓阴阳之士往往随军出战，推测天气，占卜吉凶，因而对此方面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诸路阴阳学创设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隶属司天台，是培养训练关于天文、历算方面人才的专门学校。按照儒学、医学的教学方法，每路都设有教授掌管教学，“其有数术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学习内容有天文、术数、测验、漏刻、阴阳、司辰等科，学有成就者可在司天台就职。延佑初年，又按照儒、医的学例在府州各设教授一人，阴阳教授由公众推选，再从三元经书内出题考核，经廉访司复核后呈集贤院定夺。学生来源则为阴阳户及其子弟，元贞元年（1295年），将学习内容定制为占算、三命、五星、周易、数学、入宅通真论等。阴阳学的创设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为明代所继承。 

元代之所以要在地方诸路普设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既是军事、对外贸易和农业上的需要，也是统治者本身利益之所在。非儒学学校的兴盛表明了元代统治者的草原本位政策及其对知识精英的态度，儒学在元代务实少文的风俗习尚和多民族融合的统治形势下并无太大实用价值，自然不能取得以往朝代中独尊的地位，早期设立学校的诏令多是因许衡等大儒的号召，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储备人才，儒学内涵并非核心。然而，国家诏令毕竟在客观上为知识的普及创造了条件，亦为沦落的精英提供了安身之所，对于理学的推广、知识的普及均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办学的兴起使一般民众获得了接受知识的机会，而士人亦在维持生计的同时部分地实现了“教以化之”的传统职能。元代各类职业教育百花齐放的现象充分反映出兼容实用的文化特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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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彧（1987—），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