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祠中“信夫射孺子”的故事初识

刘  辉

 

 

        

    山东嘉祥县的汉代武氏祠，著录于宋代，研究始于清代。此后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为中外汉画研究专家、学者所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的画像，比如《武氏祠汉画像石》左石室第七石第一格的画面，[1]虽然有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并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笔者通过对与之相关的画像进行比较，谈一些个人浅见。

    一、嘉祥武氏祠左石室第七石画像

    《武氏祠汉画像石》左石室第七石（图1），原石高72厘米，宽73厘米，减地平面线刻。朱锡禄先生在图释里说：“画面分三层：第一层刻人物故事。左边有一房屋，内一人头戴斜顶高冠，面向右坐。屋外有一楼梯，梯下柱间有一人面向屋内跪坐。楼梯上一少年男子肩荷一物似铁锨，上挂一小包裹，正往梯上爬，回头向后看。右方一女子手执弓，欲射此人。女子和扛铁锨的人之间有两个儿童。女子身后有二人站立，其前一人执笏，后一人抬起手。前者一人回头与后面的人说话。空中有飞鸟一只，屋顶上一猴蹲坐，有榜三处，但无题字。”第二层刻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第三层刻车骑出行。

    该画像第一格的故事，朱锡禄先生没有作出考证。笔者认为，此画面的内容，与山东平邑县东汉皇圣卿东阙，其西侧面画像的最上格，可能是同一个故事。

    根据《临沂汉画像石》中的介绍，[2]皇圣卿汉阙位于山东平邑县城第三小学院内，分东西两座，形制相同。两阙分别由阙基、阙身、斗拱、阙顶四部分组成，总高度（不含阙基）210厘米。阙身高152厘米，宽72厘米，厚59厘米。阙身上斗拱石高41厘米，较阙身有略微的挑出，阙顶上部刻四注式屋顶。阙身四面各用浮雕横线分为五格，格内画像用阴线刻。据阙身文字记载，建于东汉元和三年（86年），阙主为“南武阳平邑皇圣卿”。

    东阙画像分四面（图2），阴线刻，每幅画像各分五格。西面的画像，由上至下的第一格，左边一人头戴通天冠，拱手站立，其旁题刻“宣王”。中间是一头饰发髻、着长裙的女子面向左站立，其旁题刻“信夫”；正拉弓向右边射箭。“信夫”前有一阙（或房柱），阙（或房柱）右边一着短袍的少年男子，其旁题刻“孺子”[3]；此人扛一物右行。其他各格刻有人物、建鼓舞、饮马图等。

    那么，怎样才能认定圣卿东阙画像与武氏祠画像是同一个故事呢？我们可以通过目前相关画像之间的关系和圣卿阙上的榜题，进行比较分析，有可能找到其中的端倪。与此阙类同的画像在其他地方还有8例。

    二、嘉祥县与山东其他地区发现类同的8例画像

    1、嘉祥县发现的5幅画面

    《嘉祥汉画像石》[4]图46（图3），原石纵69厘米，横67厘米。减地平面线刻，画面分三格。中间一格的右边有两名男子站立，其中前一男子佩剑，后一男子持弓，二人均面左。中部有一名着裙、抱弓面左的女子，其前后各站一名儿童。左边有一戴帻的少年扛一物；姑且称之为臿，臿上垂落一袋囊，此人正在登梯。建筑内一戴通天冠的人面右而坐，屋外一戴进贤冠的男子相对而坐。

    图50（图4），原石纵73厘米，横67厘米，减地平面线刻。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二格的右边有一头戴通天冠的男子左行，前一妇人持袋囊回头，中间一女子左手拿一张弓，该女子的左边有两名儿童。一戴帻的少年扛臿垂的袋囊，囊上中一箭而且正在登梯子，还在回头张望。建筑内一属下向戴进贤冠的人跪禀事情。

    图79，原石纵69厘米，横68厘米，减地平面线刻。画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三格的右边一人头戴通天冠面向左，手向前伸。前面一女子回首且捧着似箱子的东西，中间的女子一手握弓于怀中，另一手抬起向前伸展，其面前站立二个儿童。左边建筑外的梯子处，一戴帻的少年扛臿垂的袋囊，囊上中一箭而且正在登梯子，还回头张望。建筑内，一持笏者向一戴进贤冠者跪禀事情。

    图103（图5）画面阴刻，原石纵46厘米，横129厘米，画面分二层。第一层，左方一组五人，左边的四人，站立在上有帷幔的相对分开的空间里，其中前者为女子，正拉弓箭欲射右方面左的少年。此男子弓身、肩扛臿垂的袋囊。右方一组七人，其中左边四人皆宽袍大袖，身佩丝带。右起第三人头戴斗笠，肩扛臿，向右行走。右方二人身着交领长衫，左手扶一臿，右手举一弯曲状的物体，上方有三只飞鸟。第二层为竞技图。

