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为词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正是说明了苏轼豪放词创作的开拓性意义。但是，豪放未必真豪情。深入体味苏轼的豪放词，不难发现里面隐含着一股贯穿始终的悲情色彩，这股悲情来自于仕途的艰险，来自于狂放不羁的人生态度，也来自于他“以诗为词”的文学革新思想。苏轼虽豪放旷达，但终究也难摆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无奈情绪以及人生如梦、“幽人独往来”的悲凉心境。

    苏轼的豪放词中呈现出丰富的情感，或悲切动人、或执着如一、或随缘自适、或放荡不羁，这丰富的情感多起源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加上是有意使词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为解放词的表现功能而形成。故追溯其来，苏词豪放背后的悲情色彩有其丰富的心理意蕴。

    一、从其代表性的豪放词作来分析

    纵观苏轼一生，共作词三百四十余首，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不过十分之一左右，其中《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是人们拍手称绝的名篇，为豪放词中的代表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称之为“古今绝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中尽显凛然正气和百折不挠的英雄主题，然而读者往往为其“大江东去”的豪气所吸引，却忽略了对其内涵的探索。题是怀古，实则是自伤。这首词上阕即景抒怀，通过描写古战场，引起对古代英雄人物的缅怀。起笔气势雄伟豪放，但仔细品味，却也不难看出作者内心的酸处。“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此一句除要达到点明题意之目的，其根本则在于通过对赤壁地理位置和历史人物周瑜的述说，引出对三国战事的回忆，而自然联想到赤壁之战宏伟的战斗场面。战斗场面虽没直接描写，可是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中，不难想象出当时战斗的激烈和周瑜统领水军英勇善战的战斗风姿。山势险峻、参差错落的山岩直指天空，狂奔的巨流汹涌澎湃，猛烈地冲击着岩石。这是何等的雄奇景观啊！在这样的环境里战斗，指挥员又需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量呢！接下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从神游中又回到现实，英雄人物已经随着长江水而流去了，只剩下如画的江山和无所建树的“我”。下阕怀古，表现作者由对周瑜的仰慕而感叹自己功业无成的愁苦、郁闷。作者没有直接写周瑜的胯下马、掌中枪，而是武官文写：周瑜年轻英俊、气概俊伟、雍容闲雅、指挥若定的儒将风度。这充分显示出周瑜的杰出指挥才干和蔑视强敌的英雄气概。作者着力写周瑜其目的全在于凭吊古人以抒自己大志难酬的郁闷愁苦的情怀。周瑜年轻有为，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自己年近半百，功业无成却又遭贬。如此之磨难自然会哀愁的。他也只有借古来自我排遣了。此词之归结，正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和“人生如梦”的沉重，这“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作者情怀的直接披露，也是无可奈何的悲叹，是一种功业难成而油然生出世事怆然的悲愤情怀。末尾两句地婉转低沉与前面的描景怀古的激昂高歌，使得全词情感对比强烈，跌宕起伏，但统领全词的灵魂的是词人心中的无限的感伤悲凉。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苏轼谪居黄州，因游赤鼻矶作此词。词中充满了对于古人英雄业绩的向往，表达了对于自己年纪已老而功名未就的遗憾，想当初，父子三人同赴京城，何等的意气风发，“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万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谁料官场险恶，人心叵测，竟然因为“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落得“家在南郡，独于儿子迈同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的凄凉境地。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在一些著名的豪放风格的苏词里还体现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试看这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句不可谓之不美，而且从表面上看也确实把苏轼豁达的胸襟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两句“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却把他玩世不恭的消极心态一语道破，原来，苏轼的潇洒无畏竟是以对世间的一切价值进行否定和彻底忘却了人生意义的消极抵御为代价的！读到了这一点，对于热爱苏轼的人来说，不仅仅是遗憾，更有无限的心酸，试想，究竟是怎样悲凉凄清的境遇竟使他消沉若此！

    苏轼怀子由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比较特殊，既没有豪放词的纵情激荡，也没有婉约词的委婉哀怨（一般归入豪放派），全词格调高远，意境扩大，思想深邃，委婉中透着旷达，诗人怀念兄弟的情怀并未被写得优柔寡断，而是用“把酒问青天”这种潇潇洒洒的大器风范来代替。“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神宗读之，发“苏轼终是爱君”之叹，而笔者读来，却认为是其进取与归隐矛盾心境的艺术写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蕴涵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然而对比李白“上九天揽月” 的豪气，苏轼毕竟低头随缘了。

