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首发

当智商遭遇政治

【本期导读】

陈启文的《当智商遭遇政治》写北宋的晏殊。读这篇作品的时候，不经意地想到了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著作，作者为什么偏偏选择取一个平淡之年？这能否呈现历史的意义？其实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的意识，通过这样一个平淡之年，正能揭示历史的潜流。对于历史的进程，这种潜流所具备的意义往往超过了显影的节点。言归正传，晏殊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北宋王朝经历了宋太宗的积累后形成的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太平时代，所以晏殊确实是一个太平宰相。但这个太平盛世在平淡中又暗流涌动。在晏殊看似平淡甚至平庸的治略中，可以看出他的智慧，更可以显示出社会与人性的微妙平衡。他的几起几落没有风起云涌般的动荡，连变化都显得风清云淡，但其中正包含了北宋政治的成与败。在我们都很容易把目光投注于那些有大气魄、大格局的政治家、思想家，或文学艺术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落魄士子的时候，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太平宰相的人生作为观察点，已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用心程度和对社会历史的独特认知。作品以词坛逸闻作结，宕开一笔，颇有余兴的雅致，同时更从侧面丰富了晏殊的性情，政治与人的映照，带给人更多的玩味空间。

——白地：看《山花》2015年第8期

白地：看《山花》2015年第8期

小脚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中一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五四”以后对女性的解放，一方面诉诸形而上的婚姻自主和文化教育权利，一方面即诉诸于形而下的放足。在“天足”成为常态的今天，很多往事显得神秘而不可解。小脚无疑是对女性身体、生命的戕害，使女性行动不便，但也因此而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一种美——病态之美和有毒的美，说到底，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到今天，人们把小脚与色情联系在一起，使其含义变得更加复杂。吴昕孺的《中国小脚》借小脚叙述了一个中西文化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命相遇的故事。维萨里·库伯因解剖中对身体结构的了解而更加热爱生命，当他从医科学校毕业后进入叔父西蒙所在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并逐渐崭露头角。但叔父很快因心脏病去世，维萨里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终生未婚的叔父暗藏的色情画册及其所画的中国小脚，进一步发现了他收藏的一只小脚。这只小脚改变了维萨里的命运，他被这奇特的生命组织所魅惑，最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借助教堂为人治病，因医术精湛而被请入当地有名的梁府，在为梁府四姨太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了她的小脚，由此产生了一段奇异的恋情：生命的激情在缠脚布解开的瞬间得到了释放，似乎双方的生命都只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悲剧由此产生，四姨太被沉江，维萨里在回国途中跳海自杀。小脚作为故事的连接点，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沟通意义，因为从中折射的不过是各自的内心。维萨里不能完成对被害者的救赎，四姨太也并不能得到解脱，生命在苍茫的世间依然渺小而孤独。

凌耀芳的《买春的女人》以女性眼光把关注点放在大龄女性的生活上。在现代社会中，爱情越来越稀薄，常常成为利益、关系、情感几者之间反复计算、比较、衡量的结果，以至于最后还有没有感情的存在都成问题，也因此，所谓剩女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谷欣和几位男性的故事正是因为双方在多重因素的反复考量中未能充分展开，而年龄越大，这个问题越是变得似乎无关紧要而又时时噬心，当她在情感的犹疑中去审视姐姐谷鸽的感情生活时，一切都走样了——也许谷鸽的感情本来也是变调的，最终某一天，大龄女性只能不断牺牲自己去成全日渐艰难的感情。小说是以谷欣的角度来叙述的，挑剔的目光剥离了所有的遮遮掩掩，这个世界完全倾斜，所谓的感情不过是另一种不堪的买春行为。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理解为通过牺牲去建构的过程，当谷欣能放下利益的衡量时，故事在尾声终于变成一种可能的开始。生命是在生与死之间完成的，但中间很容易成为一个自我戏剧化过程，而两个端点则容易成为别人表演悲喜剧或滑稽剧的舞台背景。舒文治的《永生策划师》叙述的正是这样一出戏。小说借清都县老干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之死，“我”与殡仪馆方馆长、民间乐团长及表妹夫蓝晓峰展开滑稽、戏谑而又不免悲凉的对谈，活人借死人做戏给活人看，而活着的人也不得不面对死亡，名与利的争执最终不得不面对生命的脆弱，所谓永生正表达了人不得已的悲哀。

在“开端季”中，魏思孝的《李烈的故事》叙述的也许是这个时代普通人的最普通的生活：李烈对财富的追逐过程，也是我们多数人曾经有过的梦想和现实，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人，天南地北漂泊，最终做着庸常的工作，过着最平淡的生活。也许因为这种生活的平淡无奇，所以更能体现喧攘的时代中多数人的非传奇性的生活状态。张敦的《朋友睡吧》则书写着年轻的底层人的艰难。同学项北、牛力的先后投奔，使“我”的睡眠问题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一次次的找工作不成、租房不成，使睡眠如同梦魇一样困扰着我。故事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作者能在最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中折射年轻一代最基本的生存焦虑，体现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读到其中贴近生活的细节，让人体会到，经验原本就是想象力的构成部分。

