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看见地主》

    地主是看不见的，尤其在这个精神日渐消隐的时代。且不问地主的出处如何难寻，也不表地主的外部特征于当下是何等模糊，单说梁小斌这样的，凭借一面雪白的墙和一把丢失的钥匙，完成资本积累后就迅速隐于市的地主，若想再揪出来示众，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好在狐狸再狡猾，它毕竟还有尾巴；正如“工宣队长”家的客厅，打扫得再干净，也总忘不了放上一捆柴禾。

    第一次见到梁小斌，是在第二届伏牛山诗会上。当我顶着烈日、风风火火地闯进西峡会场时，他正在做一个关于意象的发言。先不说意象这个话题如何不与时俱进，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绝不是一个溺于现场的人。他的眼镜紧紧地贴在他的眼上，几乎成他肉体的一部分。他目不转睛的样子比起顾城讲话时死死盯着天花板的情形，其令人不安的压强有过之无不及。当我仔细地打量业已成俑的梁小斌，他那种才大气粗式的自信与从容，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寻找其精神破绽的契机。

    写过《断裂》之后的梁小斌，似乎与中国诗界真的断裂了。然而，地主奢侈的精神生活，永远是赤贫者牵肠挂肚的话题。记得世纪之交在衡山论剑时，我向同居一室的叶匡政了解皖籍诗人的现状，他竟然与我不由自主地谈起了梁小斌，并且他的谈话带有明显的打捞意味抑或挖掘倾向。在一个谁离了谁都能存活的年代，对一个人的关注必定出于更为暧昧的也更为复杂的情神因素。论及我们这代人与朦胧诗人的关系，我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吸着他们的奶并与他们做爱。”比如，这次伏牛山诗会，我一会儿管梁小斌叫老师，一会儿管他叫梁兄。当我在南阳酒桌上，因为一句话与之翻脸时，黑大春还一个劲地说我，对一个前辈诗人说话不该那么唾沫乱飞，即使他有些辞不达意。这种代际关系，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何况年龄的落差并不能总是先天性构成话语优先的权利。当梁小斌在叶匡政的嘴里迅速蜕变为一个神话时，我在盲目仰慕的成份里又顿生了几丝怀疑。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思想的传播依然凭借古老的薪火传递，这不能不让我对这种口口相传的思想给予致命的注视。随后，叶匡政寄来了梁小斌的笔记《独自成俑》。当我打开思想的黑洞，试图寻找一个明晰的途径时，才知道梁小斌的做法是明智的。与其与这个疯狂的时代一起疯狂，不如蹲在家里不动。梁小斌说，“人的确在纹丝不动的时候，思想才有所蠕动。”这是他从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中悟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对一窝风的世界，只要独自成俑，就会自然而然地寻觅到思者的岔路。

    梁小斌的写作起点并不高，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这样的句子开始的。这次在西峡诗歌朗诵会上，他把自己的处女作原汁原味地拿出来，供大家品尝，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任何诗作都无法彻底肃清它那个时代的气息。回避一个时代的局限，对于写作者来说，是极其不诚实的。就此而言，诚实确立了梁小斌思想的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地主得以立身的根本。梁小斌从不在自己的边界之外言说，他的思是从诗开始的。他认为，“诗是反驳。诗如果不以反驳作为它的动力，诗的命运只能是罪恶。当诗没有强有力地认识到他与审判者对立时，诗人的陈述是一种忏悔。反驳的实际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会承认我的卑劣行径。”如果仅仅停留于讨论诗之动力，梁小斌的思很容易与他人混为一谈；然而，对动力本身的追问，使梁小斌的思拥有了本体性。他是较早看出修辞背后东西的诗人之一。比如他对比喻的理解，“此物像彼物，我们就抛弃了此物，背叛了此物。”比如他对隐喻的认识，“隐喻的本义是明白地被告知，这个原来的状态是由什么演变而来的？”比如他对和谐的看法，“和谐观是诗人的宿命，与学问无关。怪不得我对一口痰的处理都要想到诞生和寂灭的过程，于是一口痰所爆发的声音，也能成为车厢里端坐乘客的背景声，我们被钉死在与痰共处的静默观照之中。”思是离不开对思维方式本身的质疑的。梁小斌为此揭开了“静默观照”的画皮。“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依我看来，它从来不羞答答地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当然，中国文化不依据推理来解释世界，它的最令人放心的主题和作家心态便是所谓的‘静默观照’。似乎，中国文化不用深邃地动什么脑筋，它便能理解世间万物、人间百态。‘人间百态’这个词后面的含义在告诉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地痞、流氓、三教九流、提鸟笼子的人、流浪者和辛辛苦苦兜售小生意的人，共同处在一个世俗的集市图中。”

