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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影评论界一般不把姜文归为某一代导演。个别电影文章中把姜文归为第六代导演。这可能是年龄上的考虑。姜文63年出生,第六代导演主要是六十年代出生的。
其实,姜文的成长创作经历和第六代很少关联。第四代一般指电影学院文革前的毕业生;第五代是电影学院78届(82年毕业)的毕业生;第六代是电影学院85届(89年毕业)和之后的毕业生。姜文进入电影界的时间远在89年之前。作为演员,姜文参与了第五代作品《红高粱》(张艺谋),第四代作品《本命年》(谢飞),第三代作品《芙蓉镇》(谢晋)的创作。其实,姜文与第五代导演关系更近,尽管姜文赶上了个尾巴,但是,姜文和第五代一样,是文革的一代。第六代则是文革后的一代。我认为:中国的文革是每个中国公民精神思想构成的分水岭。
第六代的特点首先是他们的登场“生不逢时”,他们走出电影学院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这时中国国家电影制片厂投资生产电影的时代已经结束。更重要的是,第六代必须面对他们前面的已经在世界影坛取得巨大影响的第五代导演。时至今日,第六代磕磕绊绊走了近20年。当时初出校门的热血少年,如今已经人到中年。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条件不佳外,第六代导演本身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与第五代导演相比较,一个是电影表现范围的局限,其次是电影艺术功力的欠缺和不成熟。他们没有扎实的实力和武装,使他们如同第五代超越第四代那样,去超越第五代。公平地讲:历史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的表现并不精彩。他们的电影中,既没有老练成熟的、大制作的《活着》、《霸王别姬》,也没有艺术个性鲜明的、低资金投入的《黄土地》、《一个与八个》。
然而,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则是与任何一部第五代优秀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的、在电影艺术上大放异彩的电影。
最为可贵的是:姜文电影与第五代电影迥然不同。第五代电影的主要特征是:深重的历史感,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和电影视听语言的创新和成熟。姜文电影则是个人化和情绪化的,姜文用电影语言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激情。如果说第五代电影更多地是在表现民族、时代和国家的话,姜文电影则是在表现自己。其实,姜文的“自己”,有时候比民族、时代、国家更大。
总之,把姜文归类到某一代导演,无论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均是牵强的和不伦不类的。而且,姜文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分法。姜文就是姜文,姜文就是他自己。姜文拍摄的是姜文的电影。
第六代导演的困难局面,直到六十年代末出生、电影学院毕业的贾樟柯的出现,才发生了变化。
比较姜文电影与贾樟柯电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加深我们对姜文和贾樟柯电影的理解。
贾樟柯电影是客观化的。与姜文对众多中国电影不屑一顾的态度相反,姜文十分认可贾樟柯的电影。
姜文:“‘混蛋’这两个字,我也认同。因为我当时拍《阳光灿烂》的时候,我就挺混蛋的。我看到贾樟柯的时候,我喜欢他的片子,真他妈棒!那里也有股混性。其实,电影没有对错。你把它说得令人兴奋,那就成了。贾樟柯的电影我挺喜欢,那么点孩子,那戏拍的挺厚重的。”
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小武》和《站台》。贾樟柯电影的优点首先是它的真实感,就是作品生活的质感,另外是他电影言语的成熟运用。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生命在银幕上流淌。”
在中国新生代导演作品中,《盲井》、《安阳婴儿》、《小武》、《站台》都是不错的作品。
当然这些作品中,水平也是不等。我们可以拿《盲井》、《安阳婴儿》、《小武》三部作品作比较。从“真实”的角度,从塔尔科夫斯基“真正的电影”的角度考量,尽管《盲井》、《安阳婴儿》、《小武》都是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但是,《盲井》、《安阳婴儿》的过多人为的、“戏”的成分,削弱了其作为艺术作品的内在张力和价值。而贾樟柯的《小武》,电影的生活化的流程中,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城镇的边缘化小人物──小武。
《盲井》的结尾是袅袅上升的火葬场焚尸炉烟筒的青烟。《安阳婴儿》的结尾,是逃脱中的“小姐”冯艳丽把自己亲生的婴儿塞到一个相遇的男人手中,男人恰是冯艳丽死去的男友重新归来。与《盲井》、《安阳婴儿》的“震撼人心”的、“戏剧化”的结尾不同,《小武》的结尾平平淡淡。并且,《小武》的结尾是开放式的:
摄影机开始拍摄小武,小武像一只狗一样被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不久,摄影机从小武转向街道,镜头变成主观镜头,变成小武的目光:街道上,路人熙攘,他们或停或走,他们像看一只狗一样看着小武……
如何评价电影《小武》,尽管影片中的小武是个“贼”,“贼”的职业特征不具代表性。但是,小武的生存状态、小武的精神实质是众多中国城镇边缘青年的代表。或者说,小武是一代中国没有地位、无权无势、得不到尊重的小人物的代表。
网站上有人这样评价《小武》:我们电影中表现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表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尽管电影中的人物故事环境未必发生在北京、上海、深圳。贾樟柯的《小武》使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城镇”。
