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境界

    我终于踏上了海南儋州的土地。

    桄榔庵、坡井村、东坡井皆是我神往已久的去处。这些地方都印下了苏东坡先生的履痕，留下了其生命中最凄美的诗文。

                   1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初夏，苏东坡从广州登船往海南流放地。行前，他让儿子苏迈转交给广州太守王古的信中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某垂老投荒，无复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可见，时年61岁的东坡老人是抱定终老海南的信念，踏上沧海茫茫的行程的。但生性其实很率真的东坡老人，一旦落户在海南的村舍当中，他既没有作棺，更没有作墓，完全是另一种随缘而安的超然心境了。

     儋州至今也是个穷地方。东坡的贬所中和镇曾是儋州古城。现在古城的痕迹只剩下东城门和北城门了。据说九百多年前，这里曾是儋州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在儋州城早已搬到了二十多公里开外的新址。将又穷又破的古城留在原地。新城高楼林立，而儋州古城里却仍是一片破败的景象。

     当年东坡的流放居所“桄榔庵”就在离古城中和镇三、四里远的地方。一通清代的《重修桄榔庵记》的残碑还在，碑文已经泐灭不清。其它就是一片乱树和一片污浊的脏水。正午炙热的阳光下，四棵孤单的桄榔树在热风中摇动着高高挺秀的身躯。

    东坡在海南，除了靠胞第苏辙的接济而外没有经济来源。从租赁居住的官舍被赶出后，他的生活陷入绝境。此时，他与相依为命的小儿子苏过躬耕垅亩，以供衣食。在《和西田获早稻》一诗中写道“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生活是难以言状的困顿。他甚至到了“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的境地。但他挺直脊梁地活着“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

    在逆境中他是超然的，他没有像许多传统文人那样，一旦身陷困厄，精神即随之萎缩，进而走进精神的死路。他们不知道，痛苦的意义在于重新寻找精神的支点。而这个支点不在于为求得解脱而解脱，而是看淡欲望，正视现实。东坡先生用极具个性化的自由而又实际的思辨为自己找寻精神的出路。在《试笔自书》中，他写道“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他把整个世界都比作海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岛上；把自己比做盆水中附着在芥草上的蚂蚁，已不辨东西南北，但顷刻之间水涸盆干，蚂蚁眼前的道路竟是四通八达。

    此文作于绍圣五年，即东坡被贬到海南的第二年。东坡在用自己的独有的思维逻辑，诠释着逆境中的命运。这就是生存的智慧，这就是对生命的超越。这种超越催使他在拯救自己之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不沉沦，不消极，不放弃。因而在海南的生活，他活的有滋有味。

    他写海风“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连冬季起火取暖他也写得别开生面“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独觉》）；他以诙谐的笔调写醉酒“半醒半醉问诸黎，竹此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

    东坡先生每当被流放必有好诗问世。第一次被贬黄州他所写的《定风波》一词中，曾这样描绘自己心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诗中其忧乐不系于外物的豁达情怀，皎然可见。

   因此，东坡晚年这样评价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次流放，生命得到三次升华。在海南的三年，他留下诗文一百三十多首。这些诗渗透了他生命，他的情感，他的忧思，更有他的快乐。

   东坡喜欢音乐。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他在第一个流放地黄州过四十五岁生日时，进士李委用笛子为他演奏了古曲《鹤南飞》。东坡先生听得如醉如痴。也许正是这首古曲，激起东坡写作前、后《赤壁赋》的灵感---他写了《李委吹笛》一诗。此诗至今读来仍让我有别样的感受：“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含有龟兹音乐元素的古曲《鹤南飞》自此与东坡结下不解之缘。他把它带到海南岛，带到天涯海角。是曲中的孤鹤，还是曲中的意境拨动了东坡的心弦？

