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岁（代后记）

     地震发生的时刻，我正在郑榕老师家和他聊天。忽然接到朋友电话，告诉我四川汶川发生了7.8级地震。郑老师赶忙打开电视机，想知道近一步消息，然而只是口头播报，画面还看不到。

    我是唐山人，经历过1976年的那场浩劫。灾难面前，失去亲人的痛苦，我尝受过。无奈又无助，饱尝人生的坎坷。这次地震，让我一下子重新拾起昔日的回忆，我想到，在唐山大地震时，一定有四川人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现在同样的灾难，摆在了他们面前，我决不能袖手旁观。

     13日经过心灵的折磨和准备，最后做出了也许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到四川灾区去，越快越好！

     5月14日往成都的飞机经过短暂的停飞复飞了，我买好机票立即出发。行前，我和我的几位好友一一打过招呼。告诉他们，我要去灾区做志愿者，并完成关于地震的采访，准备将来以见证人的视角，将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记录下来。

我已经年逾花甲，只是身体还行，心态也还年轻。但我也深知，采访的艰难。首先是交通不便。虽然有志愿者免费提供车辆，但对一些无路可走的地段，还是要靠双脚。从绵阳到平武的采访，就是这样完成的。车到响崖，路就不通了，要想到南坝和平武县城，就得自己翻过大山走上二十几里山路。平武外界报道的少，况且还可以从平武再到青川，我是抱着一往无前的信念和勇气，踏上这段行程的。山路崎岖险峻，我的脚很快磨出了大泡，走路钻心的痛。翻过山，以为就会豁然开朗，但我想错了-——“一山放过一山拦”，我还要步行翻山走一段很长的山路——那已经不是路了，路基已经看不到，一块块巨石狰狞地横在“路”中央，山上滑坡还在继续，我和其他几位同行人在滑坡间歇时，冒险一次次冲过了这些路段。到了南坝头，路好些了，有农用双排座的车可座，我和几个同去平武的老乡上了车，说好到平武县城，每人20元。我们上车的地方离平武城还有30多公里，等到了平武时候，司机说什么也不收钱，“你冒这么大的危险来平武采访，我要收钱也太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一路采访，我多次被灾民的情义深深感动，我从青川县再经平武原路返回时，所乘座的摩托车，车手也是带着我在泥石流和滑坡中一次次冲过，直开到南坝，他也不要钱，在我的坚持下他才勉强收下了。

其次，采访的难度，表现在有些基层干部，爱上镜头，对报纸有轻视心理。我在都江堰向峨乡采访向峨中学学生遇难情况时，问一位姓付的乡村干部，学生遇难情况，她是一问三不知。后来把我“晾”在防震棚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到外面一看，她正对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夸夸其谈——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采访中冷遇和不平等，让我感触万千。

    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比唐山严重。原因在于震区范围太大从川西北到甘肃到陕南无一不波及；再者地震形成的地质灾害也是五花八门，堰塞湖、山体滑坡、山岩崩塌、公路断绝……许多乡镇在大山深处，人员的施救极其困难。这也给记者对灾区的采访，大大增加了难度。走到这样的大山里，真有点儿恐怖。但我们的军队，深入到了所有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和偏远乡镇。如果没有军队，老百姓的伤亡会更加惨重。地震中，让人们看到军队和老百姓仿佛又回到过去的战争年代。在广元七佛乡，乡民顿好腊肉给辛苦救灾多日济南军区“猛虎师”的将士们，遭到婉拒。将士们站在一旁一遍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令乡民感动的涕泗横流。这次对了人民军队的采访，用去了相当多的时间。

   我的记者生涯，多半时间的采访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我认为，记者就是要单兵作战，不仅仅是快捷、方便的需要，更是记者的基本功。如果车马食宿都备好，采访对象也在某地恭候，拿个话筒就去问一些什么感觉，什么感想之类的套话，那类记者好干也好当。我不会那么做，我的采访往往是即兴发挥。因为我事先不知道，能够采访到什么，或采访对象能告诉我什么，特别是这次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让我感动的事情太多了。

   我这次有意将采访的一个重点落在学校上。学校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垮塌的楼房伤亡的师生都占了相当的比例。我采访的第一天，就去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和向峨中学。两所学校伤亡惨重。在地震的废墟上，我是捡到学生的课本和纸条，上面留下了孩子们对未来对青春的向往。然而，一切都已经随风而去。他们生命在不该终止的时候结束了。我在废墟边上就想，为什么教室的建筑那么脆弱？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这样脆弱的教室里断送了生命？究竟谁该对此负责？聚源的老校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也是几度哽咽，也许这是一种良心的自责吧。

    我在乡间的学校做过教师，曾把我呆过的学校比做“抗大”，书桌是泥台子，窗户是用树枝凑合，虽然那是“文革”时期，但我们什么时候向对待自己孩子那样重视过学校的建设？这次学校垮塌砖石上的灰沙，用手一捻就会唰唰全掉下来。还有的学校的预制板竟然连钢筋也没有，有的教学楼，一盖就是三、五年，如北川中学高中部的教学楼。到了地震时一样全军覆没。问有没有抗震级别要求，回答是：“无”。那天从向峨中学回来，悲愤难抑，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面对铁丝一样纤细的“钢筋”，我们的生命是多么无奈！”我心疼那些死在废墟里的孩子。当我在东汽中学看到一个个挖出来的学生的遗体的时候，听到孩子们的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心里想，是谁造的孽？让孩子在已经裂缝清晰可见的楼里度过一年又一年？校长不承认有过，教育局也不认为自己有错，难道是孩子们错了？绵竹市说了等候专家鉴定结果出来再做最后处置，但愿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次地震，教师作为一个灾难面前涌现的英雄群体，感动了整个中国。我采访到的教师大部分都在地震中遇难了。通过与他们共事过的老师或被救出来的学生的讲述，我感到，爱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像东汽中学的谭千秋、南坝小学的杜正香、北川中学的曾在生死降临的危难时刻，选择了牺牲自己身体，护卫学生的壮举，决不是什么突然的冲动，根植于心中的爱心，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是这个教师的英雄群体，给所有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平凡孕育着伟大与高尚。

    但我们不应忘记，学校建筑倒塌的责任。说出真相，也许比鲜花和掌声更重要。

    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下来，灾区一月，让我的心灵得到净化。我为我的同胞兄弟姐妹，在灾难中大情大义而感动；我为他们在灾难中表现的坚强、坚韧、乐观而自豪。有这样的中国，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必将拥有一个灿烂光明的未来！

 中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