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

黄晓峰

您在著作中说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国”就等于“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的王朝”都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体。是否辽金元史本身在给我们暗示出对“中国”的另一种理解？

杉山正明：首先，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这些军事共同体多次侵略所谓的中华大地，在成功征服并实施统治后，出现了一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超大领域的支配。这支军事力量吞并了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中华领土后，一方面将其作为统治的中核重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与技术等力量，结果它不仅囊括了东亚，甚至将更为广阔的区域纳入其陆上版图，规模为人类史上之最。若详述其占有的领域，中亚的草原地带自不必说，还包括偏北方的俄国、广义上的伊朗及其周边、现在中东的东半，甚至延伸到现在欧洲的西部，可以说占有了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

其实，更早于吞并大陆前，蒙古已开始尝试海上扩张了。众所周知，它曾两度侵略日本（两次都遭遇失败，还策划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国和吴哥王朝一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方面数次派兵征伐之外，还与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国（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联合，在从东亚海域到现伊朗方面广大的印度洋海域上，采取了直接控制东西海上航线的种种尝试。作为这一野心的结果，蒙古军还对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政权发动了相当正式的海上攻击。顺提一句，伊本-白图泰等的记录，可以为这一史实提供有力的参考。提到“海道”，人们通常认为是西方人所开拓；但实际上，杭州、泉州、广州等忽必烈直辖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国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带的海湾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东西区域，其存在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大陆与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国展开了欧亚非一体化的扩张道路。再考虑到以达·伽马为首的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险，以及蒙古之后的明清时代日益显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主要是从亚洲方面展开的。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目。

若综合考虑上面的说法，那么“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

如果说“唐宋变革论”主要是基于中国中心的历史叙述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唐宋变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间找到一个历史叙述的平衡？

杉山正明：迄今为止的研究，动辄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唐宋变革论和北族王朝史。而实际上，如田余庆所注意到的一样，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

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者的真正水准吧。至少我认为，圆融无碍地将以上特征纳入历史叙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种叙述，才是历史的原貌。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成功，那么应该如何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蒙元的崩溃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解体，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不是一瞬间的全面灭亡。比如它在俄国全面崩坏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作为其自身才首次拥有了独立性和一体性。俄国的学者尽量轻描淡写地对待蒙古造成的影响，这并不正确。毋宁说，俄罗斯直到近日，还背负着蒙古统治下的深暗阴影。从这点至少可以说明，蒙古对俄国的支配，并非“短期内的失败”，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比如，伊朗、中东方面的旭烈兀国（伊利汗国俗称），从表面上看已经解体，但继承了其大部分区域的萨法维王朝，实际只不过是蒙古的后继国家而已。而作为其后身的卡扎尔朝，亦是如此。更有史实说，在以成吉思汗后裔之“驸马”闻名的帖木儿取得统治权后，从欧亚大陆中部开始，扩张至俄罗斯及中东地区。如果他能多活一两年，也许这员老将率领的骑兵就要踏进永乐帝统治的大明帝国的领土了。

话又说回来，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大元朝（即中国立场下的元王朝），看似比任何一个蒙古帝国的属国灭亡得都快。比如前面提及的永乐帝，通过占据旧元朝的军国体系，做上了皇帝。如此观察，我们是否应该说，元王朝是在短期内覆灭的？不过，蒙古帝国的各个属国存活时间虽长短不一，但它们都在亚欧大陆东西各个方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众所周知，发兵自察合台汗国的巴布尔，创立了横跨阿富汗到印度的广阔帝国。作为一支蒙古政权，它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相互重合，同以泰姬陵为首的著名建筑一起，长久存于后世。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只能说是一种着眼于中华领域的观点。而在欧亚史和世界史中，蒙古帝国则具重大意义。倘若眺望现在的北京，北京也好北京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建筑物和城市建设，可以说都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片面。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十三、十四世纪的科学水准而言，当时的运输、交通、通信系统还很不发达，难以支持横跨欧亚东西大陆这样一个巨大帝国和巨大体系。但是，当时的蒙古势力不仅涵盖了大海，还控制了欧亚东西大陆的相当大的部分，显然，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您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蒙古所建立的“世界体系”和近现代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换句话说，是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最终出现，需要以近代之前的几次世界体系的出现为前提？

