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东莞文学:
转型文化的多重表达
东莞时报特约文化评论员 胡磊 来源:东莞时间网-东莞时报
东莞文学经过新世纪以来的演变,每年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呈现结构性和阶段性新变。这种新变,既表现在作家群落与作品方面,表现在写作方式与样态方面,也表现在追求内容含量与艺术成色方面,背后更有社会转型期创作环境的变化,创作生态、心态与姿态的调整等深层的原因。这种新的文学现实,我们无论持何观点,都必须予以面对和应对。
2012年无疑是个特殊的年份,在对于过去一年文学的回望与反思中,这个年份带着犹疑、驳杂和包容的精神气质,因而倘若试图对这一年的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归类和某种程度的深度阐释,那是比较困难的。只能尽可能粗略地作些盘点和扫描。
事件
2月,由东莞报业传媒集团、东莞作协等举办的“三正杯”2011东莞年度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在塘厦镇三正半山酒店举行,对上年度东莞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或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进行评奖,詹谷丰的散文《义宁的源头》、黄运生的小说《红豆》等10部作品摘得大奖。
6月,由东莞市文联主办的首届《东莞文艺》改稿会暨东莞文学创作高端研讨会在文联大楼启动,邀请中国作协,以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诗刊》、《十月》等十几家全国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名家,与60多名东莞作者面对面地交流。
8月,第二批东莞历史人文创作项目签约仪式在市文联举行,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荣芳等6位顾问应邀参加了本次签约仪式。创作项目以我市历代文化名人、重要历史事件、民间传说和风俗民情为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和运用不同的文本形式,完成对东莞历史人文的挖掘、整理、研究、展示和重构,为东莞的历史文化留下一批有价值的文本,构建“人文东莞”丰碑。
12月,承载着数百万新莞人精神家园的文学刊物《南飞燕》迎来了第十个春秋,《东莞市打工文学作品选》首发式暨打工文学高峰论坛在塘厦镇举行。由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序的东莞首部以打工文学为题材的作品选《东莞打工文学作品选》,收录了近二十年来东莞在文学刊物发表或被全国重要文学选本收入的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品。李敬泽、廖琪、温远辉、张燕玲、王十月、柳冬妩等百多位作家、批评家对新时期的东莞打工文学进行了研讨,从宏观的角度对打工文学进行了深度辨析,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
作品
毋庸置言,在文学创作中,小说类作品因为写作者与阅读者的数量众多,一直倍受文坛内外关注,实际上已是文学创作中的核心构成。与其它文体相比,小说创作更为东莞作家所看重,人们也习惯由此来观察年度东莞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达到的高度。就这一部分创作的情形来看,2012年仍然是令人为之惊喜的。这不仅在于许多重量级和实力派作家都把主要精力投注于小说创作,使得小说名家联袂、力作荟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东莞文学艺术的不断刷新。
2012年是新世纪以来东莞长篇小说的又一个大年,陈启文的《江州义门》、木兰的《云雀》等重要长篇小说单行本纷纷出版面世。《南方日报》“中国文学现场”评出5部“月度作品”,《江州义门》是入选的唯一长篇小说并位列榜首。这是一部比较宏大的跨文体叙事文本,小说叙事从家族记忆的探寻开始,通过对自身家世与血缘繁衍的追溯,延伸到对一个家族精神历程的追寻,再到对民族内部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形态的深度探悉。在底层书写重复挑战人们审美极限的当下,《云雀》自传式的小说叙事,作为一种原生态的生命写作,它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小说话语资源,直接与个体的生存现场和生命体验建立了一种互动的言说关系。木兰小说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这种映照生命的当下性和现场感,在于自我独特的经验叙写和精神姿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长安作家群”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可,包括各类文学奖项对于长安作家的肯定,各类研讨会与论坛对于长安作家的高度关注,甚至超出对于东莞文学的整体性关注,“长安现象”成为东莞乃至广东文学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在业界早已成名的陈启文、塞壬等知名作家之外,又集体推出了很多写作上日趋成熟的作家,部分作家开始水落石出获得较大范围的承认和奖掖,如邹萍、陶青林、马云洪、詹文格、严泽、洪湖浪、木兰、莫华杰等,他们也终于获得和其创作实力相匹配的文学评价。同时,陈启文等在国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依然保持着强盛的创作势头,正以一种集约式的写作视域引领着当下长安文学的规划、创作和发展。
相比于老一辈作家,东莞一批80后作家生活在经验的现场,思想明锐,具有天然优势。其中,有诸多反映时代演进、青春自我和打工经历的作品引起较大反响。80后女孩吴纯凭借着短篇小说《驯虎》获得了今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这是东莞作者首次获得这项华人世界声誉很高的文学奖,“震动”了东莞整个作家圈,“吴纯效应”让东莞新生文学创作力量受到更多关注。一批渐渐崭露才情的“80后”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写作也具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主流期刊的文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念提供了新锐气质。80后作家且东的创作进入井喷期,一年来密集地在《山花》、《芙蓉》、《北京文学》、《百花洲》、《散文》、《作品》、《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数十篇,部分作品还被《中华文学选刊》、《文艺报》等转载。这在东莞文学精神上,既显底气与地气,又见生气与锐气,是东莞文学主体的凸显与上扬,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莞80后作家群的崛起正是东莞文学整体性崛起的一个可喜的表征。