    诗是存在之思。思意味着思者永不停息的质疑与追问。追问不能缺少细节。梁小斌很珍视细节的力量。丢一把钥匙就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吐一口痰就能玉成中国诗歌的断裂，这不能不叫人直面他的老底。梁小斌对日常事件的追问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妻子叫他吃饭，他却与妻子来了个盛饭与吃饭的理论。这样的刨根问底，让我既觉察到梁小斌的天真，又体察到日常的荒诞。如果说顾城是把童话变成了生活，那么梁小斌则是把生活变成了寓言。因为生性柔弱，他天然地把一个原本很熟悉的事物看成是完全陌生的事物。这种与生活互相狐独的状态，让梁小斌感到由衷的困惑。梁小斌其实过的是一种类平民生活。他自以为身处一种较为平民的生活状态，实际上他对平民的日常生活并不真正了解。可以说他浮在平民生活的表面，并不沉入其中。他习惯了在自己的轨道上推导别人的生活，不善于站在他人的角度进入他人的生活。这一方面显示了思者的可贵，另一方面又毕露了思者的迂。应该说，梁小斌是一个为日常生活所不耻的人。他老是想使铁板钉钉的日常生活松懈下来，这必然会激起日常生活的愤怒。他被工厂除名，也验证了他的思，是对日常生活的瓦解，所以他坚信，“抽象是永远遮蔽的，我们只获得了关于抽象的知识。”“思想往往反抗思想家的意图。”

    梁小斌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对常识的困惑。他自以为通过自己的思考使事物回到了常识，事实上却使寻常事物更加远离了常识。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他一直关注的是典型环境的典型现象，而这些现象又与当下语境的联系相当松懈。比如，他对“我们都是红军”以及“让列宁同志先说”这类现象的解读，虽然让我们在可笑的背后体验到一种快感中的痛与痛中的快感，但假若对应于一些缺乏历史常识的读者，就势必削平其话语的深度。“观念与现象在充分饱满后，方可瓜熟蒂落，历史才能翻开新的一页。不然，历史还得重新翻回来，以寻找能使它饱满的形象。任何历史，在寻找到一个殉道者之前，它不会结束。”梁小斌的这段话似乎暗示了自己的命运。地主就是善于制造命运与承担命运的人。作为一个由俑蜕化而来的地主，他的自闭决定了他不可能与常人发生致命的关联，虽然他也和常人一样娶妻生子。本能使他的行为偶尔现出一种常态，但本能与本质大多时候还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他比谁都清楚，典型其实是对常识的剥离。对常识的追问，让梁小斌变成了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他的好奇与全神贯注在成人的视野里或许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他的关注确实动摇了我们自以为是的世界观。我们对“2+2=4”可能深信不疑，但对“2+2=5”就会觉得可疑。殊不知，正是这貌似正确的可疑，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探底，让我们见识了问题本身与思者本身双重的荒诞。然而，也有一些问题类乎新的发现，实际情形却是缘于思者“行业经验”的匮乏。比如，“稻草是怎么来的？”由于思者缺乏基本的乡村生活经验而造成的所谓惊奇，显然是经不住细究的。梁小斌是蔑视生活经验的。他一再强调，“一个作家如果很容易服从于他后来获得的生活经验，他确实没有必要继续写作。始作文者最大的困惑是他的惊奇，困惑是他最大的财富。”

