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的水并不是日日浑浊。春天雨少，且不猛烈，沿江不会有太多的水土流失，江水在不知觉中转为暗绿色。此时沿着夔峡北岸的古栈道东行，路上金黄的小花一片接一片，盛开在丛密的或枯黄或葱绿的蒿草和芦苇中间，看上去，煞是美丽。

    从夔峡口的老观庙信号台往前路径相对平坦。过了这一段，多年失修的栈道突然变窄，高高的蒿草中摸索着往前走约一千米就到了有名的风箱峡。风箱峡是二十里夔峡中唯一有一块宽敞的平坝的地方。传说明末农民造反的头目张献忠率兵败退进川，曾在此处宿营。300多年风逝而过，独坐在今日风箱峡，仰望吊在铁锈色山体的缝隙中的状似风箱的悬棺，多想问天，问江，问山——那些高悬在山崖上远逝的灵魂，曾如何走过了惊心动魄的一生。

   悬棺葬准确地说应称崖葬，在三峡应当很多。像巫峡中的铁棺峡，西陵峡中的兵书宝剑峡都是因悬棺得名。较有代表性的三峡悬棺有如下几处：

小三峡上游巫溪段。该段庙峡和荆竹峡的峭壁上计有或大或小的悬棺穴274个，保存至今的悬棺还有43具。

   巫峡东口湖北巴东县江北岸汇入长江的神农溪两侧绝壁上，有悬棺约10具。

西陵峡西段江南岸九畹溪一个叫棺木岩的地方，一块呈铁锈色的崖壁上有一道距地面高约50米的横切裂隙，其中置放了悬棺7具。

还是西陵峡南岸，近年来在湖北秭归西南磨坪乡杨林桥村，青干河支流一处长约120米、高约100米的峭壁上，发现悬棺百余具。这是三峡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悬棺葬群。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小峰悬棺群。此地为西陵峡江北岸长江支流黄柏河岸边。一处高约100米的山壁上，有个天然石洞，洞中原有悬棺多具。因近几十年屡遭人为破坏——如1958年以来，曾有农民取棺内人骨做肥料，并将棺木从洞中掀到山下，前后共毁掉棺木20多具——棺木群中最大的一具“套棺”即在其中。小峰地区现存悬棺共19具。

    而夔峡中除了北岸的风箱峡，南岸的盔甲洞、狮子洞等亦都有悬棺。

有物可考的崖葬最早始现于3000—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如今日尚存的福建武夷山悬棺。再往后即为距今2700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如江西贵溪龙虎山悬棺。而包括风箱峡悬棺在内的三峡悬棺始于何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史籍上不见有关崖葬的准确记载。仅在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及清人王世正《陇蜀余闻》等书中有过只言片语的记述。今人关于崖葬年代的判断，来自考古的实地发掘。老辈子人讲，百十年前，乘船可见的三峡里的悬棺尚有十几处。但很少有人去理会悬棺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悬棺也就在这无人理睬的时光里，腐烂，坠落，消失。

    1995年版《奉节县志 ·卷三十二》有关瞿塘峡悬棺记载如下“该棺位于瞿塘峡北岸风箱峡陡峭的山崖和南岸岩壁上，今草堂区白帝乡瞿塘村南2000米处。悬棺现存7具，在江北岸风箱峡，海拔120米处有5具，均用铁柱将悬棺架在岩隙上。江南岸海拔140米处岩洞里有两具。因岩壁陡峭，距地面又高，无法测量，故崖上悬棺具体形状不详。1958年和1971年曾有当地采药人取下过几具悬棺，里面有柳叶剑、陶纺轮、四铢半两铜钱、巴人下颚骨等文物。据考证，瞿塘悬棺群大约是战国时期所置。白帝城博物馆悬棺陈列室内陈列的一具悬棺，为巨大整段楠木，从中剖开分上下两块，再将里面凿空而成。上部呈拱形，下呈方形，两头均制成对称的‘凸’形。”

    迄今所能查找到的较为完整的三峡悬棺的资料，就是收录于《三峡考古之发现》（上册）中的1971冬季奉节文化馆对风箱峡仅存的两具悬棺的考证记录了。                          

    1971年正值毁灭文化的“文革”中期，奉节文化馆人士仍有如此文化眼光问津风箱峡悬棺，也着实令人钦佩。

风箱峡的悬棺架在峡江北岸约百米高的悬崖缝隙间。至今站在风箱峡的平坝上抬头仰望，悬棺仍然可辨。但坐船过峡，枯朽的棺木几乎与铁锈色的山崖溶为一体，你就很难看得清晰了。