    以上几首词都在豪放中隐现婉约，在旷达中包含悲情。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豪放词中也有出现，例如：《南乡子·晚景落琼杯》在开阔壮丽的景色中，语出“认得珉峨春雪浪”，乡愁深隐；《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顿现人生不得自由的深深悲痛。

    二、从其坎坷多舛的仕途经历来分析

    苏轼出身于一个文学素养深厚而境况清寒的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祐六年，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纵观苏轼四十多年的坎坷仕途，有三十多年辗转漂泊于各个地方，直到老死，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他少年得志，但到终老却仍没有建下一点能让自己觉得满意的功业。接连不断的政治党朋争斗，不但耗尽了他的精力，而且让他尝遍了人生种种辛酸。这些境遇，必然使苏轼的心中时常感到人生的变幻无常，如梦一般缥缈不定，反映在词中更多地流露出一种“人生如梦”的感伤情绪。在他的词中到处出现充满悲情色彩的句子：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西江月》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事。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

　          ——《哨遍》

    三、从其“以诗为词”的文学思想来分析

    诗自三百篇以来，一向以“雅”为正声而以“郑”（俗）为亡国之音。即使在诗中已经有了的情爱之作，也被解释为比兴寄托，如《关睢》释为“咏后妃之德也”。认为“言志”为雅而“言情”为俗。词一出现，就以“艳情”为宗旨，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开始成熟，但仍然是以婉约风格的词为主，不但受格律的约束严重，而且入词的内容范围也相当狭窄，多数是作为歌儿舞女伴唱之用，为的是娱宾遣兴。这样，就确立了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的分野。词为“艳科”的这种属性如果任其从俗、媚俗地发展下去，势必为士大夫精英所不满，甚而毁掉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所可贵者，苏轼乃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和清醒的主体意识者，他是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基点来批判地接受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处世经验来理解传统的，他决不照本宣科、亦步亦趋。在苏轼看来，词和诗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以诗为词”，标举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的倡导，并非要抹煞词的特殊审美趣味，他只是要用诗之雅来改造词之俗，提高词的品位，使之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他反对一味沉溺于闺房之内雌声学语或男子而作闺音，主张写词也要像诗一样表达词人的性情，可以充分地展现词人的情怀和人格个性，既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际，反映社会盛衰和历史浮沉，又可以如唐诗般高华悲壮天风浩荡。首先从词的本体功能上出发，苏轼结合他本人的个性，追求词要有豪放旷达的气势。正如清人张惠在他的《词选序》所评说：“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徘不能言之情，低回要渺，以喻其至。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苏轼既是有意要革新词的功能，加上他本人又具有豪放旷达的个性，不受束缚，所以在作词时，必然要把词当作表现性情的手段，有意使情感“跌荡靡丽”。其次，词学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沉郁”。按清代陈延焯所下的定义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发而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可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这就是说，作词的根本就是要抒发怨夫、思妇、孽子、孤臣等的交情、身世之感，而又要以不能明显为贵。苏轼在他的豪放词中所表达的恰恰又正是他对自我身世的缥缈不定地惆怅以及作为孤臣的悲愤。因而可见，苏词豪放背后的悲情表达是词的本身的内在要求。近人刘熙载对苏作这样的评价：“东坡词颇似老杜，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近”。也就是说，苏轼的词既有豪放磊落，同时又有杜甫的沉郁悲怆，

    四、从其鲜明的个性心理来分析

    苏轼的做官是不成功的。他虽名列“元佑党集”，却也受到旧党的排挤打击。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这“一肚皮不合时宜”，恰恰反映出他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1、坚定执着的做人品格。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早年的苏轼雄浑豪放、积极进取、高风绝尘，他“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见寄》）。他在人生旅途中能自由奔放，不受世俗束缚，潇洒、飘逸，视功名利禄如敝履。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率真，敢说敢当，不阿附权贵，也不投机取巧，他自己说自己是“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冲突，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矛盾。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得志于旧党，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浮沉。但是，尽管不幸接踵而来，他却从不趋炎附势，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气节。在被贬黄州寓居定惠院时，他作了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正是苏轼独立不倚的政治操守的象征，他自甘孤寂，不随波逐流，这是多么高洁的品性。许多人把岭南当作是不归之路。韩愈贬潮州时，曾凄凉地对前来送行的侄子说：“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苏轼却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依然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纵观苏轼颠沛流离的一生，尽管处境艰难，生活困苦，却没有绝望，始终从容达观、坚守自己的理想和节操。一个人在持续不断的厄运面前，依然执着的恪守道义，保持气节风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壮！

