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系列评论之八

历史小说的新范式

——评长篇小说《江州义门》

顾建平

按：关于《江州义门》的文体，评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它到底是一本家族史传，抑或是一部类似《万历十五年》的历史读物，还是一部长篇小说呢？2013年1月1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家眼中的2012中国文学》一文，对2012年的中国文学予以全面盘点，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对2012年的小说评述中，把《江州义门》列举为一部“文化视角的扩展与深化，甚至深化到多年无人问津的角落”的长篇力作，“在历史文化向度上开拓一种新的表现领域，是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文化寻根的纵深表现”；2013年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又以推出了雷达先生关于该书的专论：《<江州义门>与氏族秘史》。这是一篇为《江州义门》正名和定位的重要评论，雷达先生把《江州义门》定位为一部对传统小说定义有所拓展的“新历史小说”。

与此同时，《文学界》（“文学风”评论版）2013年1月号又重点推出了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文艺评论家顾建平的评论：《历史小说的新范式——评长篇小说<江州义门>》，作者认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曾经提出“新小说”甚至“反小说”的概念。中外文学史上的有各式各样“新小说”，先被视为文学另类，后又归为正宗，最后成为文学经典。当旧的小说模式承载不住新内容的时候，新小说就诞生了。《江州义门》可以被视作一部新历史小说。《江州义门》完成了貌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一个消失已久的家族重现辉煌，它创立了历史小说的新范式，除了文学的感人，它还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思辨的穿透力。它是今年（2012年）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江州义门》是陈启文继《河床》之后的又一长篇小说力作，一部有文学创新、有思想启示的优秀历史小说。

概括地说，《江州义门》是一次低姿态、高难度、复合文体（准散文，准小说，准学术）、不乏雄心、多方面建树的写作实践。

先说低姿态。这部作品的最初的写作动因，萌发自作者自小从农民父亲口中听到的关于江州义门的故事，其中多是民间传说或者传奇。后来作者多次探访江州义门故地，搜寻有关它的文献资料。作者在后记中表明：他对江州义门的追溯与家族和血缘无关，在经历数百年之后，血浓于水的亲情会变得相当稀薄。他受到精神感召的是另一种力量，一种与信仰有关的力量，这就是义。但这个表述包含一个悖论：如果去除了家族血缘关系，父亲的口述历史也不会存在，这部小说也就多半不会诞生；置身于家族血缘之外，用冷静、审慎、怀疑甚至质疑的眼光重新解读江州义门，这是作者作为小说家的自觉定位，但他很难做到纯客观，更不用说完全价值中立的零度叙述了。

这是关于血缘和家族的寻根文学。作家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对自己祖先的追溯和追问，是作家跟自己的生命最切近的写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江州义门》是低姿态的写作。

作者虽然花费十几年心力，探访义门故地，搜集相关资料，但是关于这个历史上两次大分析、两次大浩劫的超大家族的史料，依然是星散的、杂乱的，族谱上的树形世系表，只可能是一个个人名和简要的关系交代，家乘谱牒的记述真伪并存。作者要在这些材料里复原一个家族的历史，描述他的起源、兴盛、分崩离析，需要极高的想象力，需要解构并重建的逻辑思辨能力。在动物化石中，考古学家只是复原古生物的摸样，而生物学奖总是期待能获取DNA，复活古生物。用有限的材料写历史小说，类似生物学家复活古生物。所以也可以说，《江州义门》是高难度的写作。

刚才我提到《江州义门》是历史小说，从于史有征的角度讲，它无疑是历史小说，但它显然不是《李自成》、《曾国藩》、《张居正》那样的历史小说。《江州义门》写了义门的十几位个性不同的主事，写了几十位义门子弟，还有天老、八百斤这样的特异人物，以及不时神秘出现的邋遢道人。但是整部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就是“江州义门”陈氏家族这个“仁心义国”。所以小说结构只能像编年体历史著作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慢慢铺展开来。在这中间，作者以他“职业虚构家”的非凡功力，用生动鲜活的的细节再现了义门五百年的非凡岁月。《江州义门》创造一个新的范式，即是在不以历史事件为主体、不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情形下，如何构思小说，如何展开叙述。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曾经提出“新小说”甚至“反小说”的概念。中外文学史上的有各式各样“新小说”，先被视为文学另类，后又归为正宗，最后成为文学经典。当旧的小说模式承载不住新内容的时候，新小说就诞生了。《江州义门》可以被视作一部新历史小说。