    当时从一大一小的两具悬棺中收集到的主要文物，计有铜剑两件；铜斧一件；铜带钩两件；木制剑鞘一件；西汉文帝四铢半两钱一枚以及草鞋残片……

从以上这些器物，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其一，棺中一把长39厘米铜剑，剑身铸有图案纹饰，柄上有一穿孔；另一把长33厘米的铜剑，近柄处两面均有相同的长喙四尾羽的鸟纹，此为战国时期流行的“巴式”剑。加之巴人有兵器殉葬的习俗，死者应属巴人。

    其二：以棺中所见汉文帝四铢半两钱推断，死者必是与西汉文帝刘恒同朝或其后人氏。其死亡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前元元年之后，距今不足2200年。

巴人向以强悍劲勇着称。但因其为部落式的群体，没有相对完善的国家机构，终于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秦灭巴后对其采取了怀柔政策——依其部落旧制——其生产和生活习俗得以一直延续，直至汉代之后。因此，在三峡中多见的汉代巴人悬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人望悬棺，困惑有三：一是崖葬在古代巴人聚居地并不多见。考古发掘证明巴人以土葬为主，那么何等身份的巴人才取用崖葬这一特殊葬式呢？二是山势绝险，生产方式并不 先进的巴人以何种手段，将沉重棺木和尸体运送到峭崖之上？三是，巴人在三峡中生活了4000年以上，今人所见最早的悬棺葬为什么才有2000多年？所谓悬棺葬是否仅为巴人习俗？

风箱峡的悬棺大小不等，据传多时共有9具。很有可能属同一家族——如果彼时DNA技术问世,结论不言自明。姑且抛开此说不谈,探究少数巴人施以崖葬之缘由,一个便捷的方法就是从现存的依旧保持着崖葬的少数民族中寻根溯源。为此,我专门往云南昆明向古民俗专家汪宁生教授求教。

                      2

   未见汪先生前,我确实心怀忐忑,多人告诉我,先生性格孤傲不群,不相识的人与其难以沟通。但出乎意料，当我敲开住在西南民族学院教师楼的汪先生的宅门说明来意，先生的坦诚让我感动万分。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学人，谦虚总是本色，他们傲对的仅仅是肮脏的官场或是不学无术。汪先生毫无保留托出自己关于古代崖葬的研究成果，并向我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先生主要解答了崖葬的实施方法。他首先展示了一篇载于1972《美国地理杂志》上的一篇记述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的托拉加人崖葬的报道。译文如下：“邀请我们来到塔拉（Tala）托拉加人地区作客的商人，在一个下午告诉我们一次盛大的葬礼即将举行……死者Sa’pang是最高等级……我们进入一个崖洞，看到其它棺材被塞在石灰岩壁的裂缝中。许多棺材上堆着死者个人的衣服……地面散布着来自已坏棺材中的骨骸和四个头骨……外面我们再一次爬到平台就近观察人像……他们称为tan-tan,为了纪念死者而制。每一tan-tan都是和死者遗体最后进入墓洞的。……人像大小约为生人的三分之一。……把棺材运上崖壁放入天然崖洞，是较早葬俗的遗留。……在葬礼结束时，一个抬棺人把死者尸体包起来放在肩头，借助于刻出足窝的竹竿爬上悬崖。同时有助手站在适当位置使稳。这样，把死者放入事先以同样方法运上去的棺木之中。另外的助手关上入口的木门。最后把人像……放在入口处。”

    汪宁生教授并出示了其收集到的国内另位学者罗康隆先生发表的贵州麻山崖葬的实录。麻山属苗族聚居地。该地区苗族自1949年之后已实行平地土葬，但对凶死者仍保持崖葬旧俗。1985年5月罗康隆先生目睹了一位口鼻出血被认为凶死的44岁的苗族妇女进行崖葬的过程。但此地的崖葬，不过是将一具尸棺用直径约8厘米的绳索，拽上一座并不十分陡峭的大山高处的洞穴中。与广西部分地区曾流行的“用绳拽棺而上”的崖葬方式相同。

    上述两段关于崖葬的记述，至少能回答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崖葬不应是普及的葬俗。其或者如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托拉加人，只实施于身份高贵的死者；或者如贵州麻山的苗族，专对凶死者而用。那么风箱峡悬棺中的人物，该当如何呢？

排开可能曾被掠盗和风化失落的文物不算，从死者现存的殉葬品来看，死者不会是匆匆而是从容而葬。又据此处曾有大小不等悬棺多具，因此有可能是个家族墓群。又据此处悬棺棺木历经2000余年威猛的峡风峡雨的吹打以及如火烈日的暴晒，至今仍存留两具牢实地摆在山崖缝隙的高处，足见棺质之优。笔者推测，此地葬者或男或女应是有一定身份之人。