杉山正明：二十多年前，我向世界提出了“蒙古时代”这一视角，如今看来，非但世界各国的主要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提法，可以说作为世界史上的当然的时代区分概念，也几乎得到了确立。具体来看，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

比如说，1375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现在西班牙东北部一带，面临地中海的发达地区）马略卡岛出现了划时代的世界地图（拉丁语称为Mappa mundi，意思是世界的纸片；英语通常称为“卡塔拉地图”，或者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这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转换，可以说是那种东西交流的一个具体结晶。该地图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86年，在已故的让·奥班先生的协助下，我曾经对其进行过直接的精密查看与讨论。而且承蒙先生的特别关照，我取得了该地图的彩色胶片，带回了日本。此后，以《大地的肖像》为首，在我的一系列著作、论文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讲演中，我都阐述了这幅地图在人类史上的值得注意的意义。

另一方面，与西洋的这幅“加泰罗尼亚地图”不同，日本国内也有几幅世界地图。我在彻底调查存在于京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本愿寺所藏）的同时，分析了与其有明显关联的数种世界地图。结果，对于长崎县岛原寺、本光寺所藏的同名地图，熊本县熊本市的本妙寺收藏的同名地图，以及天理大藏的别名地图都进行了拍摄处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讨论。另外，日本NHK与英国BBC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国际特别节目《大蒙古时代》（The Great Mongol I～V，该节目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播放过，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出任了监制一职。1992年，我首次将上述各种地图介绍给了世界。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国》的彩色插页版（角川书店）的同时，完成了我独自写的《改变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素描》（角川丛书，2000年）。在这本书中，我首次尝试将源于西洋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与源于亚洲或者说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的四种地图，一并进行了处理。此外，2005年以来，我推进了我在职的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进行了数次特别讲演，对“加泰罗尼亚地图”系统的各种地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至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相关学者，应该明白了“加泰罗尼亚地图”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代”成立、展开之后，这一动向得到了延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陆之上，俄罗斯的出现与扩大、图格鲁克王朝以后的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所谓的“近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形大体上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后蒙古时代”这一命名下，将其综合性地理解、概括为非洲-欧亚大陆的后续展开。另外，这一“后蒙古时代”的说法，是我和美国代表性的学者约翰·伍兹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另外，就中华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儿席卷与退潮的过程中，明清帝国得以形成，进入了下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欧崛起这一现象的出现，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经过非洲到达亚洲海域的时间，是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风暴角，将其命名为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不过，葡萄牙与西班牙并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国海域。通览以上各种历史经过，即使我们说“世界体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葡萄牙、西班牙等缓慢的海上扩展，在长期的变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终在1947年英军于印度撤退后，明显的、巨大的一个“时代团块”暂时谢幕。如今，世界以美国为轴心因互联网等技术引发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说出现了“全球化的时代”。总之，从蒙古帝国开始，经过三个或四个阶段，可以说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体系”。

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认为，乾隆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元素，对近现代中国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现代中国的创始者。在您看来，乾隆朝建立的这个体系具备世界体系的元素吗，为什么？

杉山正明：欧立德对乾隆帝进行的评价，当然有其妥当的地方。不过，从最常识的角度来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中，无论怎样考虑，在个人手腕这一点上，康熙帝都最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不显眼，但他确立了法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与这两位先驱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实形象，并不显得明晰。相反，说句老实话，乾隆帝只是继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结果，长期享受了那种安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这种形象很难否定。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幸运儿，是“好时代的幸运帝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乾隆时代得到了扩大的版图，维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以此作为乾隆帝的功绩，其实未必。