    2、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苏轼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黄州，坎坷的经历，艰难的处境，让他在“幽人独往来”的日子里，感到苦闷和矛盾：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诉说着“长恨此生非我有”的辛酸和无奈，多想能够抛开功名利禄，逃遁山林，返归自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的念头在面对赤壁古战场时，却化作了豪迈奋发，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呢？生命毕竟是短暂的，即使如曹操、周瑜那样一世称雄的人物，如今也早已灰飞烟灭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篇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中，作者从两个角度来阐释他的超然与旷达的人生境界。其一，“变与不变”的角度：从变的角度说，天地宇宙也是瞬息万变的，就如水和月亮一样，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月从亏到盈不断地变化；从不变的角度，作为个体的人，生命是短促的，但人参与了整个人类的生命活动，而作为整个人类，又同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其二，从“取与不取”的角度：大自然是个无穷宝藏，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摒弃(不取)禄禄官位蜗角虚名，而取无穷的自然万物(明月清风)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人生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生命的彻底把握。作者辩证地看待自己所处的逆境，采用了变通的态度排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一件事情，当你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去看待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当你跳出自己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就会发现：逆境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意志坚定；悲情可以使人沉痛消沉，也可以使人更加坚强。词人就这样施施然地从困厄中走了出来。

    3、狂放不羁的自然野性

    在苏轼生命和艺术中，贯穿首尾都充满了非同一般的“野性”。这种“野性”，有崇尚自然之野性，也有狂放不羁之野性；是自然之性，也是不驯服之性。它其实是苏轼徘徊与出仕与归隐之时形成的特殊人生观。诚如朱靖华先生所言：“实是他好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的体现”。（朱靖华《论苏轼晚年中的野性》）

    苏轼的野性寄于山水之间，他崇尚自然，不拘格套。作为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人，苏轼摆脱不掉尔虞我诈、矫揉造作的官场作风，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自然景物之中，他常常登山临水，怀古凭吊，去感受大自然的雄奇美丽，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在苦闷中寻求超越和解脱。不过，苏轼的野性与陶渊明的归隐是大不同的。归隐更多地带有与世无争、闲适恬淡的情趣，“野性”则更多地带有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之外的精神。陶渊明的归隐情结是出世的，是对黑暗现实的采取的一种回避态度；苏轼的“野性”是积极入世的。他的社会、人生基本态度不是“退避社会，厌弃其间”而是“我欲乘风归去，有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高层次追求，苏轼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侠怪客；他的两脚坚实地踏在现实上，这是他人生态度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和杜甫、白居易（早年）等现实主义者有所区别，即他思想中、人格中的旷达、豪迈与超越。东坡的“野性”正是在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与延伸过程中渐趋练达、成熟。他在苦难现实中深刻思考的人生意义。他自觉的游于物外，达到了精神追求对于物质欲望的超越，从而豪迈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苏轼实质上已把个体的我融入了世代延续的人类，他那种野性的超越，事实上也是跨越时空，对人类社会不断变化这一规律的认识，用豪放乐观的主观心态及勤奋的创作参与，建构永恒的人类生活，追求精神的不朽。所以苏轼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他总是乐观豪迈，旷达疏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即使他被贬谪到人烟寂寞的海面，依然日啗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轼就这样用他的狂放不羁，消解了人世间的一切悲苦与不公。

    委婉与铿锵相容，悲情与豪情同存，或豪迈，或悲怆，或旷达，或凄凉，或超然，或深沉，构成了苏词丰富的情感色彩。

    结束语

    苏词格高境大，文笔恣肆，确是前无古人，开创豪放词风不仅仅是苏轼个人的伟大成就，“实是北宋文学改革运动中的最后贡献”（陈迩冬《〈苏轼词选〉前言》）。然也要看到他的人生态度有一些虚无的色彩。在他的词里，“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古今如梦”、“人生如梦”、“万世到头都是梦”、“世事一场大梦”……这样的句子到处都是，“看起来达观，其实虚空，无是非……尽管他们有时是用消极作武器来抨击他们的社会，但后之读者，有时却难免被带进虚无缥缈之境去，因为他们的艺术感染力太强了”（陈迩冬《〈苏轼词选〉前言》）。

    无论怎样，苏词是美的，美在词人的满腔爱国热血，美在词人的脉脉儿女情长。千年风霜纵是无情，但词人的感情在千年后却依旧生动，使人在月下读词时，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寄托，词的美丽是永恒的，正像亿万年动听如初的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