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老师一直说，我论文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其实，我论文的思路很简单，首先是开门见山地说出本-古里安每个时期移民实践的基本特征，然后分别举几个例子论证它，如果能让人信服就成功了。也就是这样吧！！而按照一般的思路，别人则是不会这么干的。举个例子，如果要说明宋老师对我们的教育特征，那别人一定会先说说我们与宋老师相处的前前后后，如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对我们提出什么批评和要求，建议我们干点什么，然后就是第二次，第三次，。。。详细的很。在说完这个流水账之后，在总结出甲乙丙丁几个特征。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会把这无数次谈话分为简单的几个时期，如从复试到选题之前，选题到开题，论文撰写时期，初稿上交后的修改期等，并总结出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所在，如第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上课，特别是英语政治不能挂科。同时兼顾学术，多看与犹太人、以色列相关的书籍。然后，举出这时期的几个例子来说明确实如此就得了，没必要那么麻烦。

    现在有个问题仍在困扰着我，那就是我总结出来的理想主义等词汇是什么？我原来以为这是本-古里安的移民政策或移民思想，即他行为的指导原则。但现在我则认为这是他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或者叫实践特征，总之是外部表现，是一种个人作风，而他的指导原则则是全力移民，推动建国，即复国的梦想才是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归宿和最终目的。正是这样，我一直对宋老师改动的题目《从理论到实践：本-古里安移民思想研究》很不认同，因为在我心中的中心词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实践，更不是思想，而就是特征。同时也没有从哪到哪的发展关系。对此，我希望宋老师也能在认识上转变过来。

    目前，理想主义词汇是不是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已经不再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了，我现在的难题在于如何使举出的例子更能体现出理想主义等。这不仅涉及到文中的用语，叙述方式，更要阐明理想主义等的确切含义，至少要说出他们的外在表现有哪些吧？凭什么说本-古里安第一时期的移民实践体现了理想主义呢，我凭什么贴上这个标签呢？原来以为想当然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又碰到了，那就是怎么样说明理想主义等概念，怎样将其与文章融为一体？这才是我目前最大的难题。否则，别人很可能不信服我所归纳的特征，这就会必然导致全文的失败。

    与之相伴随的是，我曾经对激进主义理解的迷惑。如果说理想主义是愣头青，莽撞冒失，意气用事，遇事不计后果的小伙子，现实主义者是既妥协又斗争，既有原则性又讲求灵活性，在曲折中前进的成年人的话，那么激进主义者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理想主义是社会学人格分析中的概念，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概念的话，那么激进主义又是什么呢？它好像是我们的政治标签，是被我们否定的概念，至少我们不会赞扬它。以往我们将流血的革命称赞为彻底性，比如法国大革命，批评的只有保守主义，而并没有提及过激进主义。所以，它的出现是最近的事情，由于对革命和改革的再认识，我们看到了流血的可怕，从而对它提出了批评，才有了激进主义这个词汇吧！这么说来，激进主义其实是与实践手段、斗争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指那种激烈的斗争，代价很大，可能得不偿失。这样理解可以吧！

    我曾经想过，机会主义是不是更合适呢。以色列建国本是没什么希望的，可二战结束没多久它却建立起来了。没有机会，抓不住机会能行吗？人有的时候就是要赌一把，碰碰自己的运气才能成功的，撞大运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犹太人的这种豪赌还是以后更明显，在美国提出托管建议而与外约旦协商又不行的情况下执意宣布建国就是赌啊。英国一定会撤出巴勒斯坦，本-古里安不会赌；美国一定会支持犹太人，他也不会赌；苏联的支持，他更是不敢赌的。就算他在这三方面都赌了，历史证明，他也没有赢啊，每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机会主义还真是不能概括整个时期啊。而赌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是激进主义的体现吧，孤注一掷嘛！但怎么不这么直白地在论文里表述这三个概念呢，晕死了！！

    虽然从表面看我的论文写的是本-古里安移民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但移民实践归根到底还仍只是他全部行为、实践的一部分，正所谓管中窥豹，一落叶而知天下秋，我们所要考查的或者叫中心论点是整个豹子，是天下气象，这就是以色列建国。而在开题时，王国杰老师也建议我说说犹太移民对以色列建国的贡献。事后，宋老师甚至建议我为此再增加一节的内容。这也就是说，移民其实只是观察本-古里安对建国贡献的一个视角，而全面论述移民状况也并不是我的目的。因此，我对移民实践必须有所取舍，而其标准就是既要求本-古里安参与其中，又要对建国有所贡献。由此可见，本-古里安、移民、建国这三挺不同方位的机关枪打出的火力交叉点才是我的论文啊。这也就是说，我其实也把本-古里安对建国的贡献也融入文中了，而没有单独提出来。具体我是怎么做的，我在以前的博文里已经说过了，在这儿就不废话了。性格-远见-政策。