所以，国内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周边一带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祸患，这只能说是幸运。以此为根据，将其视为“现代中国的创始者”，那历史学究竟还要研究些什么？欧立德所说的乾隆朝的太平时代过后，中国不是立刻进入了各种风云突变的时代吗？因此，用类似“现代中国的创始者”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畅快地谈论历史，这至少对我来说，有很难说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乾隆帝的治世确实是安稳和平，统治了广大的版图。但单单将乾隆拿出来赞美，还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么做，只能让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认为乾隆时代的体系具有“世界体系”的元素，我正想就这种看法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家的意见。

您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汉文史料有汉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见，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见。是否两者可以大致相互补偏，还是两者都在各说各话、实际上很难捏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现在都知道汉文史料有种种不足，是否可以介绍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

杉山正明：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质疑者认为，因为有分别以汉语和波斯语为主体的历史资料，研究者也因这两种语言分化为两部分。但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者犯了根本的错误。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散落于非洲-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语言的基本文献，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调查、收集，别无他法。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为开创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这种研究有必要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数位正推进这一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世界史得到彻底改换的时代吧。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放眼当今的世界，致力于这种世界史研究的人几乎绝迹了。过去，德国曾是这种世界史研究的推进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现了大量剽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行为。坦白地说，在中国学者中，这种让人不得不皱眉头的行为，也非常显眼。历史研究的道路诚然险峻，但是，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学者，总会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个时代一定会到来。

杉山正明：被描绘的非洲、欧亚大陆

（博明妹、乌云高娃译）

蒙古时代的划时代性

地图的绘制，蕴含着人们各种各样的动机与目的。简言之，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地图的形制和表现也是多样的、形形色色的。当然，地图与其他事物不同，需要绘出特定的线条和框架结构，要做到这些实属不易。换言之，比例的大小暂且不论，地图的绘制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记忆，抑或是描绘一幅肖像画。

总之，地图不仅要绘制出地表的形态，还要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体现在这个平面上，使其更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经常把地图作为对过往事物的一种记忆、或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设想来绘制，而大体上，地图普遍或更多的是对“现在”的一种描绘。然而，这些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长短，只能承载着其各自时段的一些经历、成为一种来自过去的信息，供人们长久地眺望。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活动以及诸多与他人的关联、或是看待外界事物的视野、目光，自然而然地会随着时代而同步拓展，假如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通观人类历史的话，会看到存在着若干个起伏不平的“阶差”。其中，首先是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还有一个是从15世纪末开始，西方人所倡导的“大发现时代”（the Great Discovery Age），我认为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两个“时代”形成了近世和近代的两大阶段。当然对这种观点，学界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

还有一个近似题外的话题：对于明显的西欧本位的所谓“大发现时代”之说，感到困惑的两位研究西洋史的日本史学家，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说法，即“大航海时代”。将其译成英文，大概是“Great Maritime Age”。不过，这一说法只在日本通用。假如说“大航海时代”的话，我认为并不是指15、16世纪，把库克船长等环游太平洋的18世纪称之为“大航海时代”，则更为贴切。

总之，首先，针对“蒙古时代”的问题，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在欧亚大陆或是非洲·欧亚大陆的广袤地域，随着蒙古帝国的出现，把陆地和海洋衔接起来了。在“蒙古时代”之前与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为开端的“新大陆的发现”，开创了环绕地球的历史。顺便一叙，例如，有一位叫马可·波罗的人想象了一个“蒙古时代”形成的东西世界，暂且认定这种想象成立，但之后不久哥伦布的航海所引发的结果，可谓超越了其单纯的故事情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时，欧洲是地处欧亚大陆西部的贫寒之地，鼠疫频发，相对较为衰败。因此，哥伦布对蒙古帝国统治的辽阔而富饶的东方充满向往，便出海向西航行，并设想：如果沿着海路一直向西航行，会排除陆路向东行进时的种种困难，直接抵达富庶的“大汗之国”。

