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办事处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领导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阿拉伯人展开了斗争，而且还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因势利导，对各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简言之，犹太办事处是现代以色列国家的雏形。那么，这个机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与当时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及巴勒斯坦的各派力量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其机构建制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化。

    巴勒斯坦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教派的圣地。虽然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仍有少量犹太人继续在这里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同时，也仍有零星的犹太人迁移回巴勒斯坦（参见p183-184）。

    一个家园的梦想深深吸引了犹太人，特别是“东欧和其他地方不幸的犹太人”（p203）。1879年在赫茨尔的推动下，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虽然赫茨尔的工作精力主要集中到了寻找家园的所在地，极力寻求大国的支持。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也得到了一定的促进。“1901年设立了民族基金组织，其经费用于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基金组织总部设在柏林。早起建立的另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是取名‘犹太殖民托拉斯’的银行。……他们却能使该组织通过一个事务所和1908年成立的土地发展公司在巴勒斯坦寻求更多的殖民区。”（p203）赫茨尔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沉寂期，但在“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但向巴勒斯坦移民却被坚持下来，直到一战的爆发。“他们认为最终目的的实现，不能凭命运突然好转，或某些有名政治家鼓舞人心的操纵，只有凭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缓慢而稳定移居，才可能建立将来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基础。”（p207）而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政策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化，也有利于向巴勒斯坦移民。“到了1911年以后，对犹太人移居的限制已部分解除，而且外国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也比较容易。”（p208）在这种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领导。“从1908年开始，通过由雅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行政部门的一个有能力的特别代办亚瑟·芦宾管理的新巴勒斯坦办事处，有秩序地组织起犹太移民，为执行这一计划，建立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为所购置土地上的移民培训工人。”（p208）由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09年建立了特拉维夫城，犹太人口大量增加，巴勒斯坦正日益成为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参见209）

    1906年，魏兹曼结识了阿瑟·贝尔福，由此出发，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找到了一批同情者，如劳合·乔治，“布尔人领袖史末资将军和帝国行政长官米尔纳勋爵”（211）等。在这种条件下，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希望转移到了英国身上。而为了帮助英国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巴勒斯坦犹太人也是积极行动了起来，“一个‘锡安骡马军团’参加了加利波利的登陆，还有皇家联队的三个犹太（待查证）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的战斗。”（232）作为回报，《贝尔福宣言》发表了，而且英国在战后也力促阿拉伯代表费萨尔与魏兹曼在1919年1月13日签订了一个正式协定，从而使阿拉伯人有条件的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纲领，为阿犹关系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它使大家明白，如果那些当权者做事坚定，有远见，能当机立断，那么圣地的事态发展会变得远为美好得多。”（241）

    1917年英军在阿拉伯人的配合下对巴勒斯坦展开了攻势，“1917年底以前，雅法、耶路撒冷、杰里科相继被占”（227），到1918年“10月30日，土耳其人签署了穆得洛斯的停战协定，于是表面上中东战争结束了。”（228）由此，巴勒斯坦进入了英军占领时期。虽然战事仍在继续，但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却被使用到了“各部门和政府的告示以及官方和市政的收据”（254）之中，而且“被占领地区行政署雇佣了一些犹太军官、职员和译员”（254）。不仅如此，1918年3月，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英军的支持下也到了巴勒斯坦。“该委员会的正式使命是：要在英国当局和犹太居民之间建立联系，协调救济工作，组织犹太居民并帮助他们恢复活动以及重建并发展他们的聚居地，要在阿拉伯人和其他非犹太社团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对进一步发展犹太居住区的可能性提出报告，以及调查研究成立一所犹太大学的可行性。”（255）但由于战争仍在继续，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英军并没有公布《贝尔福宣言》，这就对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犹太复国委员会中的那些“更走极端”（256），“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257）的东欧犹太人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它与英国占领当局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太自然了”（257）。异常激动的犹太人刚刚回到圣地就迫不及待的想用一些事例“向全世界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者业已着手创造性地组织回到古以色列国去的工作”（257）。魏兹曼的那种渐进政策遭到他们的反感，“那些能左右委员会的人所持的观点认为，变通、容忍与和解似乎都会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重大的风险——即仅仅成为巴勒斯坦的另一个社团，并注定会被同化掉，或者成为该国家里的一个次要角色。”（259）这种急躁冒进的思想，不仅使得英国占领当局觉得犹太人的态度傲慢得令人难以接受，“正如鲍尔斯将军所抱怨的那样，法律与秩序的约束力正在被置之不理。任何一桩牵涉到某一个犹太人诉讼案件，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向占领国要求的不是正义而是对其同胞的优待”（261），而且也伤害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魏兹曼离开了巴勒斯坦。这种态度，使得他以后对巴勒斯坦再也无能为力了。

