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在办公室读的书就是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其实看得很简略，原因在于知识水平有限，对于太过于高深的注本总是感觉很吃力。现在我也越来越体会到，读书要从原文入手，而不是从注释入手。精审的考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文，但是不能代替对原文的解读与品味。所以，在读余先生的书时，我还参考了张万起先生的《世说新语译注》，此书注重基本字词的解释，注重文意的疏通，和《世说新语笺疏》正好相互发明。

    余先生是文献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都是经典著作，当然还有《世说新语笺疏》。所谓“笺疏”，指的是不仅要注释原文的字词，还要对以前的注解进行疏通。注释《世说新语》当然绕不开刘孝标，刘孝标是南朝梁人，距离《世说新语》成书的年代比较近，所以他的注释很有价值，这表现在他不仅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原书的本意，而且其注释本身就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余嘉锡先生在程炎震等注家的基础上，多方考证，征引资料翔实丰富，而且能够辨析前代学者甚至是刘孝标注释的错误，煌煌三卷，真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这部注疏的最大特点就是考证丰富，足以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功底。我以前曾经注释过明代诗学家陆时雍的《诗镜总论》，注视过程中深感知识水平有限而不能穷尽原文的意思，就连作者陆时雍本人的名字出处都难以考证，学术功底岂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勉强注释完之后，决心退回书斋，扎扎实实地读书，从最基本的古籍读起，从原文入手，力争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

    昨晚偶尔看到了台湾学者杨勇先生对《世说新语笺疏》的评价，于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杨先生肯定了此书的成就之外，还委婉地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些注释过于繁琐，很容易让读者的思路淹没于注释之中。汉代人注释经书，原文一个字，注家要用数千言甚至数万言进行解释，这其实已经走入一个极端了。余先生的注疏也由此弊病，初学者不了解魏晋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原文尚且不同，文意难以疏通，参考《世说新语笺疏》简直是缘木求鱼，不能把握原著的精妙之处。例如在注视《德行》第一则的“徐孺子”一条时，竟然征引了袁宏的《后汉记》、《太平御览》、《海内先贤传》、《朱子语类》等材料，注释文字达720余字，这当然是不必要的。而且，余先生学问渊博，在注释时，对于普通读者难以理解之处，在余先生看来却如探囊取物，此类一概不注，正如清代钱谦益注释杜诗，他认为必须要注的地方才进行注释，凭自己的学力才力进行取舍，所以只能让初学者望洋兴叹了，所谓“其曲弥高 其和弥寡”是也。

    《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是作为小说的代表作出现的，用鲁迅先生的术语就是“志人小说”，既然是小说，那就不免会有虚构，从而带有一定的故事性，有时会为了塑造某个特定的人物形象或者凸显某个人物的性格而加入一些故事性的成分，这其实是符合小说的创作规律的。但是，历代注家包括刘孝标在内，经常有意无意地拿正史的材料来对照《世说新语》，如果说互相参照的目的是为了校对误字，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参考正史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原文的虚假性，那就没有必要了。文学作品达到了艺术上的真实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是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注释文学作品同样如此，没有必要去考证原文的真实与否。

    或许数年之后，知识增加了，回头再来看看余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也许会有不同的感悟吧，是为读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