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赵宗仁：劳工调查第一人

       被掳劳工，这对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然而，70几年前，有将近4万名中国人就是带着这样的名号，漂洋过海，被抓到日本。从事牛马一样的劳动。许多人因不甘忍受非人的折磨病死他乡；还有人因反抗、逃亡、暴动，一样被凶残地杀害。

     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资料显示，1943年至1945年，38953名（不完全的统计）中国劳工分169批被强制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索赔”调查开始：第一位接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委会）”调查的老人出现在童增和李定国的面前：中等身材，一双忧郁的眼睛，一身整齐的农民装扮。

他叫赵宗仁，家住北京昌平西小营。是当年被拉到日本北海道的中国劳工。

他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委会）的联系，还要从1993年的说起，那天，赵宗仁在他家的一个小商店买东西。商店的人知道他曾被抓到日本，当过劳工。就把一份四川的《文摘周报》给他，上面有童增要求日本对二战受害者进行民间赔偿的一段新闻。赵宗仁读后，顿时兴奋起来。他当时就想，一定要找到童增。但茫茫北京城，到哪里才能找到童增呢？

       赵宗仁拿着报纸到当年一起被抓到日本去的年龄最小的同伴家里，他当年只有11岁。他的儿子听完赵宗仁的来意后，即刻安慰赵宗仁别着急，过不了几天，肯定能给您找到童增的地址。果然没过几天，赵宗仁就得到了童增单位老龄委科研中心的电话。

赵宗仁打电话终于找到童增，他告诉童增，他要来找童增的目的，就是想要出出50多年来，一直憋在心中的郁闷。他认识很多和他这有相同经历的人，都和他一样，有着相同的情感，他是代表许多劳工来找他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过了几天，在北京祁家豁子的老龄委科研中心见到了童增。童增告诉赵宗仁发动其他被掳劳工写索赔材料，然后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赵宗仁回家后，几乎天天骑车挨个转，最远的是从海淀到顺义的高丽营，大概80里，单程骑车两三个小时，来回也要一天，过了几天，找了十几个人，写好了索赔材料，然后在苏家坨附近的邮局直接寄到日本大使馆。一年时间里赵宗仁联系上了大约一百人的被掳劳工或者遗属。

     赵宗仁从此开始了天真的企盼，他以为事情很简单，日本政府毋庸置疑要给他们回音。让赵宗仁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的回音没等来，最后等来的是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回音。“有关部门”根据赵宗仁写给日本大使馆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当地派出所，然后找到乡政府再找到见到赵宗仁，声称赵写信是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他们还问赵找过哪些人，赵宗仁感到很气愤。他认为做这事没有错，就把他找到过的人的花名册扔过去，生气地说：“都在上面，你们自己找吧”。

     这以后，“有关部门”将凡是赵宗仁联系过的人，都到当地部门去找了个遍。有些胆小的后来就退却了。有的人甚至当赵再去找他的时候，竟然回答是：“我不认识你”。

      赵宗仁也随之开始了经常被乡政府或当地派出所“谈话”的生活。每个月根据中日关系的变化，都要找他“谈”几次。赵表现的很耐心。每一次他都要向来者诉说自己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苦难经历，宣传历史，控诉日本人的罪恶。逐渐地，有些人被感动了。有一次赵宗仁被叫到派出所，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晚上7点，被感动的小警察最后开玩笑说：“您的事办成了，该好好请请我们！但今天我来请您吃饭！”

       1994年秋天，在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赵宗仁应约接受了李定国的调查采访。一人一杯可乐，就切入正题开始了调查笔录。这是索赔以来，第一个正式接受调查的劳工。谁知道，以后还要有多少劳工，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被隐藏的日本人的罪恶，需要我们这一代开掘！

