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苏东坡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地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苏东坡的个人性情乃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他的个体主义思维，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知识人伦理结构中，实属罕见。他在文字之中固然也从来有忠奸之辩，但是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的自诩，整个地排除了庙堂和江湖之间格格不入的系统，而个体的性情选择突兀而出。在中国历史之中，有如此浩荡之气，不肯以家国或者山野作为进退选择而画地为牢的，屈指可数。

    他自然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出来的人臣，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他少年入仕，贬谪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兴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轻徭税，履行他作为官员的职责，并且广受治理地方的爱戴。然而他并没有耽溺于此中，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他却总是能放下内心中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新的乐趣，酿酒造食，种田浇园，乐此不疲。他前后娶妻，蓄有一妾，终生和乐。与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为楷模。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内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终极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过分用力。

    苏东坡少年即名满天下，可是他却从来不惜文吝才。他的书法当世堪称第一，他却从来随写随送；他的诗名隆盛，却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歌姬作诗。将他十余年一再流放至极远边境的章惇获罪流徙，他竟然写信安慰其子说“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所谓的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苏东坡一生不与庸常的现实妥协，不与传统的伦理同垢，也不与当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争斗。换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他只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

    曾经有人说，他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了宋太祖祖训不得杀文臣的年代里。我倒未必同意这样的论断。中国许多的开明专制时期，不弑杀文臣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汉前几代，唐太宗玄宗，都不曾杀过几个文臣。苏东坡既不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里，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岁月中。恰恰是在北宋那样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中，他个体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广大的范围，留存在最深远的岁月。

    我突然想读苏东坡，或许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地生活在了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之中。这样的时代中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抑或是乱世奇枭。生命的随波逐流或者是天高难测几乎相似。中国传统专制时代的君心难测，和当今时代的民意浮沉，都大抵相同罢了。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成为中国士子与民间的共同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智识与性情和谐共存的一个典范。他们既景仰于他超越凡俗能力的文化天赋，又殷服于他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世界。在数千年稳定的伦理和政制之中，纯良与天真有其繁茂生长的土壤。人们热衷于传颂他朗朗上口的诗词歌赋，编造和书写他应对世俗的幽默与豁达。他于是生长成为一个稳定社会中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理想偶像。

    现代社会与苏东坡的田园牧歌时代固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所谓的田园牧歌其实也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思维幻觉而已。苏东坡自己同样为了筹措购买房产的事情苦恼不已，而儿孙成群之时的点滴开销，他自己和儿子苏迈，都常常不得不计算度日。与其说我们夸大了时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如说我们因为无法超脱人性弱点而给自我寻找了一个安慰的话语。欲望的翕张与生活的窘迫之间的张力，自古以来未曾稍改，无非社会主张的烈度不同而已。

    所以当我思念和热爱苏东坡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思念和热爱。那是因为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思维世界却更加深刻地被尘俗的观念和现实的欲望所冰封。当这个年代之中的中国人已经无法、不能和不愿以苏东坡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时候，人类，至少是我们中国人，已经失落了自己的世界，失落了童真的时代，失落了纯良与天真的性情。

    虽然苏东坡是那么美好的事物，我再读完一遍《苏东坡传》时，却并没有得到安慰。长歌当哭，林语堂犹带呜咽之声。也已经谢世了的香港诗歌大师黄霑有句歌词：“世间种种梦，难望再有诗”。大抵如此。

    人世已无苏东坡。庸常的世界，已经失落成为庸俗的世界。仅此一句，已经令人泪湿沾襟。

    文字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连清川（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