    图134，原石纵87厘米，横65厘米，阴线刻，画面分五格。由上至下的第三格，左边站立二名持笏、戴笼冠的男子和拱手站立的男子，中间是一拉弓射箭的着裙女子和二儿童，右边有一背篓拎臿、戴戴帻的少年男子，其篓上中一箭，最后站立一持笏面向左的男子迎谒。

    2、山东其他地区发现的画像

    莒县东莞镇东莞村出土的东石阙，[5]阙身高169厘米，宽70厘米。石阙背面的画面为减地平面线刻，分七层（图6）。由上至下，画面的第三层右边有一拉弓的女子向右射箭，中间一儿童，右边有一扛臿垂袋囊的少年登梯。中间有一圆穿，左边树下系一匹马，马下放料槽，一人手抓马口，似在相马，上有一榜无题字。

长清县孝堂山祠堂东壁画像：[6]此壁石由上下二石构成，画面由上自下分六层。第三层左边一组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中间一组五人，其中两侧二人拜谒中间的尊者；右边一组的左边八人右向站立，其前面一女子拉弓射远处扛臿垂囊的少年，女子前站立两名儿童。

    泰安市大汶口墓前室隔梁东面的画像，[7]画面的右边站立九名男子，其中左边第三人头戴通天冠。右边一女子拉弓射远处欲登梯的扛臿垂囊的少年，女子与少年之间站立两名儿童。左边房屋内有一人。

    能够发现，上述的8例画像中的物象与皇圣卿阙画面中的物象，虽然存在着人数的差异和建筑的不同等，却有它们的共同点：如，妇女持弓射箭、扛臿垂囊的少年和旁边的建筑物，以及数量不等的辅助人物。画面的组合虽然是自由的，画像却有最基本的构图元件，即组成画面的关键人物或物件。故事中刻画的最基本的人与物，就是故事的主要情节；这个观点在所有故事题材的画面中都很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都列为一个内容。下面我们对这个故事作进一步讨论。

    三、嘉祥武氏祠左石室第七石为“信夫射孺子”的故事

    过去，俞伟超先生曾考证武氏祠左石室第七石上格是“大舜的故事”；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推断为‘大舜的故事’，因为射箭者都为女妆，所以怀疑其为大舜的后母，正在虐待舜。但从早期的石椁画像等图像看，该画像表现的还是历史故事，而不是孝子内容，”而认为此故事为“公孙子都暗箭伤”；是根据：“郑国在出兵征讨许国的时候，其手下将领公孙子都和颖考叔不和，当颖考叔肩扛郑国国君的大旗冲上城头的时候，公孙子都背后放了一枝冷箭，将考叔射死。子都敢在两军争战之际，因为嫉妒而伤了自家的大将，主要是因为其美貌而深得郑君的宠爱。为此，画像总是将子都描绘成女人的形象，并手持弓箭的样子。从石椁画像到石祠画像，都取材这个故事，其目的主要在于告戒人们不要因嫉妒而同室操戈、背后放箭。同时也有批评郑君昏庸荒淫、没有是非正义。”[8]上述的解释，推敲起来其中的破绽百出。公孙子都竟然由男子被变性成为女子；男子扛的是旗还是其他东西，目前尚难下定论，有削足适履之嫌。

    现在，我们先分析上述几幅画面中物象的安排问题。其一，在圣卿阙画像里，“信夫”和“孺子”中间的阙（或房柱），是建筑的示意物，它在莒县石阙中已经转化为有屋檐的梯子，嘉祥的6例汉画则为明显的建筑。其二，《嘉祥汉画像石》图４６的房屋里，戴通天冠的男子与图50和图79戴通天冠的男子都应是宣王；汉画中常常以冠来区分人物的身份。“《汉官仪》说：‘天子通天冠’（《后汉书·明帝纪》李注引）。在汉代的冠类中，它的规格是最高的”[9]王冠；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专诸刺吴王僚”二图的秦王和吴王僚均戴通天冠。在其他画像中，虽然站立的男子都戴进贤冠，而无戴通天冠之人，但其中可能有宣王，也可能无宣王；因为匠师对人物之冠刻画比较随意的现象时有出现。其三，圣卿阙中的“孺子”，从身材看，他是个少年；这在《嘉祥汉画像石》图134里还可看到。此人戴的冠似乎是孙机先生所说身份低的人的“平上帻”。[10]《释名·释首饰》中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汉代有身份的成年人才戴冠，可能平上帻是未成年人或庶民所戴的冠类之一（这个现象仅就此汉画而论，汉画中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样的冠也不是很严格）。所以，上述所有画面中戴平上帻者都是“孺子”。

