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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元旦，周作人正与弟子沈启无在八道湾家中聊天，猝然遭到入户的刺客枪击，车夫和仆人闻声来救，结果一死一伤。周作人倒真是福大命大，子弹击中他的毛衣纽扣，仅仅擦破了皮。事后，这轰动一时的暗杀案倒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给出的结论就有好几个。按照日本军警的说法，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怕周作人变节附敌，才指使手下人干的，当年北平市暗杀频频，都是他们策划的。据老报人穆欣回忆，60年代初期，周作人曾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约近三千字的《元旦的刺客》，认为这是日本宪兵所为，为的是不让他再继续过“隐居”生活，要强迫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所以，在遇刺之后，周作人才开始考虑何去何从，在抉择个人命运的关口，怯懦占了上风，屈服成了主调。当时编辑部研究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刊用，因为1939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形象，同时还胡诌了“好几方面的证据”，均无道理。

从民族大义来说，一经投敌，罪无可逭，便是千古罪人。但具体到个人，这落水的程度，也是有深有浅、有先有后的。曾经读过作曲家陈紫的一本个人回忆录，说1937年底南京陷落时，他恰在北平读书，日本人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地开大会庆祝胜利，让伪北平市市长、大汉奸江朝宗上台讲话祝贺，没想到江朝宗没说两句，反倒呜呜哭了起来，结果日本人恼羞成怒，狠狠扇了江几个大耳刮子,把会场的旗子匆匆收起完事！这说明，江虽为伥鬼，但也没有厚颜无耻到“事夷狄则夷狄之”的地步，还尚存一点正朔在中华的意识，自家的首都让异族给侵占了，能不难受吗？周作人也一样，有心投敌，还扭扭捏捏，半遮半掩，这几声枪响倒成了他落水的藉口，没两天便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再就是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终于成为叛国附逆的汉奸。

那么，元旦的刺客究竟是谁？近日读到当事人刘永康的长篇回忆录《囚歌》（2009年1月自印本），才知道这次刺杀行动正是活跃在平津一带“抗日杀奸团”的爱国青年们下的手，而刺杀伪《新民报》总编吴菊痴、制裁北平伪工务局长舒壮怀（打瞎了一只眼）、两枪击毙伪华北建设总署主任俞大纯等等锄奸，都是这些热血青年所为，就连当年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也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之中。根据作家都梁的小说所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狼烟北京》，正是讲述的他们这段非凡经历。“抗团”于1937年底在天津成立，其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后来发展到北平，沦陷中的燕大、北大、辅仁、贝满、育英等名校，都有它的成员。

书中记载，刺杀周作人的任务，是由天津来的李如鹏作为主攻手的。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对于周作人该不该暗杀，在“抗团”内部还有过一番争论，因为对这个文化汉奸，大家并不陌生，起码都读过中小学国文教材上所选的他的文章。再说，当年读书人谁又不知道鲁迅与知堂这周氏二兄弟呢？可是，正是因为他享有这么高的声誉，一经附逆，当了文化汉奸，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就更为恶劣。文人是民族的脊梁，容不得半点瑕疵，一旦玷污了这个清白，就罪不容诛。作者遗憾的是那次行动没有成功，因为李如鹏是第一次拿枪，时间紧迫，又逢周逆正在会见客人，李如鹏自报是周的学生而被引见，可他所面对恰恰是自己所崇敬的作家，不免心中有些战栗，说不清楚是愤怒、是怜悯、还是鄙视？就是因为这一丝丝迟疑，李如鹏所射出的一枪偏离了一点点，恰好打在对方的纽扣上，结果周作人只是受了点轻伤，侥幸逃脱一命。事后，尽管有人劝慰“惩戒汉奸不一定非要他的命，能起到震慑作用也很重要”，但李如鹏本人却自遣自责，懊丧异常，他多次在“抗团”会议上做检查，认为自己意志不坚定，有杂念，请求处分。同时，他还加强了对自己惩罚性锻炼，每天来到公园练习目视瞄准，进行臂力锻炼。此后，因遭叛徒出卖，李如鹏被日军残酷杀害。

据资料估算，当年的“抗日杀奸团”成员前后在各地总数有数百人以上，抗战期间先后有100多人被捕入狱，20多人壮烈殉国。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这些参加“抗团”年轻男女，是要朝着一面“杀绝汉奸”的旗帜举手宣誓的：“抗日杀奸，报仇雪耻，同心同德，克敌致果！”回忆录的前面，印有一帧李如鹏的遗照，年轻英俊，双目炯炯。看着这个刚及20岁的年轻生命，今天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充塞天地间的浩气与呐喊！

                                    2011. 6.3《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