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的阅读和写作之后，经过无数次的下意识的反复抵达之后，我早期诗观的雏形出现了，从波德莱尔的“我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到梁宗岱的“以诗歌抗拒死亡”再到吴少秋的“神秘和气氛”，1984年3月，我正式写下《我的诗观》：

    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诗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高尚的无法替换的奢侈品，它滋补了那些患有高级神经病的美丽的灵魂。

    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不自觉地沉缅于诗的旋律。

    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一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溶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歌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的纯粹，但连最伟大的诗歌也很难抵达这种纯粹，所以它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有限的，遗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能写的，只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动用了这种形式。

    我始终认为我们应当把注意力和兴趣从诗歌转移到诗人，因为我确信世界上最神秘的现象莫过于诗人这种现象。真正的诗人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触须，并以此来感知世界。诗人从事的事业对于他自己来说彷佛是徒劳而无意义的事业，但它是无垠的想像的事业。李白捞月的传说，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都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诗人是无所事事的奇怪的天才，然而是不朽的天才。

    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主义诗观，也是一个我早期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痛饮了金津玉液后的必然结果。象征主义，它成为我早期诗歌的土壤、水、空气和灵魂。我后来曾倾心过坚实简炼的意象派、解放潜意识更加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菲里浦•拉金的反对狂热呓语和暧昧朦胧的后现代冷峻诗篇，我甚至尝试过将叙事、民俗、古代生活内容及现实的日常细节移入诗歌，(这方面新一代的年轻诗人做得很好)，但象征主义的旋律己融化为我血液的旋律——我那血的潮汐。时间已到了1993年，但我仍然是一个“古老的”象征主义者。

    诗观的第一节是对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热烈呼应。他们彷佛从一座古老、幽深的密林向年轻的我发出神秘暗凉的微语，那如音乐般女性的微语充满了即将来临的诗之预言和恐怖。那是波德莱尔“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落，犹如他的灵魂漂在音乐上”的调子。那调子像一位水中仙女裹著薄纱织物，散发着出浴后慵倦爽人的香气——那难于捉摸又转瞬即逝的香气。苍白的脸色、神经质的柔情、伤感的抖颤、迷狂的香水和泪水、涂黑的混血儿的眼圈、嘴唇和指甲上胭脂、异国花草的芬芳、过时的爱情、昔日的豪华、奇异潮红的敏感、夏末初秋的衣裙、幽暗的带电的颖悟、骄奢淫逸的光洁和乖戾，“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鸦片!”的波德莱尔，我心中“巴黎的忧郁”的波德莱尔，那属于一个诗人的象征的森林的波德莱尔，他在对我述说著、歌吟著、呢喃著一种疲倦、一种热忱、一种悔意。同样那也是魏尔伦沉痛、温婉、蝉翼一般更女性的调子，那是最轻微的音浪、最纤细的巴黎细雨中幽咽的小提琴的调子。缱绻恍惚的秋气、初雪的一点唇红，感恩、默契和凝定，那纤颤的情绪和肉感的炙热迷离地混合著，他的歌飘荡起来、轻咽起来像一个少女的身体那样微妙，那样神秘。音乐，更轻的音乐，风景，更轻的风景；邂逅，更轻的邂逅；忏悔，更轻的忏悔。啊，我们诗人中最古老、最悲惨的小提琴，他就要“抓住雄辩、绞断它的脖子”了。

    诗观的第二节是对象征主义诗歌技艺庄严、纯粹的呼应，对马拉美式的彼岸世界和诗歌命令法的肃然谛听——氛围、罗马末期苦闷的诗歌、神秘的“骰子一投”、偶然、遗憾、高洁倦倦的幻美、守旧的天鹅的远举。试下去、再试下去，可能穷尽一生徒劳的努力，我们或许会抵达象征的纯粹、自然的纯粹，哪怕只有两行悦耳而无意义、清楚而无用处、模糊而令人愉快、精妙而富于智性的纯粹，正如瓦雷里所说：“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诗观的第三节是我最初也是一贯的对诗人的认识：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如果说《恶之花》是一本让你在一小时内活得比二十年还充实的书，那么波德莱尔生命中的一小时就等于你生命的全部。

    这个佩带狭条印度绸巾，遵守最严格的社交礼仪的诗人坐在著名的白维纳斯、“被蛇缠住的女人”身边，发着颠狂的刺人心肠的宏论，吸食大麻、鸦片后的波德莱尔因他那人造天堂转瞬即逝的欢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那过早磨损的夕阳西下的青春、突发的歇斯底里悔恨以及可怕的波德莱尔之夜，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生活细节以及他本身都让人(尤其是青春探险者)着迷，甚至超过对他诗篇的着迷。我揣摩着这近乎“神”的形象——人性中绝不可能的基因。除了但丁和更远更稀薄的古代的狮身人面大师们，他是唯一超越了人类灵魂的现象。

    我们的注意力再继续从诗歌转移到诗人：一颗一闪即逝的年仅19岁的诗歌彗星，被放逐的不安的浅蓝色天使，地狱和天堂的通灵者，唯一的儿童炼金术士，黑夜里“夜莺”般的行刺者，老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小先知，兰波就这样从15岁到19岁愤然加速结束了他诗的生命。4年出发的狂热、烦躁的冲锋就足够激起他对自身天才的无比厌恶和蔑视以及对世界疯狂的叛逆——向左、向右、全面出击。一道爆发的闪电、全部感官错轨反叛了他惨痛的童年，他从15岁起就逃往巴黎。那时，有大诗人幻觉的雨果领着他——这头发着蓝光的凶猛逼人的幼兽，四处炫耀。这幼兽最后却亲近了魏尔伦——另一个被排斥于法律之外的微胖的革命者，一个现实主义的神经病人，一个爱流泪的自我虐待狂，一个月亮下遍体鳞伤的提琴手，一个用半小时激情与冗长荒谬的史诗狂作斗争的小职员，一个傲岸独立承受一切痛苦的诗人。他与魏尔伦相互诱惑、相互折磨，演出了一场万众瞩目、举世罕见的诗歌悲剧性传奇!终于，他抽刀断水、痛斩诗情，立马转向非洲枪战、军火、毒品、地下黑市交易，他用他36岁的生命(被太短的酷热席卷而去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率先投身商海的诗人形象——这一预言般的形象——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壮举。一个大惊叹！一个大玩笑!

    而一个喜爱夏天最后几个憔悴日子的诗人，一个全心倾听著手风琴在夏日的白杨树下漫长的人行道上响起的枯坐者，一个在朦胧的回忆中耽于绝望的梦想家，一个幽暗的瘦削的吸烟人，一个严肃有仪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就是巴黎•罗马街5号的“上帝”——马拉美。马拉美星期二是全世界诗人的“国际歌”，同时也是法国古典诗歌甚至全球古典诗歌的最后绝唱。

    许多年后，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才看清了这一点：我早期诗观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突然迷恋上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而更多的是持久地迷恋上诗人们那缭乱瑰异的传奇生活——一个生活中的象征——一个象征中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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