阅读2012年的散文,发现以往那种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锐减、在演变。从宏观上看,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少,切入的社会面也很宽,但仔细观察就感到,那种直面严峻现实、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寥寥无几。整个东莞散文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主潮并没有断流,其中有丁燕、马云洪等稳健扎实的散文创作,东莞在散文方面的探索没有止步,在文体自身的调整、变革上有明显成效。詹谷丰的新锐文化散文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
我阅读的喜悦中伴随着的失落是东莞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在生活质地、思想深度还是文学性等方面均呈下滑趋势。它的状态展示似乎正回到一种文学“常态”,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标志性的事件和噱头不见了,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不见了,张牙舞爪的或裸露癖式的诗歌不见了,亢奋的、狂躁和尖锐的情绪与语言也不见了。本年度虽然有蓝紫、刘大程等人的坚挺,也有彭争武、林汉筠、侯平章等诗人作家的复苏回归,但是从文学、文化的影响来说,已经无法和几年前同日而语。诚然,作家个体的创作都是阶段性的,状态的起伏与调整本属正常,艺术创作也有大年小年之说,然而若将东莞诗歌作为一种创作现象统而观之,最令担忧和焦虑的是作品数量的明显减少和下滑,没有了一定的数量作为基础和支撑,诗歌的发展前景必然黯淡。东莞诗人所占比重在迅速降低,若加细察,则发现部分诗人已经转型操弄起小说、评论等其它文体来。但我相信,东莞的诗歌仍旧在探求、努力中成熟和发展着,要涌现在国内诗坛产生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经凭时间的历练和选择。
回答现实的文学问题、介入文学的现场无疑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使命。2012年是东莞文学批评热情持续高涨的一年,依然以理性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反思批评伦理、重塑批评形象,在期待与质疑中稳步前行,展现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先后举办了东莞文学高端论坛、《东江剑魂》创作座谈会和《春天一起来到映秀》作品研讨会,各文艺家协会和镇街文联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流派研讨会,如长安、莞城、南城等镇区都举办了多次颇具规模的文学论坛等。2012年的东莞文学批评几乎没有贯穿性的目标线索,没有趋同的立场和旗帜,也没有相似的认知坐标和表达范式,但在这份杂语式的、众声喧哗的批评实践中,依然能够寻到相对引以为豪的分享话题。柳冬妩、严前海、袁敦卫、曾海津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逐渐成熟,一批有分量的文艺研究和评论成果不断涌现。柳冬妩独立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打工文学研究》通过成果鉴定,在《民族文学》、《文艺报》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6篇,被《新华文摘》存目。
严前海教授的论文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成功申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百年文学杰作的电影经验研究》立项,论文先后发表在《文艺研究》《电影艺术》《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等专业顶尖期刊上,部分论文如《影视剧的躯体镜语和类躯体镜语》《欧美和中国电影中的“后屠杀”叙事》《传记电影与肉身存在》《跨界迁移、生生存与秩序的意义生产困境》《千年困境:世界移民电影解读》等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东莞文学批评视角进一步拓展与开放,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对本源性、原创性、地域性的文学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冷静、理性回归东莞当代文学现场,富有力度、深度地参与东莞当代文学进程,并在独立意识的建构中给予文学创作以充分的理论支撑,依然是东莞当代文学对批评家们的期待与渴望。
结语
除上述提及的作家作品外,整个东莞作家群还包含着相当多沉默的写作者,他们分散在各类文学期刊、文学网站甚至于私人化的博客上,默默无闻地书写着属于自己和时代的东莞经验。
2012年的东莞文学是以稍嫌沉闷又试图励精图治的面目开始它的转型旅程,也是东莞文学史上极具变化和争议的一年,媒体质疑颇具争议的文学事件,给东莞文学带来了体制机制上的深度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兼容并包的东莞文学开始了新的应变、变异乃至变革。无论主动、被动还是双向互动的作用,文学理念、文本写作和文学评论都在多元的转型状态中走向主题的多重变奏与和谐合唱,这种态势也体现出当下东莞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对于行进中的东莞文学和岭南文化依然缺乏更为理性的认知与判断,因为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开放语境下,东莞文学精神资源的现代性转型并未真正完成。本土与外来创作力量的妥善协调与身份的合法性,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2012年的东莞文学,是转型文化的多重表达。当下的中国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重叠的时期。这种重叠既是社会形态的重叠,也是哲学、美学及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叠,自然也是文学形态的重叠。对于东莞文学界而言,这是一个混沌的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团体相互冲突又相互混糅,合成出东莞文学的新状态。可以预见的是,东莞各种“被命名”的文学现象都将终结,其终结预示着东莞作家拥有了真正的个体自觉意识,对于写作也有着多方位的认知与考量,并以多种形态和面目呈现出一个时代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和多样性。这种现象也暗示着包括更大群体范围的东莞文学创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重新整合阶段,随之即将出现的是东莞文学的多声部、多维度的话语表达,也昭示出一个地域文学的现代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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