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还算大家当。姑娘要嫁人了，男方肯定得备一辆。按村里的风俗，新郎要骑着自行车去接亲。迎亲时，后座还要垫块板，包上厚厚的红布。新娘穿着大红的衣裳，头深深埋在新郞的后背，眼角尽是窃窃的笑。新郞骑着自行车，跟骑着高头大马似的，意气风发，铃铛摇得直响。小孩子们老远就迎上去，跟着自行车跑，跟新娘要喜糖，新娘要从路口一路撒到新房。
    会骑自行车，是我们长大的一个标志。大哥长我四岁，学车时，父亲在后座绑上一根扁担，和母亲一边一人，扶着他在场上练。我那时七八岁吧，看大哥骑车满场转悠，心里急，也闹着要骑，父母却说我小不肯教。我也是个犟头，将车子推上高坡，再踩着从坡上冲下来。脚够不着踏板，我扭腰低胯，从三角架内伸腿去踩，一下一下踩不瓷实，模样实在滑稽。我们管这叫“掏裆”。摔了十来个跟头后，我也就学会骑车了。于我，这可是长脸的事情。
    我刚学会骑车就要带人。大哥坐上车，我骑了几步，车子就翻了，两人都摔得一嘴泥巴。气得大哥猛点我的脑门：“刚会走，就想跑？”但大哥经常骑车带着我。他怕摔着我，停下车让我“死上”，我不肯，跟着跑几步，往后座一跳就成。有两次，我兴致勃勃地往后座上蹦跶，大哥骑车快，车子走了，我却一屁股坐到地上，哭不得笑不得。
    那时，骑车赶集市，就得找看车人，一辆车交二毛钱，凭着纸片认车。车子多，一排排伸向远方，壮观而亲切。一次，我们到县里看完电影，又忙着东吃西吃，竟将车子给忘了。等找到车位时，天早黑了，只剩下我们的一辆车。看车人抱怨我们耽误他回家，让我们多交了两毛钱。当时，看自行车也是份不错的差事。电影《看车人的七月》里，小人物范伟就指着它过日子呢。
    自行车算得上家里的主劳力，赶集买卖都得靠它，两边有个方形的铁架子，放平了，可以放置许多东西。父亲当老师，平时的活儿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劳。那年秋天，母亲驮着200多斤的小麦去集上加工，回到家门口的坡子时，母亲刹不住车，一头摔倒在地，面粉袋散了，母亲脸上也摔出血来，半个月后才消肿。自行车摔坏了，父亲想要买辆新的，母亲舍不得，修好后又骑了两年多。那时，修车的人也多，常常在通向公路的路口，就摆着一两个修车摊子。
    我们兄妹四人，像瓜果一样，挂在同一辆自行车上长大了。稍大时，我最喜欢一个人骑车到村头野外东奔西走。正如歌曲《脚踏车》里唱的：“今天的天气不太适合忧愁，按一下铃铛，恋人们请让我过。”一个人骑车在风里、雨里、雪里，不管不顾地踩着，摇响铃铛，似乎自己就是风里的草，雨里的叶，雪里的树，我和车子一起飞翔起来了。
    刚谈恋爱的时候，骑车到郊外玩，出门时，晴空万里，回来时却是大雨如注。我一路带着女友在雨里飞奔，她紧紧地抱着我的腰，大声地笑着，引得行人一路注目。我们身上湿透了，心里却格外地暖和。正如《甜蜜蜜》里，坐在黎明车后座的张曼玉；《情人结》里，坐在陆毅车后座的赵薇，自行车的后座，总能成为女孩子追求浪漫的磁场。
    前些日子，我应邀参加一个艺术展。艺术家将那些老旧的自行车，一层一层地绕上白粗线，有的车轮还夸张地用了方形。远远地看去，那些自行车，像将要起飞的虫子。或许，卸下那些往日的沉重，自行车和虫子一样，村野滩头，才是它们最想飞翔的地方。

                                                                 《中国教师报》2008-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