随着现代都市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城市文化与城市品格之间的关系。城市文化不仅指向虚化的精神，也指向街道、建筑等实体。陈丹燕《上海街道十九年变迁记》正是通过几条重要的文化景观街道来呈现上海的城市品格建构过程。武康路、宝庆路、永福路、新乐路……这些空间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仅是简单的建筑式样的保留，而且更是一种生活的记忆。一段时间里，城市的发展倾向是毁掉一切旧有的痕迹，建造新的生活，但生活本身是一个连续体，没有过去，又如何确认自己的存在？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种新的城市精神正在逐渐形成。陈启文的《当智商遭遇政治》写北宋的晏殊。读这篇作品的时候，不经意地想到了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著作，作者为什么偏偏选择取一个平淡之年？这能否呈现历史的意义？其实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的意识，通过这样一个平淡之年，正能揭示历史的潜流。对于历史的进程，这种潜流所具备的意义往往超过了显影的节点。言归正传，晏殊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北宋王朝经历了宋太宗的积累后形成的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太平时代，所以晏殊确实是一个太平宰相。但这个太平盛世在平淡中又暗流涌动。在晏殊看似平淡甚至平庸的治略中，可以看出他的智慧，更可以显示出社会与人性的微妙平衡。他的几起几落没有风起云涌般的动荡，连变化都显得风清云淡，但其中正包含了北宋政治的成与败。在我们都很容易把目光投注于那些有大气魄、大格局的政治家、思想家，或文学艺术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落魄士子的时候，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太平宰相的人生作为观察点，已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用心程度和对社会历史的独特认知。作品以词坛逸闻作结，宕开一笔，颇有余兴的雅致，同时更从侧面丰富了晏殊的性情，政治与人的映照，带给人更多的玩味空间。朵渔的《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写的也是政治下的人生。帕斯捷尔纳克常常因为后期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放弃而受到质疑，似乎诗人理应有一个悲惨的人生，必须与社会政治形成对抗关系，以衬托精神的高贵，彰显人文价值，而在特殊情形下对荣誉的放弃则体现了自我的丧失。朵渔则通过历史往事的梳理，揭示出诗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帕氏的正直、善良与退让，如旋转着的硬币的两面，——又有谁能让它静止地立在桌上呢？也许还是以赛亚.伯林看得清楚，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不愿被人利用而已。人终不免于要在内心世界与外部生活之间努力去建立平衡。

本期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的讨论，呈现的是张丽军、关建华、刘涛、刘芳坤的三组观点。张丽军、关建华的《论新世纪城镇化时代的乡土叙事走向》呈现了新世纪乡土叙事的三种发展走向：城镇化时代的生态主义乡土叙事、进不去的城与回不去的乡——新乡土中国经验叙事、新乡镇中国——乡土中国文学叙事空间的拓展。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生态的变化及生态保护的意义，相应地，文学上也充分表达了这一现代意识。同时乡土世界的人也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既无法融入城市，又失去了原有的根基，这种新无根状态也成为了很多作家所关注的现象。城镇化建设还直接为乡土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叙事空间——城镇，它作为城与乡的联结点更多展现了新乡土的特质。刘涛的《关于乡村的三种叙事》同样从三个方面观察了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三农问题背景下的农村，农村之美，农村的人、事、悲欢、风俗，体现了乡土叙事的新内容和多种可能性。而刘芳坤的《新世纪三种“乡土视角”写作》则把新世纪的乡土写作归纳为守望批判、存在探索、个人体验三种视角，这三种视角既是对乡土世界的三种切入方式，同时也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态度及时代、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差别。杜国景的《作家断代与文学的年龄》以20世纪贵州作家为例，对近年来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热衷于对作家以出生年代断代的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单纯的年代划分常常不能准确地描述作家的创作及作品内涵，进一步提出应在生理年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文化思想变迁进行断代。以年龄上的相近断代不仅会面临跨越性时间点的尴尬，更为重要的是它不能有效处理文学现象及同时代作家在价值取向和艺术特点上的差异——任何作家个体都不是只与自身的出生成长的时代背景相关，还与特定的思想传统相关。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从文学研究的共性中意识到差异性的存在，为我们理解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更灵活的方式和意义阐释空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杂志社为铭记这一重要历史，特别策划了一个诗歌小辑，表达纪念之意。欧阳黔森以组诗《民族的记忆》表达了对抗日战争中来到中国并献身于中国的民族独立战争的重要国际友人如白求恩、陈纳德、罗伯特·肖特、苏斯捷尔等人的敬意，从他们的行为中去体验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沐浴在那种精神的光辉中，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洗礼。短促的句子使诗歌变得明亮，同时更富于一种战斗的力量。徐必常的组诗《凭吊与铭记》以朴素的谣曲风格抒写了抗日战争中与贵州相关的人与事，人物、空间、事件构织为一个多维的记忆空间，让我们不仅再次感受历史的温度，而且重新认识了贵州在历史烽烟中的形象。贵州一方面以“后方”的身份容纳了难中的人民，为文化精神的传承提供了平台和空间，更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献出了新鲜的血液，贡献了坚韧的力量。

《山花》2015年第8期（总第549期）目录

小说苑

吴昕孺→ 中国小脚（中篇）

凌耀芳→ 买春的女人

舒文治→ 永生策划师

开端季

魏思孝→ 李烈的故事

张  敦→ 朋友睡吧

散文随笔

陈丹燕→ 上海街道变迁十九年记

陈启文→ 当智商遭遇政治

朵  渔→ 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怕和爱                    

大视野

张丽军 关建华 刘  涛 刘芳坤 →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写作”笔谈（之二）

杜国景→ 作家断代与文学的年龄

         ——以20世纪的贵州作家为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诗歌小辑

欧阳黔森→ 民族的记忆（组诗）

徐必常→ 凭吊与铭记（组诗）                   

视觉人文　　　　　　　　　　　　　　　

傅保中→ 材料的诗化

         ——“坦培拉”艺术手记

张海欧→ 穿过材料的诗意之眼

         ——傅保中的综合材料艺术探索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赠阅《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