还有，能够得到卡斯提女王伊萨贝拉的许可与资助，也成为哥伦布向往富饶东方的一个动机。其结果是，哥伦布及整个西欧，与他们从未触碰过的南北美洲大陆巧然相遇了。由此，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逆转被徐徐开启，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欧美世界的种种观念，憧憬与误解，以及莫大的偶然和幸运都蕴含其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13、14世纪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和扩张，在方方面面对欧亚大陆乃至非洲·欧亚大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将所谓的“东西大交流”的诸多现象全部网罗起来进行叙述的话，恐怕数册论著都不一定能够全部涵盖。回想一下，笔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已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坦率地说，世界上有关蒙古时代的论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贯通东西的世界图的出现及旭烈兀·兀鲁思绘制的地图

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与直接或间受其影响的西欧，同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用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在东方，出现了迄今著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现存有四种地图，均收藏于日本）和《经世大典舆地图》。西方有《加泰罗尼亚地图》，该图原名称为Mappae Mundi，直译即为“世界的纸片”。Mappa的原意为“一张纸绘的地图”。受法国国王的委托，根据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培拉四世的命令，在其统治下的巴莱阿莱斯群岛的马略卡岛绘制地图，亚伯拉罕·克莱斯克和杰夫答·克莱斯克父子于1375年绘制完成。这一地图对当时的西欧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该地图由竖幅的八张图横向连接构成，因此使用拉丁语的复数形式Mappae来表述。这张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世界图，有13世纪后半叶的大元兀鲁思，有约百年之后的14世纪后半叶的地中海海域，其绘制方法既有相同之处、也略有所不同。这表明，当时东西方世界在对空间的认识上，东方处于领先的优势。至于世界地图的出现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已在相关论著、国内外各种学术报告和演讲中探讨过，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想探寻的是，13、14世纪在波斯语中被称为“伊朗札敏”（伊朗之地的意思），或被称为“伊朗夏夫鲁”，即，自古以来作为“文明世界”在广义的伊朗地域绘制的地图。附带说明，无论是“伊朗札敏”还是“伊朗夏夫鲁”，其意思都是指“雅利安人的土地”，也就是说，古典印度和伊朗所共通的“雅利安”这一种族称谓，早在公元2000年前即已形成集团，可以设想从某个时期起，两个族群开始分别朝着印度或是伊朗一带迁移。

18世纪以后，这一设想成为以英法为首的国家向包括印度、伊朗在内的亚洲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背景。另一方面，比如，出现了一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名叫琼斯的人，他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其言行和影响力不容忽视。总之，随着“印欧人”这一观念的普及，把一切都包含在称之为“雅利安人”这一名词中使用，其语句也生发了类似纳粹的所谓“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等问题。把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并因此引发的文明意识的混乱等等，如今回想这些，还依旧历历在目。

回到刚才的话题，以往的所谓古代伊朗，正如希德罗多在《历史》中所记载的，是给古希腊以巨大压力而形成的一个大帝国形象。即，拥有几乎覆盖整个中东的版图，势力扩展至黑海北端，与斯基泰游牧联盟发生过激烈对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希腊人称之为“阿凯美奈斯权力”，其领袖是在古伊朗语中被称之为“达拉亚瓦乌”的著名的帝王大流士。

此外，在欧亚大陆或非洲·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形成帝国形象的根源有相当一部分贯穿于漫长的年代中，而阿契美尼德帝国及其统治的广袤区域是不容忽视的。关于不得不提及的“帝国的原本形象”，归根到底正是推翻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亚历山大自身，从反面做了印证。有关他的方方面面，诸如，千方百计地创造伊朗式的帝王形象、极尽各种粉饰、刻意地演出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

从大流士、亚历山大开始，大约相隔1600余年的13、14世纪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尤其是在伊朗、中东作为“分国”的旭烈兀·兀鲁思的成立，再次将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伊朗帝国”形象在历史中唤醒。近代的欧洲学者将其误称为“伊儿·汗国”（伊儿·汗在蒙古语、突厥语中意为“民之主”或是“部落酋长”），毕竟那是一个出现在中东地域的蒙古分国，可谓是真正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再现。其疆域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起于阿姆、止于密昔儿”，即“阿姆河至埃及”之意。

