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随那个时代去了

路文彬

听到史铁生离世的消息，最初的那一刹那，心里的想法竟是他终于去了。着实有些难过，但也着实说不上遗憾。其实，自打10多年以前，得知他患上尿毒症，每天都要拖着不便的身体辗转于住所与医院之间时，我便隐约开始等待着这一天了。尤其是在看到他问世的文字愈来愈少之后，这一天的声响仿佛也在我的耳边越发的清晰了。曾有两位作家的死令我牵挂，先是巴金，后是史铁生。当我有意无意在计算着他们的去日时，我知道，他们已经非凡地活过了。他们的死亡之于我，无非是一种重生的期待。这死亡是结束，更是开始。

凡读过《我与地坛》的人可能都会承认，史铁生是个早已把生死想了个透彻的中国作家。当然，这首先得归结于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一事实。对于史铁生而言，这一事实至少不啻于一次死亡。也就是说，实际上，尚在极为年轻的时刻，史铁生便已然死过一次了。所以，面对生死，他才有了后来的坦然与从容：“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不想将史铁生的疾患看作不幸，而只想将其理解为一种命运的奇迹。一个人一生之中可以死去两次，这样的奇迹除去说明上帝的眷顾，还能够说明什么呢？上帝可能忽略了谁，却绝对没有忽略史铁生。也正是这种亲密的关系造就了史铁生那沉思者的气质。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开始沉思之际，这便意味着他同上帝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尽管有这么一种说法：“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然而，这样的说法显然遗忘了沉思所蕴涵的爱的情感。实际上，逗上帝发笑的不过是那些因为思索而自以为是上帝的人们。史铁生，这位常年坐在轮椅上的沉思者，让我感受到的却从来都只是一种谦逊的力量。

我是在1980年代通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作品和史铁生相遇的，那时的我还是个少年。如今回想起来，自己整个精神气质的形成，同这个时代的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干系。这还是属于一个文学让人牵挂的年代，它记载着人们渴望知识、热爱思考、自信谦虚、满怀理想、情感丰沛的性格印记。如果用一个词汇来描述它的话，我想那该就是“纯真”吧。而在我看来，史铁生是少数最能完整代表这个美好时代的作家之一。虽然他跨越了90年代，甚至跨越了20世纪，但是却始终未曾脱去80年代的精神底色。假如我们需要寻找一块中国1980年代文学精神化石的话，我认为，这块化石应该非史铁生莫属。在1990年代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发生了质变，唯有史铁生完好保留住了自我身上的纯真，最大限度地忠于了那个成全他的时代。这种不变岂不正是缘于其对文学有如对生命一样的理解与敬畏？“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袒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史铁生的这段文字同时也在向我们吐露着执拗的真谛：生命一旦拿得起来，也就放不下了。不是史铁生不够潇洒，是他实在懂得生命足够深邃。

至今，每当怀念起似远似近的1980年代，我总爱捧起史铁生的文字。看见如此文学的文字，我随即会感动于那是一个多么文学的年代。此刻，念及他的离去，我才恍然意识到，我所挚爱的那个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了。于是，心头终于也还是有了某种遗憾的沉重。

一直没想去拜访史铁生，是因为不愿打搅他在轮椅上的沉思，是因为相信最好的拜访莫过于静心捧读他的文字。就像此时，我以为最好的缅怀亦还是去捧读他的文字，尽管心已难能那般平静下来。妻子打开了他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我则翻开了他的《命若琴弦》。随后，我又吟诵起《我与地坛》的尾声为这位令人崇敬的作家送行：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

合上书卷，这并不意味着告别。虽然我明白，他的确已经随那个时代去了；但我也还是禁不住要一次次地发问：他随那个时代去了吗？

                                                 2011．1．3 北京格尔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