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位于陕西南路39弄93号的丰子恺旧居内，出现了一张“灵魂讣告”。原来，自旧居开放来，失窃现象屡屡发生。不仅桌上的再版《护生画集》不翼而飞，连玻璃柜里的原版画册也被人撬开锁后拿走。于是丰家后人效仿当年丰老所为，贴出了一张灵魂讣告，希望窃书人能够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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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的展柜里躺着一张“灵魂讣告”。

    当时丰子恺是这样说的，喜欢我的书的人都是好人。所以如果他想保留，那么我可以为他题字后再赠与他。如果他有意归还，可以转托他人来我处，以免尴尬。

    谁能料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幕“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剧目会再次上演。丰子恺旧居里平日只有一名志愿者在二楼值班，丰家后人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偷拿画册。丰老的外孙女杨朝婴表示，之后将不再陈列贵重展品，他们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民办博物馆扶持资金。一旦申请成功，将与派出所合作安装摄像头。   

    2009年的2月，丰子恺后人于年前买下陕西南路上的老宅准备装修。当时，我去做过一次暗访。

    在此地住了四十多年的张阿姨（化名）在一楼的灶披间里忙碌着，听说又有人来寻访丰子恺故居了，马上熟稔地介绍起来。这幢房子一共住了5户人家，楼下三家，楼上两家。去年年底的时候，丰家后人把楼上统统买下来了。现在老住户都已搬走，房子空关着，等待装修。

   由于长期为公用民居，花园已面目全非。花园的铁篱笆卸下了一大扇，各家的衣物几乎晾得满满当当，连“丰子恺”的铭牌也被三角裤和条纹衬衫包围着。唯一有点文化味道的是某门卫在93号大门口贴着的便条，内容是嘱咐住户移车位，惊人的是那一手漂亮的繁体钢笔字。

    当年，凡尔登花园的内部装修是相当讲究的，各户入口的门斗上都有欧式装饰，底楼有小卫生一套，三楼有大卫生设备一套。这等设备现今看来却有几分落魄，底楼公用处堆满杂物，木楼梯扶手上用红色塑料绳绑着一叠用绿铁夹夹住的信件，沿着陡峭的楼梯上去，到了被丰家买下的屋前。屋内是进不得的，屋外凌乱堆着一些生活用品——豹纹长柄伞、立白洗洁精、臭肥皂头以及破旧不堪的百洁布。

   当时在这样的开头，我所理想的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小楼修整一新，丰老的粉丝纷至沓来，人间再次洒满灵性、爱和美。现在，我只能为这则灵魂讣告默哀，深深地默哀。

背景

    长乐村以前叫凡尔登花园，建于１９２５年，是华懋地产和安利洋行在1925年的合作项目。丰子恺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

    这个地块最早属于德国侨民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法租界当局想没收该俱乐部。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反对，法租界当局只得出钱购置了这批土地和房屋，并以法国地名凡尔登命名。

    凡尔登花园属于花园里弄住宅，洋房有７排，行列式布置，共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前部2层、后部3层的坡屋顶房子。建筑外观小巧玲珑，还各自带个小花园。

往事

与李叔同师徒情深，在缘缘堂皈依佛门

     丰子恺曾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人们都说他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这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老师李叔同。

    李叔同给丰子恺的最初印象相当深刻，丰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门进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门进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稳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原来这个李老师上课非常认真，上课之前总要先在黑板上清清楚楚地写好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在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因此每到上他的课，再顽皮的学生都不敢迟到。

    李老师虽然严厉，但从来不骂人，而且博学多能。用丰子恺的话说，“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简直就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教人崇敬。”

    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带着丰子恺去杭州的一条“陋巷”里访问马一浮先生，又把他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丰子恺和其他与之亲近的友生，还介绍夏丏尊先生给丰子恺继续授日文课，并介绍日本画家给丰子恺，让他陪着去西湖写生。

    李叔同出家时的送行者中有何人，说法不一。依照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所述，弘一法师在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把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位学生叫到他自己的房中，几乎把室内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了他们。第二天，三位学生送先生至虎跑。他送给丰子恺的是一个亲笔自撰手卷，其中有“金缕曲”。丰子恺回忆说：“我还记得他展开这手卷来给我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对我说：我写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丰子恺后来在大师圆寂后，把此手卷上的诗词制版刊在了《前尘影事集》里。

    1926年秋后，弘一大师从江西返回杭州前，在丰子恺的上海江湾家里住了下来。因为丰子恺很喜欢替自己的居舍取名，他就请弘一大师指点。不料，大师却为他指点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办法：在许多小纸片上分别写上自己喜欢又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然后把每张纸片都揉成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像的供桌上，让丰子恺自己去抓阄。结果，丰子恺连续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取堂名为“缘缘堂”，还请弘一大师写了一个横额。

　　一年后，弘一大师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回，他在丰子恺的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这个月中，弘一大师与丰子恺朝夕相处，其情形犹如丰子恺在《缘》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每天晚上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