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章节选自《斯大林最后的罪行》一书的结论部分，用笔生动，事例翔实。在学术上，对斯大林体制的批判有很多角度，而这篇文章将之归结为政治的浪漫主义，新颖的立意，的确是很有启发性的。

危机，假象的敌人使得社会稳定的任务凸现出来，这也就为斯大林排除其他一切群体而抓紧权力不放创造了背景条件。“没有危机与萧条，就没有稳定”，这句话一言中的。

    打击敌人还只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部分，另外还需要使得人民保持对于斯大林的忠诚与热爱，即个人崇拜。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处于保卫和平的前列，捍卫全人类的利益”。

    这样，整个苏联社会就分为两部分，一是斯大林，一是奴性十足的人民，即使那些身居高位的上层人物也不例外。他们原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对如此大的地位提升心中充满感激，乃至可以牺牲一切。而当自我的一切都埋葬掉的时候，人的道德也就变质了，人就成了工具。人们的价值观错位了，舍的比取的东西更有价值，但在当时人们却没有注意到。失去的是什么呢，文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仍可以窥知一二。最高真理，党派科学取代了个体的道德理性，人们的幸福自由观念被扭曲了，谎言谬论等非逻辑的产物充斥着人们的头脑，违背了理性。

    这篇文章的观点鲜明，感情色彩浓厚，在文末作者表达了反对对抗，希望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但作者只是对落后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提出应该怎么办，而对主动的，占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一字不提，这是有欠考虑的。另外，作者的文章里没有时间概念。不容否认，斯大林确实臆造过一些敌人，没有正确反映社会实际情况，但这主要还是在建设时期，而在革命阶段，苏联社会的确是危机重重，所以斯大林体制的确立还是有其历史贡献的，我们不能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