不过实际上，几乎在同一时期埃及成立了马木路克王朝，誉为领袖的苏丹·拜巴儿思的下属各方长期与旭烈兀·兀鲁思相互争战，而其结局是，蒙古并没能够推翻或吸纳马木路克的军事权力。不过，经过五十多年，无论好与坏，旭烈兀·兀鲁思的版图作为对往昔伊朗帝国的追忆而巩固下来了。而且，虽说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的权力，但蒙古方面因内部纷争而率军投向马木路克一方，从而成为马木路克王的蒙古武将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蒙古与马木路克有极其相同之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中所描绘的中央欧亚大陆图和世界概念图

众所周知，曾经统治过大半个中东的旭烈兀·兀鲁思绘制过几幅令人瞩目的地图。此前，9世纪之后，在阿拉伯的地理书中一些都市名、地域名、甚至集团名等被详细地记载下来。其中的典型之一就是伊本·哈瓦嘎儿（Ibn Hawqal，卒于977年）于973年绘制的《大地之形姿》。关于此图，杉田英明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 遭遇与发现——面向异文化的视野》一书（1991年2月出版，第181~204页）中，利用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市托布卡布·撒拉依图书馆所藏抄本（A.3346，1086年）附载的圆形世界地图做了详细说明，有诸多益于参考之处。

另一方面，在蒙古统治下的伊朗、中东，阿尔·卡兹威尼（Al-Qazvīnī，卒于1283年）从宇宙志（cosmography）的角度写成《被造物之惊异和存在物之诸多怪异》（Ajā’ib al-makhlūqāt va gharā'ib al-maujūdāt），又作为地理学者著有《诸地之面貌》（āthār al-bilād）一书。这两部著作当中，尤其是后一部著作对后来的地理学者们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在“Ajā’ib al-makhlūqāt”中，对之前阿尔·比鲁尼（al-Bīrūnī）绘制的由海洋和陆地构成的极为简略的圆形世界概念图进行了修改，并加入一些地名和海域，算是更“充实”了一些。

但详细记载旭烈兀·兀鲁思末期各地状况的，当属哈姆都拉·姆斯塔乌非（Hamd Allāh musdaufī，卒于1339年）所著的《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是一部由天、人、地构成的百科全书，弥足珍贵。通常，日语将此书译为《心灵之欢喜》，文中除了对各地域、各都市的关联做了详尽的说明外，还附加了两种地图。一幅是，东自大元兀鲁思统治开始、西至埃及的主要城市等，都详细地列举出来，并恰如其分地将其位置放置在网格中的详图；还有一幅是，起自圆形海洋中浮现的中华地域、包括欧洲、非洲的较为粗略的世界地图的草图。虽然两幅地图各有优益之处，但前者“中央欧亚图”的重要性远在其他地图之上。

2012年的12月末，得到三菱财团的研究资助，笔者与宫纪子、中西也两位才俊一同，到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进行了波斯语抄本的调查。笔者1986年在德国的时候，曾经从西德的海德堡去过伊斯坦布尔，以此为开端，相隔多年后的再次访问，尤其是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的调查，收获颇多。其中，对《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Fātif 4518）最为感佩。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中央欧亚图”上用阿拉伯文标记了很多都市的名称。该抄本中对上述的两幅地图有相应的介绍，想必对今后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在这里做一个尝试性的提示。

这两幅地图是打开后左右相对的、双联页绘制而就的地图。较为遗憾的是，当时的调查只允许看影印资料，因此对两页中间结合部分的内容，读取较为困难。此次展示的只是暂时的资料，待下次有机会，再完成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成果。另外，《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一书有鲁·斯特朗基（G.Le Strange）的英译本。本文以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藏的《努兹哈托·阿鲁·库鲁夫》抄本中所见的两幅地图为焦点，集中介绍图中能直接读取的地名和都市名。