    梁小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从分行的诗到不分行的思，他使汉语诗歌探测到中国文化的纵深地带。他总是从无人问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思想。他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每天看见的这个现实世界。他准确地还原了一个个人在现实中的生活立场，这种立场就是：自己的思想决不背叛自己亲历的遭遇。在这个时代，我们见惯了作家们的牧歌心曲，而保持这种心态的作家确实是越来越罕见了。因其求全责备，故而其思也显得支离破碎。这有点类似于毕加索的绘画，无论从哪一个侧面审视，都会得到意外的享受。怪不得西蒙?波娃坦言，“当一个人真实的展示自我时，所有的人都会与此书发生联系，并对其中的真实发生兴趣。”学院派写作的代表人物藏棣曾提出，“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我以为，诗歌之于梁小斌，仅仅是一种常识或者是一种接近常识的努力。他在《断裂》的时候，就承认自己“与黑暗有关”。正是自身的黑暗，使他拥有了个人的精神领地。从这个角度说，梁小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主。梁小斌的思颇会歧路亡羊，他多次叫嚷他与地主发生关系仅仅是他那当长工的祖父被地主马四爷踢了一脚，其“险恶”用心就是让人们在思维的大转移中发现空间对时间的制衡。从《独自成俑》到《地主研究》，梁小斌成功地完成了由心灵的自闭到精神自立的转换。这种转换得益于他对常识的揭示。比如，“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用几声叽咕来解决。”“这神在说，‘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了。’”更得益于他对普遍命题的质疑。比如，他对“方舟”拯救的普世与局限的辨识。他对“过有规律的睡眠生活”的洞悉——“任何苦难，只要是以一种韵律的方式出现，终究会变成令人感恩戴德的生活。”

    莫言指出，“所谓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诉说一旦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惯性，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在这个过程中，诉说者逐渐变成诉说的工具。与其说是他在讲故事，不如说故事在讲他。”在《地主研究》中，叙述篇令梁小斌把个人的经历变成了灵魂与生活的遭遇。从“游斗牌记事”到“捕鸡者说”，在一根根细小的针孔缝隙里，揭示着思者灵魂深处难以遏制的现场“招聘”与认证“渴求”行为。这种噬心的尴尬，不仅仅源于精神的错位，更重要的是源于时间的怀疑。现代主义的怀疑是不彻底的、没有止于边界而飘在天空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怀疑，只对过去和自在怀疑，而没有对现在和他在怀疑。梁小斌的怀疑是建立在现代主义对自我和历史的怀疑的有其自在承续性的基础上的，是本体上的。他让我们懂得，一个诗人应是种族的良知、洞察者、提醒者而非煽动者。诗人可以给出一个他所代表的时代，但绝不可以隶属于哪个既定的时代。俄罗斯老地主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特希望自己做一个缝鞋匠，进入一针一线的缝合之中。对此，梁小斌耿耿于怀。他很想抵达这样的境界，让内心的激情雪藏于淡泊与默默无闻的缝合之中。别尔嘉耶夫直言，“人终究是矛盾的且悬置在对立的两极上的生存。”梁小斌自白，“我情不自禁地反对来自任何方面、以任何理由形成的压迫。”这是地主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可能令倾听者产生暂时的失明。至于失明取得怎么样的后果，还有赖于倾听者源于内心的大胆越位。诗人顾城要到新西兰去，他妻子说：“你空手到对面水果摊去要回一个橘子，如能办到，你就可以走了。”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告诉梁小斌，“什么时候，你能主动地为自己的妻子做一手可口的饭菜，我就会更加地相信你的思。”只是请求他千万不要再强辞夺理，“ 我以蜷缩的方式伸展自己，我获得了一种愉快。”

    03/8/31

（转自中国艺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