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虚无——创造意义

——读冉正万的长篇小说《洗骨记》

陈启文

花城出版社2010年8月

定价：28.00元

第一次读正万的文字，是十年前他和我在同一家刊物发表的一篇小说。对他的名字，我曾产生过可笑的记忆，总觉得他叫“正方”，但那篇小说的名字我的记忆绝对无误——花开的声音。第一次接触他的文字，立刻两眼放光。一种陌生化叙事，或许还不太成熟，却难以忘怀。读完之后意犹未尽，感觉那是一部刚刚开头的小说，让我产生莫名的期待。

如今，当我阅读他的长篇小说《洗骨记》时，我时不时就会想起他那篇小说。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读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时，总让人产生某种联想。这可能与正万依然带给我的那种叙事的陌生化有关。“洗骨记”，这个有些诡异的小说标题，也让人感到十分陌生。看了正万的一篇同题散文，才知道这是源于黔地的一种古老民俗或民间信仰，“据说，得了久治不愈的毛病，是因为亡灵所致，必须开棺取骨，用清水把枯骨洗干净后再重新埋好，毛病才会消失。”这也让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巫性的神秘和鬼魅气息。而一个逐渐浮现而出的事实是，马也——小说主人公，他失踪多年的父亲终于被人发现了，但已经是浸泡在水里的几块轻飘飘的骨头。然后，由好友祝伯伯洗净，放进罐子里。这是一种埋葬的方式——洗骨葬。很简单，没有复杂的纠缠，严格说，小说中的“洗骨”并非贯穿全书的情节，而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隐喻。小说叙述重心的不是马也父亲的故事，不是失踪者的故事，而更接近马也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故事。

曾经是地质队员的冉正万，把小说把背景设置在他熟悉的黔北甲定地质队居住地。和他们毗邻的是一个十分偏僻封闭的乡村，也只有这样的偏僻闭塞之地才能把一些独特的民俗保存下来。这无疑是为了构成一种文化上的反差和碰撞，又在碰撞中展示乡村与人性的嬗变。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一个叫华华的美丽乡村教师扮演了异常关键的角色，——这里面的确有很多非常态的东西。而这种异常，事实上也是冉正万对陌生化叙事或所谓先锋叙事的追求。这一点相当重要。正万的叙事理想，其实并不像他本人那样纯朴方正，他一直在挑战写作的难度，甚至在对现实的表述上一次次冒险。从华华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她无疑是一个“爱与受难”的形象，甚至会让我们想到圣母。“她来甲定那天，天空飘着白云。”“当时我们正躲在松林里抽烟。”开篇两句话，两种存在状态，预设了小说的走向，也预伏着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而小说叙述的腔调已定，一种诗意的、高度提纯的、充满了内在张力的叙述，已初见端倪。这样的张力来自于高度内敛，也来自诗的本质，很干净，没有一点多余的笔墨，但意味深长。我觉得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冉正万式叙述方式，是他的风格，他的小说和散文叙述都充分地体现着这样的风格。

华华无疑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她的到来对这个封闭而又异常稳固的世界无疑是一次激活。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在甲定一待五年，她兢兢业业地给仅有的七名学生补习功课，也教育他们怎样做人，把一个女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些孩子，唯一的念头或者说理想就是让这些孩子考上大学，离开这里，把他们从闭塞的生活中搭救出来。而在她来到这里之前，她已经放弃了在家乡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让她的奉献并没有得到回报，小说让这样一个美丽而善良的乡村教师不断地遭受命运的惩罚。在甲定的五年里，地质队解散了，丈夫死了，七名学生各奔东西，将来该去哪里，她也一片茫然。这仿佛就是她宿命般必然要经历的一切，如同来自圣经的启示，——爱与受难。而小说中所弥漫的沉郁、惶惑和苦闷的情绪，又让我想到歌德的小说。小说对华华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多的不是阳光和朝气，而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道德感也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哀怨。俗世的力量，确切地说，人性中那一部分和她的理想相反的力量，哪怕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也实在太强大了。她可以指出却无法阻止他们道德上的过错、他们充满了叛逆感的欲望以及享受逃跑的快乐。

她最想要拯救的无疑是马也，这是一个孤僻、阴郁的、从小就有某种艺术家气质的天才少年。她不断地鼓励他，想让他走向精神健康的、艺术家的成长之路，但马也却在青春期的尴尬与萌动中，对她充满了敏感而怯懦的暗恋或爱情幻想，确切说，她是一个少年爱情幻想中的一个幻象。如果说那种充满了道德感的所谓救赎实在是一种幻象，她和马也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被幻象所困扰。为了让马也考取艺校，她一丝不挂地裸露出了自己，这不仅仅是给马也当一个裸模，这是她全身心的一次完美展示，那美丽的胴体，或许真的如同圣母般的圣洁，马也兴许真的获得了某种救赎，——“灵魂深处的什么东西正在被唤醒”。他考上了艺校，离开了甲定，从此告别了一个穷困、闭塞又充满了无尽欲望和内心挣扎的世界，这有着某种脱胎换骨的意义，但他对华华的幻想也随着高考结束后的表白和追求，最终在现实中以绝望告终。而他要去的山外的世界是否就是他的天国呢？