一部电影使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个阶层。重要的是:这个阶层在中国如此广大!这不是对一部中国电影的褒奖和赞扬,而是对整个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的无情嘲讽。
姜文电影与贾樟柯电影比较,因为二人生活地域、环境、时代的不同,以及二人性格爱好的不同,他们的电影区别鲜明。
首先他们电影的取材不同。《小武》、《站台》取材于中国山西小城镇,《阳光灿烂的日子》取材北京。
更重要的是,因为姜文的性格所致,姜文是主观化的,贾樟柯则是客观化的。如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许多优秀作品一样,主观化、客观化都能拍出优秀的作品。
如果用真实来考量,贾樟柯是表现生活的真实,姜文是抒发人的情感和激情。如同无数优秀浪漫主义诗篇,内心真挚的、浓烈的、铭心刻骨的情感也是一种真实。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是真实的不同层面和呈现。
姜文经常明白、鲜明地表达:电影应该表现浓烈的情感和主观的感受。
姜文:“一个导演拍东西越主观越好。什么是客观存在?一切都是主观的,客观存在于主观里面。”
姜文:“其实这就是艺术的规律和目的。可好像我们这样说是我拒绝别人,拒绝观众或者读者,其实恰恰相反,你什么时候摸着你的心,按照你的冲动,忠实于你的主观世界来搞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观众和市场。”
姜文的观点导致姜文工作方法的不同。
姜文:“我拍戏都让演员排练,把词都背好了。我觉得只有在把词掌握透了,它不是一个负担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自信,完全深入到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暗示够了你才能根据这些思路去出神入化,即兴发挥。所以我很看不上那些所谓纪实片,找个业余的演员说车轱辘话。我觉得这根本是错别字,满篇的错别字,这不是艺术,什么都不是。”
姜文的这种观点和艺术追求,在他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中,有了更加强烈地表现。
应该说,姜文对电影主观化的认识和表述,有它的道理。并且,他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成功。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重要的不是主观,还是客观。而是是否能够真正做好。其次,世界的角度不是单一的,反映世界的方法也是如此。好电影的风格不是一种。主观化、理想主义、激情、职业演员、戏剧化可以拍出优秀电影。同样,客观化、纪实主义、非职业演员也可以拍出优秀电影,如同《小武》、《站台》和侯孝贤那些优秀的电影那样。(侯孝贤电影“㈥、姜文与侯孝贤”中详尽论述)。
所以,重要的不是风格和手法,而是你是否能够做好。另外,我认为:比主观化、客观化更重要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就是:你到底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为了名利,金钱,还是为了……
真正优秀电影的目的是单纯的。艺术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不同,艺术电影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的作品。它是极端个人化的,电影就是一种个人生命形式的再现。而这一切,电影的商业属性,管理者的审查制度,或者将此类作品置于死地,或者把这类作品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姜文电影的主观化,贾樟柯电影的客观化,决定二人电影手法的不同。贾樟柯电影侧重纪实风格的再现,依赖长镜头、大景别、同期录音、自然光效。姜文电影侧重戏剧风格的表现,依赖镜头组接、小景别、人为光效的电影手段。
我们以他们两个电影段落为例:
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初见‘画中人’”。
首先,该段落时间是1分30秒,镜头数是27个。其次,27个镜头中有19个近景和特写。另外,该段落的照明方案是众多灯光照明的戏剧化布光,高功率聚光灯模仿的“阳光”,将米兰房间分割为几个阴阳分明的光区。马小军在阴阳分明的光区中行走。马小军时而在阴影中穿行,时而出现在灿烂的阳光下。布光的阴阳变化,表现了少年马小军的“初遇爱情”,和马小军生命的深刻变化。马小军走到照片前。照片前面是一道蚊帐。马小军轻轻撩起蚊帐,聚光灯制造的“金色阳光”洒在“画中人”的照片上。“画中人”如太阳般光明、灿烂、美好。该段落的声音是从音响向音乐过渡。最后声音是主观音乐,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的音乐飘逸优美、令人心醉。
贾樟柯影片《站台》开始的“汽车点名”段落,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处理迥然不同。
三、公共汽车内
镜头3:全景
首先,“汽车点名”段落是一个长镜头完成,时间4分钟。其次,景别是公共汽车的全景。另外,在照明处理上,该段落采用的是自然光效。剧团团长点名时是车内昏暗的灯光。点名结束,汽车关灯,车内一片黑暗。汽车开动,大家坐在黑暗中。汽车行驶中,窗外的灯光在人们的脸上闪烁。点点斑斑闪烁的光影,表现的是那个时代压抑的小人物的处境,是那个时代扭曲的一代人的处境。该段落的声音处理是汽车上的同期录音。该段落最后也有“音乐”响起,──那是这些一生从未见过火车的年轻人模仿火车汽笛的叫声:“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