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学外文》

　　有人问过我，什么是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说，是没有学好外文。

　　我知道，这样的回答，也许会让提问者感到遗憾，因为这既不涉及真理的追求，也不涉及天下的大事，学没学好外文算得了什么呢？

　　据报道，记者从北师大校方采访到，我所尊敬的启功先生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台湾早日回归，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云云。这翻译成另一种表述，就是以台湾尚未回归为憾了。

　　启功老先生这一句类似政治遗嘱的话，还真是掷地有声，像是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似的。

　　我只能自惭心胸窄，器局小，或是“政治化”不够了。

　　不过，没学好外文，确实是我不止一次感到的遗憾。当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平生的遗憾之一。

　　闭关锁国时，用不着外文。不通外文好，绝无里通外国的嫌疑。

　　而最初深感此憾，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热”时，大量被称为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的小说、诗歌引进来，为之鼓吹的文章，以及反对的声音，响成一片。那时我认定了，像袁可嘉先生这样通晓外文，并且自己写诗，懂得诗的人所介绍，所评论，我是相信的；对于不懂外文却跟着吆喝的，却总是心存戒备至少是疑虑。因为经验告诉我，所谓文坛上，善于起哄的人太多了。每到这时候就想，如果我哪怕学好一种外文，或哪怕是粗通，于辨识真伪，谨防受骗，当会有把握得多。

　　后来，过了这段热潮，我仍然感到不通外文是遗憾的。因为对外开放，资讯涌来，如果能直接阅读，就会快捷得多。不管怎么说，会在自己眼前，洞开一大扇通风采光的窗户，令我神往，而我只能羡慕别人了。

　　我跟许多同辈人一样，年轻时所读的外国文学，多是十八九世纪的名著，对于20世纪的外国文学特别是战后的作品，知之甚少，须要“补课”。越到晚近，发现不少文学翻译的译笔不尽如人意处越多了。

　　一般的新闻报道，社会政治资讯，求其快，是第一位的，尤其是网络上所传，谁都不会过分计较技术性的差错。但读文学作品，若发现是以翻译新闻或广告的译笔弄出来的粗糙货，还谈得到审美的愉悦么？

　　曾经听同行们谈到稿酬问题时，也议论到翻译稿酬，但没把它跟翻译的质量问题联系起来。最近看到某媒体在一家著名高校的英语专业所作的问卷调查，发现这个问题，也像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一样，“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为文学翻译已经出现断档的危机，如上所述已见端倪，而从外语专业在校生的心理趋向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从答卷看，大约有47位同学，对文学翻译有兴趣的，约占35%左右；在同等收入情况下愿意从事文学翻译的，约有四分之一左右；可是问到在目前稿酬情况下，还愿意从事文学翻译的有多少，全班就只剩5%了，也就是两个人吧。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外，国企、私企、外企都需要外语人才，文学翻译没有理由凌驾政治经济之上，但文学翻译毕竟有其独特性，甚至可说有超乎前者的更高要求(在这一点上，学术特别是人文学科专业的翻译也是一样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行不通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你凭什么以“安贫乐‘道’”要求于任何从业人员呢？

　　我于外国文学，只是一个读者，我由此想到，如果我有阅读原著的能力，就不受翻译质量下降的影响了。但我这是一句空话。在广大读者，恐怕也还远远达不到都来看原著的理想境界。你即使懂一种外语，能不能读它的文学作品还是问题，何况世界上不光有英语文学，还有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印度文学，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以及其他小语种的文学呢。

　　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翻译是不可或缺的。在人们精神生活的领域，文学翻译——高质量的文学翻译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文学翻译的圈内人，当然比我更了解情况。但我这圈外的读者已经感到了切肤之痛，只不过想不出什么办法就是了。

　　附白：

　　从近期的《东方早报·书评周刊》，读到陈引驰先生的一篇文章，其标题《“柳河东诗”何以成了“六和通史”》，就提供了一个于中国文史有知识欠缺的译者在翻译外国汉学家著作时的低级错误，文中列举了诸多翻译问题，对我们一般读者来说，就是再一次表明，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翻译学术著作的，如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翻译文学作品一样。一个能做口译的人，如果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尚且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游；即使是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导游，是否就能从事文学或学术翻译呢？——这是个“伪问题”，抑或只是个“傻问题”？

转自中国艺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