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把每一个汉字写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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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晚报《文艺范周刊》2016.11.15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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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文
陈启文:把每一个汉字写端正
如果把我在1984年第8期《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小说《半青半紫的桑椹》视为我的处女作,到今天,我这三十来年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91)是我不断地摸索并且进行了多种文体尝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寻找自我的阶段。这之后有六、七年多的空白,我一个字也没写,所以我第二阶段创作,应从1997年算起,到现在仍在继续,应该说,这是渐渐在确立自我的阶段,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我在倍加艰辛地一点一点地建立自己的人格,同时也正在形成自己的叙事方式和创作风格,我之所以说这一阶段还在继续,是因为我的叙事风格尚未定型,还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
1997年,一直对我十分关注的大型文学杂志《莽原》在一年内推出了我两部中篇,这是我重新开始写作的标志。2001年,这无疑是我个人的文学创作历程上终于出现的一个重要年份。我的两部重要中篇小说《城市猫眼》(原载《清明》2001年第2期头条)和《颠覆》(原载《十月》2001年第3期)相继问世,又破天荒地被《中篇小说选刊》在同一期(2001年第4期)同时推出,且《城市猫眼》位居头条。《中篇小说选刊》作为全国惟一专门选载中篇小说的权威文学期刊,在同一期刊物上一次选载同一位作者的两部近十万字的中篇,自该刊创刊迄今还是第一次,被人戏称为“陈启文专号”。
2002年,我继续在向这一目标接近,中篇《仿佛有风》(载《十月》2002年第5期)的问世引起广泛关注,它被《十月》头条推出之后,旋即被《小说选刊》2002年第11期和《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并被选入《中国年度最佳中篇小说》(2002),应该说这是我在停笔数年之后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可以说,我的新乡土叙事是从这里开始的。由此,我一直致力于让诗性理想回归文学,把诗的语言带进了乡土小说中,使乡土小说的品格因而得到提升。《太平土》(载《十月》2004年第6期头条)是我继《仿佛有风》之后的又一部新乡土小说,也是《十月》以头条的方式连续推出我的第三部中篇小说,《十月》资深编辑田增翔先生说,“这是一部描写农民和土地的作品,这一主题被千百年来的人们反复抒写,但从没有人像陈启文这样写过。”我是农人的儿子,降生于长江中下游平原,那片土地空旷袤无边无际,日子也似长得永无尽头。旷野之中那一个个芝麻大的小黑点儿,就是农人了。人类占有时空的渺小,我最早就是在农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孤独的、单调的重复劳动,在我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之后依然喉咙发紧。它让我时常想到遭受天谴的西西弗斯,昼夜不休地推滚巨石上山又不断地滚了下来。人类共同的宿命,在农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深刻,没有比一种徒劳无功又毫无指望的苦役更为可怕的刑罚了。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视野。这种本质决定了他同自己的精神故乡无法割裂的关系。我的故乡通常被人看作洞庭湖文化圈,属湖湘文化的边缘。湖湘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只属于地理上的南方但它与真正的江南在气质上是根本不同的。那种典型的南派写作风格是以江南为背景的,以吴文化为依托,而吴文化是沉静的讲究细节的文化,但过于柔软,自恋。湖湘文化无疑属于楚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既能更深切细致地感知生活,又有硬朗、强悍的一面。而具体到我生长和生活的湖湘一地,这里边又掺杂了许多巫文化(巫鬼气息和超自然力)。这一方水土被巫性浸润得十分诡异。从我的作品中无疑可以看到湖湘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但我本人的文化身份其实更多地属于长江,这或许更有利于我对生命意义的延伸,而不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我的乡土表达,我对底层人民现实生存的关注,缘于我降生的那片河床,也是构成我更宽阔的文化视野。我所叙写的不仅仅是乡土,而是为了揭示多元价值的普遍困惑。
为了寻找一种更为广阔的也更自由的乡土视野,在《仿佛有风》、《太平土》之后,我继续用心地、一以贯之地感受着这片土地,这个大湖和这条大河,长篇小说《河床》,无疑是我倾尽全力的一次文学实验,故乡的这片河床让我充满了叙述的冲动和激情,浩荡恣肆的大河,丰厚的原生态的河床,厚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极力凸现河床上原始生命力量的强悍以及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以此来反衬都市的脆弱。整个写作的过程,我都感受着那片精神的河床带给我的热烈饱满的淋漓元气,充盈的原始生命力流贯其中,可以说,湖湘文化和大河文化中那些蕴积深厚的审美元素,都在《河床》中达到了极致。应该说,这是我新乡土叙事的高峰体现,至少它是我个人的创作高峰,这不是我的笔力所能及,有一种源于天生万物的力量,以磅礴的气势突入不同的时空,驱使我的叙述以多层次叠加的方式反复穿插,读者可以听到各种叙述的声音。这也让我认识到世界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无论从它的多义性、多重象征性到隐喻层面的表达,还有它的许多意象,都是认知和理性难以抵达的,而艺术的最佳状态,即难以言说的状态。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无疑也是处于我最佳的精神状态,那一刻我已经完全属于自然和时间。
这些年来的自由写作生活,虽然清贫,却也让我感到分外的超脱、自在与平静。目前我的创作仍是第二阶段的延续,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多久尚难预期。而就我的小说创作而言,已经形成了一种连我自己也感到很有趣的现象,我所有写城市的作品,都显示出很强大的结构能力,但一写乡土,就表现出鲜明的反结构的倾向。这其实并非我刻意而为之,而是由城市与乡土的本质所决定的,城市本身的结构性和乡土的无结构、松散、相对自由与我的小说在精神上基本一致。有人说“小说不是大说”,我却是把每一部小说都当作“大说”来写的,小说之大,就是正视生命这样悲壮而庄严的意义。我的文字,无论何时都不会在那些腻味的生活和无聊的游戏中耗尽精力。捍卫每一个文字的尊严,把每一个汉字写端正,将是我毕生的追求。
2016年11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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