    1920年7月，赫伯特·塞缪尔作为高级专员来到巴勒斯坦，从而开始了委任统治时期。英国在巴勒斯坦进行统治的依据就是委任统治文本，其中第四条明文规定，“承认一个适当的犹太办事处作为公众团体，以便在政治、社会及其他事务上与巴勒斯坦行政机构协商合作，促进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及保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利益，并经常在行政机构管理下帮助并参与本地区的发展。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组织及宪章上只要不违犯委任统治的观点，将被认为是犹太办事处，此办事处可采取步骤与英国政府协商，获得所有愿意帮助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犹太人的合作。”（594）这就使得我们前面提到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派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犹太办事处的不二之选，同时委任统治文本还要求鼓励地方自治，为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取得公民身份以及扩大犹太聚居区等提供便利。但这一切，和《贝尔福宣言》一样都有一个前提，“确保所有巴勒斯坦居民之公民权利和宗教信仰，不受种族或宗教之限制”或“保证其他各部分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损害”（594）。这也就是说，英国当局将把犹太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同等看待，“一视同仁”（264）。基于此，1922年“阿拉伯人被邀组织一个阿拉伯办事处，以便与犹太办事处处于同等地位，来跟政府打交道”（276），到却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拒绝。这就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涣散状态，完全不同与犹太人，这在以后会吃大亏的。在英国公正强力的统治下，犹太人得到了很多实惠，“1919年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似乎只有1，806人。1920至1923年间他们的数字每年增加到8，000至8，500人”（265），“到了1925年4月犹太人拥有的地区已扩充到三百十九平方英里”（272），占到了巴勒斯坦可耕地的百分之六。但这也是得阿拉伯人感到不安，终于引发了1921年5月的骚乱，造成阿犹双方丧生都达到近百人。由此，英国当局有执行了偏向阿拉伯人的政策，如“暂时中止了犹太人的移民入境”（275）。1922年6月英国发表了一个旨在解释《贝尔福宣言》及委任统治的白皮书，与阿拉伯人的截然反对不同，魏兹曼则保证“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将遵循英国政府的政策行事”（277）。同时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善，犹太移民的压力对英国也大为缓解，“1926年至1928年间移入的犹太人数目下降。1927年移出的犹太人超过移入的犹太人。1928年移入的犹太人比移出的犹太人只多出十人。”（278，另参见282）在此背景下，即使英国当局再出台一些对犹太人的限制政策也是可以接受的，如限制土地买卖，保障阿拉伯佃户的利益。这样，巴勒斯坦在英国统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是十分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全面和平”（280）的，者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塞缪尔的继任者普卢默勋爵的离职。在此期间内，阿犹双方和平相处，互相谅解。这也是魏兹曼不断加以强调的。

    综上所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自成立以来就没有放松过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领导，特别是在移民与生产方面尤其如此。但这一时期的管理机构主要还是与统治巴勒斯坦的当地势力，如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相配合相适应的，其努力的方向主要还是致力于犹太人自身自治能力的建设。正是这种实际与稳健的工作作风是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从一个名不转经传的零星因素发展成为一个在巴勒斯坦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人的重要势力。但以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