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刘家祠堂

每当提到故乡，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富春江畔，那个炊烟缭绕的大村庄――环路头。而在我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家乡的刘家祠堂。因为，她是我的母校。

那是196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七虚岁上学的我，背着一只红色棉质抽着带子的书包袋，沿着村东南边的一条石板路，穿过一片金色的田野，走进呈穹隆状地形的庵坟头，见到三株需要三四个大人合抱的香樟树，便来到刘家祠堂。由此，开启了我人生的启蒙教育。

刘家祠堂兀立在一畈绿油油的田野之中，祠堂北面这条二三米宽的泥路，是谊桥垅、老坟头等五六村庄的村民走向外部世界的必经之路；祠堂西南面这条清澈的小河，贯通村中村前的几个池塘，最终流入水田畈，奔向远方。

刘氏祠堂坐东朝西，“三厅两井”的格局，呈长方形。她建筑风格古朴，气势恢弘，一个个连大人也抱不起的柱子，一条条方正粗大的横梁，一根根被油漆染红的檩条和板垫等，彰显着这座宗祠的悠久历史与深厚的宗教文化。

从宽敞高大的祠堂大门进去，第一厅里，北面是教师办公室，南面是教师的食堂。再行几步，便是一个天井，并被甬道分成两个。天井的两侧，各有一张陡峭的楼梯通向廊房（厢房），这便是教师的宿舍。穿过天井，是祠堂里最大的一个厅，中间放置着一张乒乓台子。下课时，常能见到老师与同学，左蹦右跳，挥拍厮杀，“好球、好球”呐喊声震耳欲聋。在乒乓台的两边用木板隔开，是两个大教室，当年我读一年级时，就坐在南边这个教室。再走几步，又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两侧筑有廊房（厢房），楼下是两个长方形的小教室，楼上是教师宿舍。

最里面的大厅，左右两边也被隔成两个大教室，中间沿着北面的墙，用砖头和木材筑成十多个平方的一个主席台，这是全校开大会时用的。我清楚地记得，一年级时，我首次站在台上，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二年级时，学校举行六一文艺汇演，我涨红了脸，在台上讲了《放羊的孩子》的故事。三年级时，在全校书法比赛中，我再次登上了吱吱嘎嘎发响的台面，领取了学生时代的首张奖状。

富春环路刘氏，自古江南名门望族。如果说村中怡祖殿、香火厅等是早期启蒙教育的地方，那么刘家祠堂则是后来有规模的教育场所。特别是解放后，因太平区公所设立于我村，刘家祠堂嬗变成民主完全小学，庵坟头则成为操场。生源来自本村及周边四五个邻村，兴旺时学生数百。由此，我读三年级时，三四年级复式班曾搬迁到我家对面的房子里。

“文革”后，民主完小曾一度戴帽试办了初中。我和高一级的学长们合并成为首个初中班，仅读了一年，就算初中毕业了。扳指算来，我在刘家祠堂度过了七个春秋，她承载着我的欢乐与梦想，留下了我太多的印记。

今年春暖花开时，富春环路刘氏第11次修谱，乡贤们嘱《序》《跋》于我。当我虔诚地翻开厚重的《富环路春刘氏家谱》，见到了《祠堂记》《重修祠堂记》这五篇文章，其可谓见证了刘家祠堂的沧桑岁月。

相传，刘家祠堂初建于1584年，因财力有限，断断续续历时30年才竣工，但我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然而，这次在家谱中，我却找到一篇《祠堂记》，这是乾隆35年（1770年）由刘氏后裔舜聪公所写的，记载刘家祠堂起工于乾隆廿九年仲秋（1764年）。遗憾的是，有关祠堂的长与宽，在古老的家谱上没有半点数据的记载，在现在的“百度”里更是一片空白。

刘家祠堂虽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但屡毁屡修。如道光22年（1842年）所撰写的《重修祠堂记》中记载：“东祠今被匪毁，基趾犹存仍旧，会同通族，合议共建，上承和宗之意，下启睦族之风，不亦綦善乎。于是，房长承传，董事启元、启槐、启东、启派于女子所，应用之银，将祠内堆积调之，随即兴工，自道光22年10月起，至12月功成。每个男丁派工两天，女丁派膳三日，其工膳外，实费银钱百二十有余贯文，斯事之成，幸赖房内贤能共勷此事……”

原来，东祠匪毁后，我的天祖（五世祖）承传公，身为房长，率先行动，得以重修成功。

接着，咸丰11年（1861年）逢境来匪擾以及同治元年（1862年）遇庙被折崩，于是，又是开启重修篇章。

抑或历史的原因与决策者保护宗祠观念的淡薄，1977年的刘家祠堂，消逝了朗朗的读书声，却迎来了一阵阵轰鸣声，仅短短几天时间，将这座屹立数百年祠堂夷为平地。

年轮送走了桃李芬芳的往昔，岁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诚然，对于父老乡亲来说，刘家祠堂的消失，既给大家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留下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今，我的母校――刘家祠堂，就像一首悲怆的奏鸣曲，在老人们心里浅浅低吟；又像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年轻人口中悠悠传唱……

        (此文刊登于《富阳日报》2018年9月29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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