还有，在《塔布里兹的翰墨全书》（Safīneh-ye Tabrīz）中的第714、715两页，附有蒙古时代在伊朗绘制的世界图，图中标记了相当数量的都市名称和地方名称等，关于这些内容，亦作尝试性的解读。

“中央欧亚图”所见地名、都市名

如上所述，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藏Fātif<4518>抄本fol.221中，已粗略绘制了以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域为中心、向东西扩展疆域的一幅左右对开的双联图。从伊斯兰地图的特性上看，南为上，最东方是“Chīn”，即表示中华地域，其周边以第四代蒙古皇帝蒙哥的帝都哈剌和林为首，标记着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布哈拉、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巴米扬等地域名称和都市名称。而且，各个地域和都市，基本上是在正方形隔开的网格中标记着阿拉伯文。有关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则描绘的极为简单，甚至没有标注出忽必烈之后成为帝都的大都汗八里。

与此相对的是，从铁尔梅兹、哈拉夫开始以西，标注了许多都市名，尤其在右页图上列举了众多的都市名和地域名。不仅有大不里士、马腊格等主要城市，还有成为旭烈兀·兀鲁思新首都的苏丹尼牙等都清晰地标记出来。另外，对巴格达等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及其周边区域、主要都市，也都被清晰地标记出来。另一方面，从地图下方的北边开始，描绘了辽阔的里海，其西岸可以看到巴库城及其北部关门打耳班。即，被称为“诸门之门”的巴布·阿鲁·阿布瓦布被明确地标注在旭烈兀·兀鲁思的北部，而对于其北部庞大的金帐汗国却完全未提及，这明显地是从地图上将金帐汗国排除，足以证明其与金帐汗国的关系不融洽、甚至是敌视的。

与其相反，在地图的上部、以横跨左右两页的形式画出了波斯湾那巨大的入湾位置。宛如在北与南的“两个海”之间皆为旭烈兀·兀鲁思的疆域一样。在波斯湾的洋面上特意标注出“法如斯海”，还有海湾周边用于海上通商的、著名的忽鲁谟斯以及基什岛（地图上标记为Qays），更有巴士拉等都被明显地标注出来了。视线转向西部，清晰可见标注有与马木路克王朝争夺权力的要冲之地哈拉夫（阿勒颇）、叠马休库（大马士革）等，仿佛是在说明这些都属于自己的区域。

还有，在叠马休库的西部，理所当然地标注了“巴衣托·阿鲁·库多斯”，即耶路撒冷，而且在西南方向还可以看到“密昔儿”，即马木路克王朝的所在地埃及。不过，此处所说的密昔儿究竟是指整个埃及，还是“米斯尔·阿鲁·卡黑拉”（意为“胜利者之城”），即现在的开罗，尚无法判定。另外，大面积的红海也被刻画在图中，其最深处标注着库尔兹姆城，并且它所面对的红海竟然标注成了“库尔兹姆之海”。

还有一个问题应该给予关注：关于地中海，图中把安纳托利亚的西部称之为“鲁木之海”，其北部标注为“法兰克之海”。西部地中海中一个突出的位置，对于鲁木·塞里鸠库来说，是要冲之地的库尼亚城，其东南方可见“Qibriz”的名字。这实际上是指现在的塞浦路斯，而本应该将其标注在西南方的海面上。该地图最大的特征是，欧洲完全没有被标注出来，这明显是无视欧洲的存在。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只有旭烈兀·兀鲁思才是该地图的主题。

这张独特的地图，目前为止能够确切释读的地名、都市名达108个。在斯列依马尼耶图书馆，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抄本实物，加之在左右两页接合部的中间部分，以及卷首的彩色图版都有条状的黑竖线，因此这部分是较难释读的。还有，纵观全图，其标注的阿拉伯文还不甚清楚，显然依据上述的鲁·斯特朗基的英译本是较为便捷的。归根结底，本文毕竟只是一个尝试性的资料，还有待今后再度开展调查，使这一研究能够更臻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