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粟瑞雪：《列夫·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及其对当代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 

古米廖夫倾向于谈论成吉思汗杰出的组织才能，而不是统帅的天分。他同意古典欧亚主义的观点，成吉思汗不仅是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伟大的组织者；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组织者，他在自己的组织活动中，不仅依据当时狭隘的实用意图，而且遵循著名的最高原则——联合成和谐体系的思想。在古米廖夫看来，作为图兰民族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自己不能用一种抽象的哲学表述为这一体系下定义，但他明显感受并意识到这种体系并渗透其中。古米廖夫认为，成吉思汗每一次单独的行动、每一个行为或命令，逻辑上都源于这一体系。根据成吉思汗的国家思想，执政者的权力应当依靠的不是任何统治阶级，不是任何执政的民族，不是任何确定的、执政的宗教，而是人的某种心理类型。

1958年10月27日，萨维茨基从布拉格给古米廖夫写信说：“成吉思汗的军队、统帅和继承者们是犯下很多残酷的罪行，但游牧民族的扩张精神比欧洲殖民主义精神更宽容更人性化。这不止有几千个、而是几百万个证据。一些西班牙人在美洲无恶不作！还有葡萄牙人！还有英国人在东方和西印度的所作所为！非洲被破坏和几个世纪的黑奴贸易！我想指出，金帐汗国甚至在‘乌兹别克的沙皇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仍保留宽容精神”。1963年2月13日，萨维茨基在写给古米廖夫的信中明确表示：“事实上罗斯从蒙古——鞑靼人那里得到了不少好东西，包括民族和宗教宽容的技巧。”古米廖夫同意萨维茨基的观点，认为蒙古人和西方的文明者相比，有时显得更宽容和人道。

古米廖夫认为，当蒙古人首次出现在罗斯边境时，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意愿是和平的。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与俄国大公结盟的波洛伏齐人（11-13世纪黑海沿岸草原上的突厥系游牧民族）。如果罗斯大公们在战前没有背信弃义地杀死鞑靼使者，那么金帐汗国多半不会参加战斗而是绕过去。只是在波洛伏齐人灭亡后，拔都才打算进军罗斯，然后进攻西欧。如果俄国大公们当时不帮助波洛伏齐人，那么战争和入侵罗斯完全可能不发生。因为游牧民族不需要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土地，而作为定居民族的罗斯人，不对草原蒙古乌鲁斯构成威胁。此外，还有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拔都完全没打算入侵罗斯，鞑靼——蒙古军队出现在罗斯公国的领土上是偶然的，是为了从后方包抄波洛伏齐人。

关于草原在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意义，古米廖夫赞成萨维茨基的观点：草原带是欧亚大陆历史的脊梁。欧亚大陆的联合者不可能是出现并留在这个或那个河域地区的国家，尽管水路促进了欧亚大陆的文化获得最高发展。任何一个河流国家都处于来自横贯它的草原方面的威胁之下。相反，控制草原的人容易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联合者。因此，欧亚大陆的统一比其他大陆的统一拥有更大的、无法比拟的力量，也需要更多的努力。古米廖夫承认，在自然地理景观中，最吸引他的是草原，大概他的祖上就是草原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