       1944年，赵宗仁只有14岁。因家境不好，想挣点儿钱帮助家里。春节前，他在县城做“小工”，挣了点钱，让家里春节吃上了饺子。那年刚过阴历八月十五，听说昌平县里又在招人修城墙。他去了。哪想到这回再也回不了家啦。他一到县城，就被人抓住，强征他到日本去当劳工。先是被押送到塘沽，连同其他147名同乡被日军和汉奸送进了塘沽“集中营”，在铁丝网、哨岗包围的城围下关了7天。之后，登船去日本。一路上，他伤心欲绝，毕竟他只有14岁。夜里哭，梦里哭，还不能哭出声。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爹娘！这一路，心惊肉跳；这一路，昏天黑地。他也不知道这轮船要把他们拉到哪里！回首张望，巨浪无边，海天苍茫，赵宗仁绝望了！

随着赵宗仁的叙述，小餐馆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他们被送到北海道一个叫置户的地方。具体地点是北海道野村矿业公司置户矿业所：这是赵宗仁劳动的地点。长长的劳工队伍中，他那瘦小枯干的身材显得十分突出。

搬石头、筛沙子、搬运发电厂材料是赵宗仁的主要劳动，一天干10小时，吃着透着酸味的馒头，200多人睡在木板房中。他还被监工抽耳光。

     多少年后，曾在置户矿山当过事务员的日本人村上在法庭上，也做了这样的证明：“中国人每天早上八点接受点名，腰间被捆上绳子，从事务所前面通过，向现场走去。那些14、5岁的孩子们中的一个，就是赵先生。他们吃饭只有一个馒头，瘦的让人可怜……”

     但日本人并不因为你身材小、岁数小，就同情你，他们让他和大人一样干活。有时要搬运几十斤的巨大花岗岩，一次又一次，他搬不动，就要挨工头打骂，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许多中国人病了还没有死，就被扔到海边喂狗吃，那些狗后来吃人都吃腻了……过春节了，想家呀，想的睡不着！说着说着赵宗仁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就是从心里流血，回忆就是剜心的尖刀，赵宗仁想起死去的难友，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死人太多，几乎每天都往外抬死尸，后来就等凑足了5、6个人，就把尸体装到手推车上，运到郊外的焚烧场，在野地里堆上干柴，尸体放在上面，浇上些煤油点火焚烧。

起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焚烧场。后来，我到焚烧场看了一次就明白了。原来，他们去那里不是因为可以不背煤，而是为了能够吃到烧熟的尸体。我亲眼看到有人在吃烧焦的人腿……”

      后来，赵宗仁的难友赵冠英在札幌法庭，对此事也做了这样的补充“其实，当时我也吃了。这样的事很难说出口，但相隔五十年来到法庭，我必须说出事实……”

李定国听着赵宗仁的叙述，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大把大把的泪水亦如泉涌。饭店的服务员走过来，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过去的历史，那是中国教科书中没有记述过的历史！那个历史是将近四万名中国人，被强虏到日本做牛马！

       1999年12月，赵宗仁在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起诉，开庭前一天，也就是这年的12月6日，他来到当年被强制劳动的野村矿业公司置户矿业所遗址：满目荒草萋萋，寒鸦乱飞。五十多年了，当年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而他也已经年届古稀！

      北海道记者这样进行了报道“‘山的形状没有变，这条路我也记得’。满脸皱纹，干农活晒得黝黑，看起来很健康的赵先生来到立在公墓中的“中国人殉难慰灵碑”前，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自那以后五十多年了，……太痛苦了，真窝囊啊！’他的声音像是呻吟，随之泣不成声，眼睛里滚落大滴泪水。”

    “真窝囊啊！”，这被长期压抑的痛苦，究竟是谁给他的？

        赵宗仁如今独居在北京昌平西小营。绿树环围的农间的一间小屋，就是他的家。这间小屋看似平常，却封锁着一段痛苦的劳工记忆。为纾解痛苦，他把每一个和他一起做过劳工的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平时电话联系，逢年过节或致问候，或将社会志愿者的赞助费，发到他们手中。不过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当年和老赵一同被抓的148名劳工，只剩下他和另一位90多岁的两个人啦。他对我说，一定要坚持活下去，要看着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虽然，他也已经85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