    我最近看到200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锐彬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里曾说，犹太人建国有两个斗争舞台，一个是在国际上与大国的关系，一个是在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这很有概括性，但我认为还不全面，因为我觉得还有第三个舞台存在，那就是犹太人之间的斗争，不仅有海外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对领导地位的争夺（当然，这可以从属于与大国的关系），还包括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内部为了更大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而我论文第一部分论述的就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内部的关系，而第二、三部分则是对国际舞台的描述。当然，我忽略了与阿拉伯人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建国前这还不太重要。由此可见，如何处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才是本-古里安实践的主要内容啊！这是不是就和理想主义等实践特征、行为方式形成呼应了呢？其实，不仅移民如此，其他活动可能也是如此。这样的话，理想主义等不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了吗？那就是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恐怕都在行为特征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啊。

    对于从二战结束到以色列建国这段时期的巴勒斯坦历史，我将其大致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战争末期，本-古里安访问难民营；到1946年10月，他主要在英美之间展开外交活动；到1947年2月，他主要在巴勒斯坦开展暴力斗争和非法移民；到分治决议通过，他在联合国开展外交活动；到宣布建国，他主要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开展军事训练。这种论述也算是本人的创新之一吧！！但由于本-古里安在联合国的活动缺少资料，故不能论述；而军事训练的群体是很宽泛的，因为以色列社会从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兵农合一的动员型社会，所以新到的移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没有材料表明新移民在军事训练中发挥了什么特殊作用，故亦不予论述。

    每当我说省略了什么的时候，宋老师总是说我拈轻怕重，爱把事情推给别人，说白了就是图省事，懒！所以，我觉得还真有必要谈一谈我省略了什么，也好对我的论文有一个更大的认识。

    先从移民方面说吧，首先我把它分为三部分，移民、安置和定居。所谓定居，主要就是买土地，涉及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分布状况，特别还涉及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定居点建设与战略考虑结合起来。安置呢，主要指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后的工作生活状况，阿拉伯人的敌意及其与犹太人的冲突。这两点我是排除在外的，而只是关注于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但就是对于这一方面，有些事我也是不会写的，比如移民的资金、运输、数量问题，即不会涉及到历次阿利亚的情况，东欧国家的移民政策（如纳粹德国对犹太移民财产的剥夺），而只是聚焦于巴勒斯坦的大门前。苏联是犹太人的重要流散地，而战后的苏联也在移民方面给以色列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我也不会写。军事培训虽然是在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后进行的，但与移民安置的联系也不是太大，但我也不会写，更不想设计训练科目、强度等内容。经济方面、统计方面的事情确实让我头晕得很。

    从本-古里安方面说，我们有设计的就更多了，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涉及到他与英国谈判的细节内容，没有谈到他与其他领导人，如魏兹曼、舍托克的关系问题，甚至没有详细介绍他的一次具体活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将他那著名的方针分开了，只涉及到其中的一半不说，还没有做出太高的评论，但却对另一个口号给予高度关注。

    从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来说，我没有提及赫茨尔、魏兹曼，没有提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没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虽然重视美国犹太人，但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情况却是不甚明了。

    从巴勒斯坦方面来说，我没有讨论巴勒斯坦的经济吸纳能力，移民进入的主要港口和边界分布，没有谈及他的战略价值和地位，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凝聚、整合过程。

    论文写到今天，我也不想说什么了，但我决不允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觉得移民实践对以色列建国有什么贡献？我不希望我的论文会引导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正如我以前说的，移民只是我观察的视角，真正我要讨论要观察的是本-古里安对以色列建国有什么贡献，而这也是宋老师最初给我的选题啊。所以，移民只是管中窥豹的管而已。

    如果非要回答上一个我不希望提出的问题，我只能说。移民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动词，那就是犹太人愿意不断地涌向巴勒斯坦。这种人力资源的流入无疑有利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像当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和美国一样，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开发。但这一现象对以色列建国有什么贡献呢？恐怕这还比较间接吧，要不，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当地华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特殊之处还在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聚居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国中之国，而当地的阿拉伯人又很稀少，不能有效阻挡犹太人的发展势头。但这主要还是涉及到移民的安置工作，是我所省略的内容，与我所写的关系还真不大。

    其二则是名词，那就是犹太移民。在不同时期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有不同的身份的。在第一时期，他是在东欧受到反犹主义迫害而计划搬家的犹太人；在第二时期，他是受纳粹与战争迫害而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在第三时期，他是纳粹大屠杀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虽然学者仍称之为犹太难民，但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名词，大屠杀幸存者。这种身份的变化显示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而本-古里安正是通过对此的强调赢得了建国的合法性、正义性及世界舆论对此的支持，从而为建国提供了难得的转瞬即逝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