    至今海南儋州人在祭祀东坡先生时，都要演奏这首曲：天朗月明的星空下，美妙的乐曲声中，孤鹤向南飞去了。它把美好的梦境留给了人间。

                               2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东坡先生结束三年的流放生活，遇赦北归。在他留给海南的最后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此刻东坡先生心境：“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海南的经历，东坡先生无愧无悔。岂止无愧无悔，更被先生誉为“兹游奇绝冠平生！”。“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三年野服多知己，万里天涯即故乡”。

    在海南，东坡先生最感惬意的事情应算是开儋州教化之先，为海南本土培养出一代莘莘学子了。他认为“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他在自己家中特设“载酒堂”传道授业，善待四围孜孜求学的农家子弟。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中写道：“幽居乱蛙蝇，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且欣习齐咻，未敢笑越吟。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荆榛短墙缺，灯火破屋深。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仅听了邻居一个小童读书声，东坡就可以如此动情，足见其内心世界的清醇——他在教化生涯的苦辛之中得到了人生最大的满足。

    东坡的学生中既有本地的农家子弟如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也有从百里千里以远而来的姜唐佐、吴子野。

    当时的儋州尚是榛莽遍野，文化相当滞后的地区。官办的学校建置，在东坡先生到来前五十多年即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才开始。东坡来儋后造访儋州官学，感慨万端：“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如此破败的办学条件，如此贫困的老师，使得东坡感慨万端。这可能也是后来东坡决心办学的由来。

因王安石变法要求科举取士必以“经义”为主后，岭南和海南地区尚未能适从，因此形成读书人一时无书可读的状况。东坡于是自编教材，“辨析经传，异义参求也；所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所成史断，浅近易解也”。

   东坡先生谦和可敬，他以一贯的洒脱豪放的性情与学生相处得极为融洽。常常拄杖敲门，悬壶携酒与诸生饮酒吟诗，互相酬唱。姜唐佐是琼州（今琼山县）人。据东坡先生《与姜唐佐》中记“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与予相从，庚辰三月乃归”。苏东坡遇赦北归前，亲将自己所用端溪砚赠之，并题书“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断言姜君必将以科举踏入仕途。果真在东坡北归后的第三年，姜唐佐考取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

   东坡先生在儋州以戴“罪”之身，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力，自觉承担起施教一方的重责。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突破，是人格品位的升华。儋州百姓对东坡怀着深深的景仰之情。《琼台旧事录》这样评价东坡先生对儋州的影响“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为纪念他，在东坡居住和所游历过的地方，人们起了许多与其名字关联的地名：坡井村、东坡田、东坡塘、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坐石……

   东坡先生在荒野间点亮了一盏文化的明灯。这盏灯，是其生命的永久的延伸。

                              3

   长期的流放生活，东坡先生做人的原则没有改变：诚实、正直、刚强是他为人的本色。他在生命的尾声，以自己一生的感悟，写给老朋友孙立节之子孙勰、孙勴的短文《刚说》中曾有这样的表达“孔子曰，‘刚毅木讷，尽人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者，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之人。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之后，东坡以孙立节独抗丞相王安石，宁可官不做，也不违心参与新法（王安石变法功过姑且不表）；以及其宁冒抗旨之罪，解救刑部要立斩的十二人的性命来说明孙立节的之刚之仁。

   东坡先生以为真正刚毅之人，必是拥有仁义情怀。因为他是为捍卫美好的事物而刚强。而对那些满嘴任意道德口蜜腹剑之人需要倍加提防，“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之人也”——章惇应算是一个吧。

   晚年的苏东坡，已经参透人生“聚散忧乐，如反复手”“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百姓命运的关注。绍圣三年冬（公元1096年），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东坡先生谈起“广州一城人，为饮咸水苦，春夏疾役时，所损多矣！”苏东坡听后非常着急，他苦思冥想设计了一套供水方案，火急报告给广州太守王古。他写道“……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此文千七百字，从兴建到日常养护,到经费来源均一一想到。

