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在1957年出生的中年人来说，这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在悲喜交加的经历中，我走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叶，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唯有那轻轻的一声叹息，住在我的心里......”这是电影《一声叹息》开场前的独白，此时作为2011年的开始，所有的2010也只好用“一声叹息”来开题。
     昨天，单位举行了新闻一线记者、编辑的年终总结，我因故没有参加大家的聚餐，后来同事给我描述了其中的点点滴滴，总之几家欢乐几家愁，席间有泪流满面的、有抱奖兴奋的、更有者醉卧觥筹......看似一个非常正常公正的活动却让人意味深长。诚然我们需要包容，一个单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会存在人性格和品格的多样化，姑且这一切也可认为这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例子。
     在人性的层面，我更倾向于同情弱者，关注失败者，倾情于身边被排挤的弟兄，尽管本次我也是一名失败者，这一切或许要归结到我的本性，我与他们最近，无论是被采访者和身边的兄弟。从我多年拍摄的题材也可证实，为了拍摄垃圾场内捡拾垃圾的孩子，酷暑天我冒着恶臭多次进入垃圾场，而且一般都是早上进去下午才出来，吃饭的问题更不要去考虑，因为我知道，我目前的生活，我可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远远好于他们——这些以垃圾为生的他们。
    去年三月份，我和同事被单位安排去西南旱区采访，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深山的清水河自然保护区清水河乡，我在拍摄时不慎落入三米多深的深沟，衣服被刮破，身上多处摔伤，两部相机也不同程度受损，在去县医院进行了简单的清创处理后我们便回到宾馆马上赶稿子往回传，直到夜里，腿实在受不了了，起床到县城夜间售药的药店买些膏药贴上。第二天，同行的孙珂记者跟我说，实在不行就在宾馆休息休息吧，或者他带着小相机去拍，我很感动同事这样的体贴和关心，但是我还是拖着疼痛的双腿继续我们采访的下个目标，咬着牙根我挺过来了，我是地地道道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坚信痛与收获或许会成正比，哪怕只是留下的一幅幅照片，我没耽搁任何报社安排的任务，并且保质保量地完成。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我在摔下深沟后，沟底坚硬的碎石和旱区仅存二十几厘米深的水源给我带来的那次阴霾，庆幸和欣慰的场景是灾区老乡们下水帮我摸遗落在水中的电池......这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镜头，只可惜当时抱在怀里一同摔下的相机不可能（担心进水的相机再次开机会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工作记录下这个温馨的瞬间，再次感谢那些下水帮助我的老乡！
     艰苦而艰辛的灾区采访结束后，我们乘飞机从云南赶回济南，在机场，我们没有受到单位车辆及领导的迎接，看着一同乘机回济南的同行媒体记者们一一被单位领导车辆接走，我们未免有些失落，也只好婉言谢绝同行的客套邀请——坐他们单位车回市区，碍于见对方领导和本身他们车辆拥挤，我们也只好打车返回报社给领导们做下汇报。这点我们绝无与同行攀比或者非要摆架子，我们知道，有迎接车辆和打车返回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回家”。说到这事，我不得不提事后的一件事情，相隔一个多月，单位派出其他记者前往上海采访，同样在返回济南时，一位领导找到我说“单位的公车都有事，你开着你的车和XX领导一起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回来给你报销油费！”，当时我简直都蒙了，且不谈采访的难度，仅此上海、云南距离济南的路程，我毅然拒绝了领导的这一要求。都是外出采访，为何礼遇不同？？？或许，我们不懂得如何跟领导汇报，或许我们根本不懂得将一个根本不费劲的采访都能描述成费劲周折、历经千辛万苦而得到的稿件，而且还会给稿件加上如何如何“构图巧妙、设备不行但拍摄精彩”等等类似让人身上起“小米”的话语。要知道，当年我去采访“嫦娥一号”发射时，单位配的相机只是一台佳能350D，一个镜头不足千元，当时我带的专业设备都是靠个人关系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比起现在单位的设备，我真的无话可说。而且从灾区回来后，除了单位的几个同事，有哪位问及到我的伤情？总结起来，我觉得一句俗话还是比较靠谱——“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一日，一位同事和我闲聊时说，每个人的活法不同，每个人对自己的新闻理想也不同，当你背着重重的相机步行扫街拍新闻的时候，别人正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喝茶、打游戏等着热线，没事可做时还可以在单位串门拉关系，你辛辛苦苦在外奔波了一天，或许根本发不了一张半张的照片，而别人会很轻松地跟随热线打车采访，一天跟一两个热线发的照片也肯定会比你扫街发的多，目前状况还是独立的新闻图片一般都会在文字、配图后才会选取。