    回过头来再看悬棺中的那两把“巴式剑”，其文饰各不相同，一简一繁，一长一短，不似战场上通用的兵器（通用兵器实用为主，除非特制，不会打造得如此精美）极可能是身份的象征或用于其它（如巴舞道具）。

    夔峡口南岸白盐山临江的峭壁上，有一列排成“之”字状方形石孔。方孔共65个，孔距约2米，深32厘米，28厘米见方。这就是有名的“孟良梯”。“之”状石孔凿于何年，未见史籍记载。有人牵强附会说“孟良梯”实为古栈道遗迹。此说很值得商榷。如果是开凿栈道，只精凿此数十孔并无意义。况且将“栈道”修成“之”形，而不是横向延伸，明显有另一种向上的功用。登梯至崖顶，缘崖口过狮子岩即是盔甲洞上打有牛鼻孔的地方，是否可以判定此梯与悬棺葬俗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盔甲洞”的命名和“孟良梯”一样均起始于宋代。称其是宋代巾帼穆桂英秘藏盔甲的地方。1958年，曾有航道老工人周发富等二人，腰系绳索自上而下，攀援绝壁进入洞中，发现里面数具悬棺内有人的颚骨、木梳、铜鞋及巴人柳叶剑。特别是那把高背木梳，梳背黑漆为底，上有彩色图案；弧形背中央有一圆形未穿透小孔；梳正面为酱红色漆底，用红色绘有两个发髻高耸似轻歌曼舞的仕女，其头上方还飘着浮云。还是盔甲洞，1978年，从其中一具棺木中收集到粘附于尸骨上的棉絮以及单、夹、棉三种服饰残片，且针脚细密，反映出当时已具有较高的织染和缝纫水平。

    峡江两岸同一葬俗，同以当时人的能力极至——现代人亦叹为观止的手段——将沉重的悬棺送上绝险山崖，的的确确令我们浮想联翩。人们在思索，古代巴人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得以完成如此壮举。

     笔者以为，以当时社会生产能力和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将沉重的悬棺搬上高崖，方法应当不拘一格。前面谈到的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托拉加人，以粗大的茅竹节与节之间刻出方形足窝为梯支撑至山崖高处，然后棺木尸体分头运到预定地点，不失为一种办法。其它如“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立岩隙”……。但就三峡的地质特点，“自山上悬索下柩”的方法可能最流行：三峡地区崖顶常可见“牛鼻孔”可能即为系棺之用。有人考证，有悬棺葬的山壁，看似巍峨摩天，其崖顶及背后或两旁的地势却是平缓开阔，附近并有人居住。古人将几百公斤重的棺木沿崖顶用绳索吊至山壁石洞，并不难。再有，古三峡诚如郦道元《水经注 ·江水篇》所言“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又初唐陈子昂诗“崖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又中唐孟郊诗“三峡一线天，三峡万绳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涟。破魂一两点，凝幽数百年。峡晖不停午，峡险多饥涎。数根锁枯棺，孤骨袅袅悬”；又中晚唐杜甫诗云“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等诗文看，三峡两岸山崖曾多生古木怪柏，皆可借助“悬索下柩”之用。近年在秭归西南的磨坪乡发现的悬棺群葬中，考古工作者于最高处的洞穴内找到一捆绳索，如果研究能证明，此绳索与悬棺葬属同一时代，那么，则可有助于揭开悬棺置放之谜。

    至于说巴人在三峡生活了至少4000年以上，为什么峡中悬棺才仅有2000多年。根据现有的文物遗存如云阳李家坝和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群，我个人以为，巴人以土葬为主，悬棺葬只是巴人葬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三峡悬棺葬的出现时期大约在战国以后，而且仅限于少数几个巴人部落。汉以后这些部落逐渐消亡，悬棺葬也就随之消失了。

    至于悬棺属性，原宜昌市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高应勤先生则认为，巴人起源于重庆至湖北清江流域广阔地带，这是当今学术定论。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悬棺葬只属巴人。如福建武夷山和江西龙虎山也有不少悬棺，你就不能说那些是巴人悬棺。一般地说悬棺是一种容易被多民族或多部落接受的葬俗，即使三峡悬棺也不能武断称之皆属巴人。因为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居住过濮、僰、蜒、夷、巴等多种族属。只是三峡悬棺通过考证多属巴人或与巴人有相当关联的族属而已。