   太守王古也是个为民做事的好官，他采纳了苏东坡的建议并着手实施。当他将山水引进广州城的时候，非常兴奋地向东坡报告了消息。但东坡转而想到，二十里长的竹管，日久天长无不塞之理，于是马上再回信给王古希望“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

   东坡之心，仁者之心，刚者之心。他早已忘记自己是个重贬的“罪臣”，身在惠州，他捐出皇帝赏赐的“犀带”，集资为百姓修建了东新桥和西新桥。然而，他关心的不仅是惠州也包括所能假以援手的天下百姓的疾苦。传统的中国人，向来缺乏的就是“公共心”。他们做事处事容易首先想到个人或家族的利益。即使是现在，敢于见义勇为而不顾其害者也常常不为常人所理解。东坡一生一贯为民而歌而哭，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是因为他从来不深陷于个人得失，而是将与民同乐同忧与自己生命连为一体。

                               4

    都知道东坡被贬海南，是宰相章惇的主意。章早年曾与东坡是朋友。但此人气度狭小，妒贤嫉能，报复心极强。宋哲宗赵煦即位后，要行新政，章趁哲宗年幼，便利用职权开始疯狂打击迫害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以防止这些人东山再起。其中才能远在其上的刚直敢言的苏东坡、范祖禹、刘世安被视为死敌。绍圣四年闰二月，章惇再次将三人发配。范祖禹宾州、刘世安高州、苏东坡则被处罚的最重最狠，从原本的发配地惠州再次发配到最远的海南儋州。此前，东坡先生已经准备终老惠州，并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年初刚在惠州白鹤峰筑起了新居。哪里料到，住进新居才两个月，就又被流放到再向南千里的海南岛了。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东坡遇赦北归走到靖江。此时适逢章惇失宠被贬雷州。其子章援正在前往雷州探视父亲章惇的途中。章援是东坡当年为主考官时，亲自以第一名录取的考生。他知道东坡很可能被朝廷重新委以重任，也深知其父对东坡先生的所作所为。他深怕一旦东坡辅佐君王，会以其父当年对东坡的手段施于其父。因此写了一封七百字的长信，希望能够见东坡先生一面。

其实，关于章惇被流放雷州海康的消息，在东坡北归的路上，其三子的岳父也就是章惇的女婿黄实即已经告诉了他。他给黄实写信道“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针对章援婉转表达的忧心，已经重病缠身的东坡还是亲自提笔给章援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憩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六月十四日（公元1101年）。”

   可见凡加害他人的人，自己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但我们有谁能想到，东坡先生没有像章惇对他那样落井下石，反而善待屡屡加害其身的章惇，并好言劝慰。如此宽容大度之心，古今实为稀也。

     无论贬往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先生能够从容坦然，决非是做给人看，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那首写于黄州赤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势，那首写于惠州罗浮山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洒脱，那首写于海南的“九死南荒吾不毁，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快意，都向世间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真正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有可能宠辱不惊，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

                              5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将太多的苦难分配给了像苏东坡那样正直而诚实的好人。东坡先生依靠精神承受并以智慧超越了苦难，完成了生命的更新。今天，当我们站在苏东坡的面前，我们仍会身不由己地感到，深蕴于其内心的道德的力量。

是的，他的命途多舛，但其生命灿烂多采。他以仁义之胸怀，浩然之气魄，坚韧之精神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美诗。无论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他都给后人留下了榜样的印记。

   在儋州坡井村，东坡先生为百姓打的那口甜水井至今还在使用。一丛绿竹中环围起一米高的波浪式的围墙，围墙中间的井口的石栏已经被井绳磨出好几个豁口。岁月，从井口上已经流走九百一十年。围墙入口的两侧有一副红纸墨字的对联：“饮水思坡公  甘泉育后英”——人们没有忘记苏东坡，他永远在最美最广阔的人生境界里活着。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