听后，我顿感困惑，难道天天艰辛“扫街”的摄影记者错了？我觉得我本人是这样想的，摄影记者拍摄工作有些时候不是会与工作量和最终的薪水成正比，可我留下的财富在于我用每天的脚步丈量着这座城市，我用镜头记录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姑且不再提我的新闻理想。最后，同事还给我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要是你把大部分时间放到拉拢关系巴结领导上，我觉得你也会做的很好，不担心工作任务和A稿，很轻松地“混”日子啊！虽心中五味陈杂，但我还是要向默默天天扫街的摄影记者们致敬！同感的是大家真的很不容易。失落的是，勤勤恳恳干活的不如会吆喝的，“得志者”与“失落者”的存在都是不公平的，至少在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为何大家不能和和睦睦相处，一起探讨业务呢？到底是谁不好好遵守单位制定的跑口制度值热线制度而到处侵犯其他记者口资源？到底是谁在作梗搅和的大家一团散沙？？？
    记得一次，本报和晚报的两名年轻的摄影记者在同一单位采访结束后，二人便在大街上扫街，在拍摄大风降温时，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端起相机拍摄了一女士在大风中艰难前行的画面，次日见报后，二人发的照片均是这位女士，两单位的领导为此大为恼火，于是开始追究是否是记者相互传片，起初我看到后并不吃惊，因为我知道，在扫街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同行，大家一起拍很正常，而且两人的照片除了拍摄角度不同外，景深一看便知，晚报器材的优势所在，2.8的光圈和非专业的5.6光圈差别专业人士一看便知，而且在同一瞬间同一台相机要做到改变景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两个单位的调查也开始了，本单位一好事者突然站出，在领导面前声称这事一定要查到底，其他两位应声附和，也在领导面前煽风点火，大有不治于这位年轻记者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态势。还好，二位摄影记者都还保存着各自拍摄的原始数据，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事后，和晚报的那位记者聊起此事，她说，这件事令她很感动，他们部门同事得知这一消息后都给她很大的鼓励，在办公室的都上前问候并安慰她，在外采访的也给她打电话出主意让她如何跟领导解释，都表示很相信她，她觉得单位特别特别温暖！而我们呢，出了事情，同事们不关心、不安慰、不帮助也罢，至少作为同事怎么也不该落井下石吧！从人品上我鄙视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者。大家还不清楚吗，有多少摄影记者在相互传片（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同行传片是大家皆知的秘密），但我至少不会将文字记者拍的、通讯员拍的照片、线人拍摄的照片直接署自己的名字吧，从事发现场拷别人的照片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我真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做的那样心安理得。别人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窃取，甚至连人家拍摄者的名字也不给署，真的令人无语，这种情况难道只是个偶然？再谈下记者跑口，我曾经就遇到过一部队宣传干事，他说，你们单位咋那么乱啊！他说他跑，你说你跑，到底谁跑啊？我彻底晕倒，为了避免误会，几天后我把我们贴在墙上摄影记者分口资源的表拍下来给他传过去，并告知对方，我相信既然是单位的规定就要必须遵守，同时我也相信部队对遵守规定、规矩的理解程度会更为苛刻。那就不禁要问，为何自己不好好跑好、守好单位安排的口资源而非要到处乱跑、掺和别人的口资源呢？我觉得首先是人品问题，这种人也会映照俗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观点，专门挑软柿子来捏，弄得不少新来的记者敢怒不敢言，毕竟人家“资历”老啊；其次是心态问题，老是看着别人锅里的东西比自己的好。要知道，口资源的分配是先征求大家意见，然后根据摄影记者的人数大家一起开会划分成七大块，在大家都认可确认平均后，再用最原始也是最公平的抓阄办法分的，公平性不言而喻。个人观点是报社成立以来摄影最公平的一次分配。那到底是谁还要试图改变和打破这种规则呢？

     絮叨了这么多，我没有觉得上天对我不公，毕竟还有一同奋战一线的弟兄们境况还不如我好些，这就是“环境”，我没有怨天尤人，至少现在我很满足，我也是很容易满足的人，不过同时我也很惴惴不安，究竟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自身还有啥缺陷？这些我们还都应好好反思！我从不轻视任何人，即便是被人所不齿的小偷，他也有过与我的优势，至少他的偷盗技术比俺强，俺跟本就不会！要是同样把我和一个小偷身无分文地放到一个城市，我觉得他会生存能力比我强，至少在短期内他会衣食无忧，而我却不能。2011年1月2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