马也成为一名画家后，他从国画院辞职后到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横坡中学当了两年老师。他在横坡中学两年的支教志愿者生活结束后，每年回去帮杨德宏老人收玉米、资助他的小孙女杨细燕跟着自己学画画，同时还收留了八个像王月琴这样的贫困学生。而身为记者的刘爱也因此而出现，为了报道马也“无私的奉献精神”，她走近马也，直到走进他的另一段爱情，而她在小说中扮演的一个结构性角色，是以自己的视角打量和讲述她眼中的马也。很明显，马也为乡村和乡村的孩子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他对华华的精神依恋中延伸出来的，这跟刘爱所在报社精心策划的教师节专题报道无关，也没有刘爱以记者的职业思维中挖空心思想要挖掘的精神或意义。在这点上冉正万显得非常清醒，但或许就是因为他过于清醒了，他很想诠释一下，于是，志愿者马也和女记者刘爱的一次关于“意义”的探讨便在马也的反复回避下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话题性探讨。尽管正万对这样的话题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也没有过度诠释，但小说的艺术性还是因此而受到了损伤。意义绝对不是虚无的，但它的存在方式像时空一样，应该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否则它真的只是外在的。

在小说的结构上，冉正万采用的是双重视角互相穿插的叙事手法，一是主人公马也以少年的视角反复打量一个乡村少年的成长史；另一个是马也现在的恋人——阳光般单纯的、又有着记者身份的刘爱，她以成人视角讲述着活在当下现实中的马也。这是两个都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讲述者，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就是两人交替讲述着同一个人物的故事，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马也。马也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两段爱情，一个存在于虚幻与回忆中，一个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而以刘爱所处的时代，已经和华华有着不只是在时空上的遥远距离，她是无法理喻华华的，也是难以理喻马也对华华的忆念的，更无法真正理解马也为什么要支教，对马也的精神世界，包括她对马也的悲悯，都让我们感觉到她的认知是浮浅甚至是天真的。而马也对华华的思念却如同一条穿越岁月的河流，“这条河把我的骨头越洗越干净，使我有勇气背对世俗”——这是马也灵魂的倾诉，也是“洗骨”的核心意图。但我多少有些遗憾，这个意图被揭示得过于明显。我觉得正万应该保持更敞开的方式，而我也越来越发现，一切的隐喻、象征和暗示，都会让叙事变得十分狭窄，甚至让一条大河萎缩为小溪。我觉得真正具有先锋意义的小说，应该是一种高度敞开的、有着更辽阔的精神视阈和审美视阈的文本。

应该说，正万在这部小说中对各种可能性都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无论是小说的结构，还是从人性深度的开掘，都有相当独到的发现。他长期在《山花》这种国内屈指可数的先锋期刊担当编辑工作，对写作难度的挑战、不断地寻求超越，已是他的一种自觉。而这部小说给我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民俗的运用。在我和正万的交往中，尽管他很多时候都比较沉默寡言，但一开口，就会说出许多真知灼见。譬如说，面对当代文学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他认为，研究风俗可避免文学创作的同质化。这也意味着他要从一些原生的文化中提炼出某种给文学带来异质的、陌生化的元素。这部小说，或许就是他的一次实验。作为一个新乡土小说写作者，我和正万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重构乡土的诉求和想象。而重构首先意味着你对乡土的重新发现，而不再是、至少不全是以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乡土。我觉得，正万通过这部作品探索了这种可能。但我更愿意把《洗骨记》看作是一部生命小说。无论是华华，还是马也和那些少年，又无论是地质队的那些人，还是乡村里的那些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生命的独特体验，又无不给你带来了深刻的宿命感。从中，无疑可以看出存在主义哲学对正万的深刻影响。而存在主义始终以重塑现代人类生命信仰为旨归，始终关注“穿越虚无——创造意义”这一重大的人类精神问题。

这部长篇小说不长，但我读得很慢，差不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许多年来，已经很少以这样缓慢的方式来阅读一部作品了，这不是我特别有耐性，而是这部小说特别耐读，它恢复了我对阅读的感觉。在读这部小说时，我竟然忘了这是小说，而进入其中——与作者叙述的现场，处于同一境界。现在，我觉得我对正万多少有些懂得了，这是一个逼近本质的作家，他一直在贴紧大地和生命叙写，也只有这样的叙写，才具有对抗时间和遗忘的恒久魅力。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的长篇小说样本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