在《江州义门》里，洋溢着作者的学术激情。在长达50页的“引子”中，从盘古鸿蒙初开讲到宛丘世系，讲到颍川世系，讲到陈朝，像一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著作，又像一篇前几年很兴盛的文化大散文。

到第九章《悲怆的告别》，江州义门被宋仁宗下诏分庄，分家析产之后，这个长篇小说的主体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但是作者来了个漫长的告别，为历史打补丁，打捞沉埋水下的历史。他继续细述了陈氏宗族的枝杈，描绘了辉耀于历史之中的陈氏人物群像：有宋元时期的陈规、陈与义、陈东、陈文龙、陈友谅，入明以后有陈瑄、陈子龙，清代的陈化成，清末的陈天华。甚至写到了世代漂泊于江浙闽粤沿海，或者在长江、珠江等江南大河里漂泊的疍民。作者认为朱元璋血洗江州义门之后，江州义门子孙的第二次大迁徙，有一部分人被赶到江河湖海，这是疍民的一个源头。

小说中部分章节如同论文举证。《尾声》中最后一节《走向大海：一个开放型的家族》中，写到了义门子弟的文化贡献，如明朝陈门大儒陈献章（陈白沙），清末实业家陈启源，爱国华侨陈嘉庚，学术大师陈寅恪等。作者并没有没有细细考辨这些人物是否就是江州陈氏的后代。但是“天下陈氏出江州，义门子孙遍天下。”写进去总之不离谱。

这些章节都很好看，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凡响的功勋或建树。但是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枝叶太多有伤主干，长长的引子和绵长的尾声可能并无必要，删繁就简也许能使小说更有力度。初次见到眼前的这本58万字巨著的人，除了感觉到此书沉甸甸的厚重感，更容易产生阅读上的畏惧感。如果掐头去尾，剪除枝蔓，也许更凝练，更饱满，更有震撼力。当然，作者也许是刻意为之，他在后记中最后一句写到：“江州义门是一个词语。这本书，其实就是我用几十万字为它写的一条注释。”既然是注释，就可长可短，可繁可简，注释之外再加旁注，也不为过。

作者在扉页题记中写道：“天下陈姓出江州。谨以此书先给八千万江州义门子孙。”世界人口七十亿，即使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本书为全世界超过百分之一的人类而写，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作者的写作意图显然不仅仅是为江州义门树碑立传，小说中有多处大篇幅的社会学叙述，显示了作者的雄心，他要通过一个家族的集聚、繁衍、兴盛、衰落、离散，对皇权统治之下家国关系、朝野政治、君臣关系、家族制度、尊卑礼仪一一分析解读。让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中世纪中国社会有深度的了解。比如第四章《治国与齐家》中的三十三条家法，这在其他小说中一笔带过的内容，作者不厌其烦地一条一条抄录出来，并详加解析。《江州义门》意在全景式地展示千口之家的管理方式，兼顾大节与细节，这样的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江州陈氏是御封的“天下第一家”，具有标本价值。

江州义门的存在，是为了完成一个佳话，一个“天下第一家”的美名，完成一个道德楷模，正如小说中写到的：“江州义门在得到了朝廷的反复旌表和恩赐之后，愈加感恩戴德，时常祭祀上苍，感谢苍天有眼，降下了一个个真命天子，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义门陈氏才会越来越兴旺。”（P380）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些道德准则中，“义”是核心，朝廷推重“义”以维持君臣关系，家族推崇“义”以维护根基稳固、香火延续，历来江湖往来者更是以“义”字为旗子互相感召。水浒传中，从聚义厅到忠义堂，始终不脱一个“义”字。写出了义门陈氏，即为解析三千年中国皇权政治、宗法社会的复杂结构脱开了一个榫头。

作者有浓郁的历史兴趣，《江州义门》有些章节读来如历史名著《万历十五年》，鉴古知今令人豁然开朗。书的后半部分一些情节，如包拯微服私访，仁宗皇帝对义门的盘算，非常生动，合情合理，如在历史的隐秘处烛幽发微。

《江州义门》完成了貌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一个消失已久的家族重现辉煌，它创立了历史小说的新范式，除了文学的感人，它还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思辨的穿透力。它是今年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顾建平，文艺评论家。曾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十月》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评论、艺术评论、散文、学术论文一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