                      3

     悬棺葬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话题，但由于相关的文字记载太少，关于悬棺葬的研究只是来源于对考古物证的推测。一般说来，悬棺葬为巴人葬俗得到公认。但还另有说法称，近年在四川宜宾地区珙县发现的明代悬棺葬主的祖先为契丹。笔者以为此说难以成立 ，因为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流落三峡只能是自寻死地。按常理，即使战败逃跑也要一如匈奴，逃向北方他们熟悉的辽阔草原逐水而生；还有说法称，珙县的悬棺葬中的僰人为巴人某一支的后裔。而僰人先祖为巴人。巴人的先祖是百越人。百越人本来居住在长江下游福建武夷和江西龙虎山一带，后来溯流而上到了三峡及三峡及重庆，于是将悬棺葬的习俗延续到这里。此说也很值得商榷，首先是百越人凭什么理由，要万里迢迢跑到先前一无所知的生存条件恶劣的天险三峡来？如果是因为战争，他们在恐怕到不了三峡迁徙中途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是瘟疫，他们在长江中游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安居之所……中国历史的特异性还在于文化和政治中心整体上说是由西向东的转移，如百越人那般大规模的由东而西万里逆向转移恐怕还没有发生过。再有，如果百越——巴人——僰人为血亲关联，难能透出“百越民俗信息”的三峡的巴人史又将从何谈起？

      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大胆推测和想象，但在求证过程中一定不要草率而要严谨。草率易使研究结论肤浅和过于功利化，只能引起研究的混乱。笔者以外行的眼光推测，珙县明代僰人悬棺应与三峡巴人悬棺有所联系，难与百越和契丹有什么瓜葛——当然最后结论还要由专家据史确认。

                           4

      趁三峡涨水之前，悬棺还可以看见——在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都保有他们最后的踪影。群峰陡起，顺水飞舟，仰视三峡崖顶悬棺，不管其有多高，无一例外在山下，在江上都可以望见。这或许是悬棺葬俗中的又一特性。静眠在悬棺里的巴人，枕着涛声，在三峡的风中，雨中，雾中，雪中长眠了两千余年。流淌的时光使他们变成了干枯的骨架，变成了历史。从前，他们睡去的时候，想到过吗，他们生息的土地，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灔滪回澜消失了，江涛不再响如轰雷——大船，更大的船接踵而来。远古的苍凉，山坳里曾燃烧数千年的红亮的篝火，幻化成如今洒满山岗的热闹的灯光。

                      5

    自汉以来，夔门口上就有铁索横江。《读史方舆纪要》云“夏人守瞿塘，以铁索断关口。北倚羊角口，南倚南城寨，凿两岸壁，以绳为飞桥”。如唐代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此地即有守将张武镇守于此“作铁链，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眼下老观庙信号台前立着的两根锁江铁柱，是为免得将来峡江涨水被淹，从夔门口与草堂河交汇处的一块青白色巨礁上迁移而来。该柱以生铁铸造高2.3米，直径0.4米，基座高0.27，柱身有五节宝顶，上部有文饰，其中一根铁柱下部残寸“大将军徐”字样。据考，锁江铁柱为南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由守关大将军徐宗武所铸，是南宋抗元战争遗迹。史载，当时的瞿塘峡口共设置铁链7条，总长277丈，5010股。铁柱原址附近的山壁上，还有一块当朝丞相贾似道碑。碑文不外乎“铸铁柱，造铁缆，锁瞿塘关，永为万万年古迹”之类的无关痛痒的俗语。国史上，像贾似道这样的“蟋蟀宰相”总是似曾相识，平时不管与其相关不相关，臭字题得漫天飞，一旦与百姓冲突面对面——哪怕他自诩是“人民的儿子”——杀起人民来手起刀落毫不留情。

    但自元之后，夔门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转化为商贾往来交纳税银的关卡。

夔门在历史演进之中，似在不知觉中划出了一条战争与和平的分界。历来战争总都是阶段性地集中在几个重复的“点”上。民族或文化的嬗变也便会围绕着这样的“点”而交合融汇，这也算是战争的功能吧！曾经在讨伐纣王的征战中出尽风头的巴人，曾经就聚散在这条分界的两侧。那些高悬在冷寂山崖上悬棺，像是一只只神秘的眼睛，注视着那些隐在深深的山谷和清冽的溪流畔不再喧嚣的巴人后裔：当初的威武之师，一代复一代衍变成弓腰劳作的山民，顺从又贫穷；灔滪迸散，峡江似练，再难见夔门的惊天怒吼……。山，水在少有宽容的文化里归于毁灭后的平静，一种更可宝贵的东西也随之失去——那就是能够激发心灵底处的与天地抗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