    理清各个画面中人物的身份以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画面进行整体比较。那么，我们就先以画面构图元件最简单的莒县石阙画像，作为重点来分析：该图主要人物是射箭的女子、少年、扛臿垂物的男子和梯子；圣皇卿阙除去刻画了射箭的女子、少年、扛臿垂物的男子和建筑外，仅多了宣王。通常来说，故事中需要表现的主要对象一般设置在画面的中间，信夫与孺子是在是画面中保持不变的物象，这就说明，女子射扛臿垂物的少年，是故事中最核心的二个人物，是最简洁的描绘故事的画面，宣王次之，建筑和其他人物最次；由于故事画像都是以其中主要人物的活动或事件而命名，比如武氏祠中“管仲射小白”的故事，是因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管仲用箭射公子小白而得名；“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因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荆轲刺杀秦王而得名；“聂政刺韩王”的故事，也是缘于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聂政刺韩王而得名；“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个故事就集中在“信夫”和“孺子”身上，描绘的是“信夫射孺子”的故事。至于画像里出现不等数量的人物，旨在表达同一个故事中出现的不同情节和细节。“信夫”作为一名弱女子，却持弓箭射向一名少年，无论在古代还是现在都是属于特殊的事件，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可能在文献中已逸失，不知其详。

    然而，“信夫射孺子”的故事大概发生在什么时期呢？笔者认为皇圣卿阙题刻有“宣王”，应该特指西周时期的天子周宣王。因为，目前汉画故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王”，比如“文王”、“成王”和“齐王”、“楚庄王”、“秦王”等，但是他们的名号是有区别的。根据文献记载，进入东周时期，虽然有的诸侯僭制称王，出现“楚宣王”、“齐宣王”等，由于这些人都是诸侯，故而前面都有国别。所以，只有是周天子，才直接称王号。就是说，“信夫射孺子”的故事中刻画的“宣王”，不仅指明了此故事发生在西周宣王时期，并且与宣王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逸周书》、《国语》和《史记》等史籍记载，周朝第十一位王，姓姬，名静，是周厉王之子。宣王即位后，大力整顿朝政，使过去日渐衰落的周朝在周宣王初期和中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但由于宣王晚年刚愎自用，周朝复进入衰败。比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四、故事中画面不同的原因

    汉画中的历史故事，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不尽相同，更不用说不同地区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其中大概有许多的原因，笔者试作一分析。

    从目前历史故事的构图看，通常可分为复杂型和简洁型两种形式。形成二种形式的原因大约有画像年代早晚的因素，或者是画面的空间因素，或许是匠师依据版本的差别，抑或是匠师自身的原因等。

    （1）年代早晚的因素。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除少数特例外，总的来说，阴线刻画像相对要早于减地平面阴线刻的画像。早期阴线刻的画像，许多方面都不如东汉中晚期的成熟，在内容的表现上也不如后者细腻、丰富。后期的浮雕画像在早期阴线刻画像的基础上丰富了其内容和形式，是表现性艺术不断提高与进步的结果。

    （2）画面空间大小所产生的原因

    画面空间的大小也是造成画像差异的一定因素。较长或宽的石面，一个大的空间匠师就可以把所想利用的人物或物件，统统纳入其中；窄小的石面，本身的空间狭小，无法过多地刻画、罗列物像，所以，匠师只能抓住最能表现故事的关键物像进行刻画。从上面列出的画像尺寸能够发现一点端倪。如嘉祥汉画的图103，原石纵46厘米，横129厘米，宽敞的空间内就能够多刻画物像。皇圣卿阙高152厘米，宽59厘米，虽然画面有一定的高度却分五层，这样有限的空间不可能罗列出许多图像；从而产生复杂与简洁的画像组合。

    （3）匠师依据的版本有差别

    “山东邹城面粉厂新发现的孔门弟子图上的榜题让人们看到了汉代民间对孔门弟子组成的认识，23位弟子中，不仅没有颜回和子路，而且有几位不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如‘□枢’、‘颜侨’，这表明为此榜题作书的人心中的孔子弟子的地位和司马迁有所不同。不仅名字有出入，排列也不同，如‘公冶长’排在第二位，‘商瞿’排在第15位，‘梁鳣’排在第22位，在《史记》位居其后的‘颜幸’却排在第1位。”[11]说明民间画工有依据各地不同的版本作画的情况，因而会产生一定的画面变化。

    （4）匠师自身的原因

    画面中的信夫，有揽弓在怀者、有向前招手者、有射箭者；宣王的形象有头戴通天冠者、有戴进贤冠者；孺子的形象有背篓拎臿者、有扛臿垂物者；有的有建筑，有的无建筑，等等，出现这些差异的情形，可能是匠师选取了故事不同情节，或许是匠师各有自己的审美要求，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五、结语

    对于“信夫射孺子”故事的认识，系笔者一孔之见，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此故事真正的历史原貌与其意义，还有待专家、学者们作进一步的考证。

 

 （敬告：剽窃必究。）

参考文献

[1]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2]临沂市博物馆：《临沂汉画像石》第128页，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3]《临沂汉画像石》一书中写作“儒子”，笔者认为应当是“孺子”。见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457页，齐鲁书社，2004年。

[4]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

[5]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图145，齐鲁书社，2004年。

[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图42，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7]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一卷，图232，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

[8]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下）第七章，409页，齐鲁书社，2004年。

[9]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23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0]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23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杨爱国：《五十年来的汉画像石研究》，《中国汉画学会第九界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图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