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传统”应是一种牢固的不会被轻易粉碎的深植于民族意识之中的蕴含于文化、道德、习俗等诸多社会元素中的具有惯性的理念。“传统”是由正负两向而成的共同结构。但现代人，一般都把“传统”理解为“正向 ”或“光辉灿烂”的一面。而忽略了同样可归为“传统”的“阴暗”的一面。就教育而言，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杏坛设教，孟母三迁，程门立雪等动人故事，都是在告诫我们：人，必须接受教育的道理。自古以来城乡间的书院、学馆、书屋、私塾，育出人材千千万万。按理说，存于民间的尊师重教的“传统”该是何等根深蒂固。谁又会想到，这“传统”的根基，竟然会是如此脆弱。“文革”风暴一来，顷刻间就变得一文不值。这也许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另一种“传统”吧！

    时间已过去四十年，但一想起在永清教书的日子，眼前展现的就是泥台子“书桌”，学生各自从家带来的板凳，漏雨的教室，写不清字的泥黑板，以及几位教师合住的宿舍兼办公室兼厨房兼食堂，那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的瘸腿的桌子，摇摇欲坠的“床”，纸糊的墙……坦率地说，我没有去尽全力教授我的那些学生－－那是我生命中最困惑的岁月。但就我的本性而言，我对我的学生充满了感情。我没有使用过任何过激的语言责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对那些家庭生活或学习困难的孩子，我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反过来，学生对我一样的真诚。学生知道我爱吃秋天红脆的大枣，每到枣子成熟的时候，我都要把大枣吃个够。有时午睡醒来，红宝石一样发亮的大枣已经在我不知觉中，摆满了我的“宿舍”外面的窗台。

教育这个领域，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是惨痛的。人们眼中的“教育”目的，仅仅被当做识几个字。甚至连我自己也成为农村中某些人现身说法的“样板”，“瞧，北京来的那个陈老师，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农村人习惯这么说，我既不是什么高材生，也没有在北大念过书），读了那么多年书，花了那么多钱，还不是到了农村？！”那个环境下，我只能尽我的努力，在教学生“认字’的同时，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虽然我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既然在岗位上，我自然而然地以一种负责的精神站在讲台上。我坚持做家访，想了解我的学生，了解他们的生活。几年的农村教书生涯，我越来越感到失望，耳闻目睹教师的贫寒以及农民的穷困，我自然地要想到这贫穷发生的原因。除开政治因素而外，我还曾试图对农民的行为观念、传统精神做一个概括。我发现，农民不像我以前在书本上所认定的那样，勤劳、朴实、善良……相反他们为人处事往往比我“狡猾”的多。

比如，在北辛溜学校教书的王老师，她毕业于南开大学。我与她曾共事几个月。同是落难的大学生，彼此很谈得来。因学校其他教师下班都回家。只有我在学校常住。而王老师住在村子里农民家，也没有饭辙。我俩一天到晚为“吃”发愁。后来一起在办公室做了几次晚饭，闲话就出来了。有人出来造谣说我俩如何如何，一句话，就是作风不好。所谓“作风”，那时期特指的就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很气，但鉴于我的处境，又不好发作。也只能忍气吞声。

再比如，我在东辛溜教书的时候，校门口土墙西头，有一户人家，是无儿无女的老“绝户”。村里许多人看不起他们，给他俩分别起了“外号”：女的叫小寡妇，言外之意就是男方性功能不行；男的大名叫王永恩，大家就叫他“大屁股恩（读音nen）儿”说他像女人一样，屁股大。总之将二人阴阳颠倒，津津乐道。学生嘴欠，常常站在校门口，大声直呼其“外号”取乐，一次被我听到，气得我踹了那个学生一脚。这一踹不大紧，本来命运就不济的我。就又开始了霉运。那个地方小，小的人人可以有神通，而我就更小了，小的可以被任何人踩在脚下。我不想写的过多，总之，这一脚让我承受了又一次耻辱和重压。我明白了，在那个时期我虽然我行我素，尽量快乐每一天。但我实际是随时被无形的眼睛盯看着，不能稍有出格的举动。

   那时后，我该成家了。但我的“反动学生”的身份，和我所处的环境，让我不能考虑成家的事。但我又不能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于是到处给我张罗说“对象”。虽然都被我婉拒了，但也不能都拒绝呀。那时“大学生”还很少。也真有愿意找我的。没办法，有几个就是逢场作戏，勉强应付见上一面就找理由“拜拜”。因为我不能把自己真实情处境告诉人家，往往见面后内心受折磨，感到非常痛苦。加上爸爸训，妈妈说“老大不小了，也不能不回北京就不结婚哪！”，这种痛苦就更加倍了。我不愿意父母为我的事操心。

但我的决心很大，不摘“帽子”（反动学生），不回北京决不恋爱结婚。

那时我把课余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读书上。读书对于我，可谓如饥似渴。每次放假回到学校。一个大手提包里装的全是我借来的书籍。在书中，我寻找着生命的方向，人生的价值。我读大学教材《生物学》、《遗传学》，读《中医学概论》、《身经通考》、《伤寒论》、《医宗金鉴》、读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读前苏联的《哲学史》，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读凡我能找到的古今中外小说以及《史记》和《资治通鉴》、前后《汉书》…..我没有想到这些书奠定了我一生学问的基础。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塌下心来读书的环境，如果没有人生的挫折，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读那么多的书，有那么多关于人生社会的思考。

但我还是苦闷和寂寞的。休息天常去县城逛那条逛了不知多少次的乏味的街道。或者去县城的下馆子吃上一次溜肉片溜丸子或摊黄菜（即炒鸡蛋）。县城并不古老，只有南北一条大街。除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大院就没有象样的建筑了。虽然之后发现了永清四通八达的古代地下通道，但那已是我离开那里之后若干年的事了。有时候干脆骑车到某个地方，看看风景不错，就把车一扔，走进小树林躺上半天，看天空流云飘荡，浮想联翩。此时已不是如孩提时代那样无边际地幻想，而是考虑如果生活总是如此下去，我该怎么办？我想的多少其实并不关紧要，有一个信念是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坚持自由信仰，独立精神，决不平淡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