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湖湘精神之源

评陈启文《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文艺报》2009年11月19日 张建安

为了对湖湘精神进行追踪溯源，作家在力图理解人世的同时，以顽强的生命韧性和心情本色去开启湖湘之旅。通常，游历的意义是无限的，《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就是这次南行的重要收获。可以说，作家在这里记录的是自己在一个人生的特殊阶段的一次“化蝶”之旅：“十多年前，我从体制内走出，在失去重力之后倍感茫然。或许是因为那时特别渴望有一个方向。我没有想到往那条河边一走，我会找到隐身于一条河谷的另一个我，以及许多后来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这次“穿越湘江”之旅，“让我完成了人生一次沉重的过渡。从这条河开始，我命定般将要在苦难与焦虑中颠沛往返，却再也没有失去过方向。” 这湘江一路浩荡北去，其间积淀了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多少深邃理性和人间情怀，因为有了这些理性智慧和人间情怀，才使我伟大的湖湘文明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就早已超出了原始巫术与神学迷狂的阴影，而将可理解、可融汇、可变通的历史性与人文情怀确立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位置上。

《湘江口》并非写那湘江的源头，而是记述那个受到瑶家大妈殷殷关怀的夜晚。贫困而善良的瑶家母子“艰辛惨淡而又坚韧地活着，只为显示一种顽强的生命”。“我想我不必再去苦苦地寻找一条河的源头了，我更愿意把这样一个苦寒的母亲作为一条河的源头。”作家抒写溪流的诞生也寄寓着“人生之痛”：“这是一条无名的溪流。她与雨水无关，与天上的一切无关。我看见她慢慢从石头里挤出来，那荒芜而死寂的石头，突然因她而浑身扭动，而渗出血一样的颜色。”“你以为再也没有什么动静时，突然听它长长地吁一口气，一股清泉钻出石头的缝隙，霎时间那山石已如流血的母腹般颤栗。”（《石头里的水》）在陈启文的艺术视野中，自然界不再是一种无知觉的本然存在，而是做为一种寄托，或是未来理想的象征而出现的，其笔下的水意象有诗情、如音乐、似图画，无补渗透作家的主观情怀与追求，激荡读者的心弦。

《迷蒙之山》借九嶷山“舜帝南巡”古典而浪漫、悲悯而仁慈的神话传说，诠释着湖湘文化的悠远的精神构成，作家从后来的屈原、贾谊、柳宗元等文人墨客的身上读出了湖湘文明中那种特异的而忧郁而悲壮的内核——没有哪一种文明会繁殖蔓延出如此复杂的含义，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培养蓄积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孤独，高傲，绝对，狂热，又蕴涵了深深的诡谲。 “就这个意义而言，九嶷山无疑是湘江源头的第一座名山，源自九嶷西麓的潇水，和湘江其实是一条河，一条紧密相连的河，潇湘，这是一个优美而又略含忧郁的语词，有些忧郁，有些凄迷，还有那么多纠缠不清又萦绕不断的东西，它以其无所不在的气息的弥漫，弥漫到这个多山多丘陵多湖泊多江河的省境里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叫月岩的山洞》写的不是山洞，而是一个少年。“唯有少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他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山洞就是为了他而生的。”在这个山洞里，“少年悟透了太极‘化生万物而变化无穷’的全部精义，‘太极本无极也’！”这个源出湘水的少年后来成为了中国理学的一个源头，他就是周敦颐。他“以道者的深刻自省和内在含义去清理孔孟儒学的本源，是一种心灵向内而目光向外的哲学，它以内心的清醒冷峻对外部世界投入关注的热情。”文章理性与诗性交融，运笔如行云流水。在作家笔下，意象已不再是情感的附庸，在传达主体情感过程中，作家的自我身心完全附于意象之上，它完全成了主体灵魂的表象。这样的融合使散文的整体意境达到物即我，我即物，物我合一的层面。

的确，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东西往往是由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名人锻造而成的。在湘南的行走过程中，作家以文化之情、艺术之美、哲学之思来反思历史，追怀古人，通过对如烟往事和远古岁月的回望，来寄托内心那份幽深细腻而蜿蜒曲折的情致，来探究和思考人类的生存命运。

《从铜官到窑头山》从陶瓷文化切入，书写铜官窑截然不同于景德镇“安静”和“凉气”，写它那历经千年而依然勃发出“滚烫的热情”的奇迹：“那些地下埋藏了千百年的器物，仍像是刚刚出窑的货色，火的线条明亮而跳动，火热的气息直抵内心。”

人生，有时的确显得虚幻和荒谬。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不得不承受许多中国式的屈辱与痛苦，但文学本意不在对这一切进行描述和反映，而恰恰是对于一切非人因素的抵制与抗议。文学就是要在虚幻中创造真实，在荒谬中创造意义，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寒冷中创造温暖。对人性的创伤和扭曲进行疗救和抚慰，对人类无可摆脱的厄运和绝望作最诚挚最全面最彻底的情感担当。在《零陵或永州》中，作者讲述了柳宗元被贬南方的故事——“一个文人打败一个帝王”的人间奇迹。“在所谓的历史中文人的力量有时要比世俗的帝王强大得多，但这种力量永远不产生于当代，或许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本质。历史以一种绝对的视觉，想把一些东西变成永恒，但能够变成永恒的东西，并非那些被岁月掏空了的生命，而是那些在悲惨和苦难中孕育出来的带有某种神性的东西。它有时甚至不必用墨写的文字去记录，它更适合在人的灵性和血液中代代相传，成为血缘传承的一部分。” 作者认同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心忧天下的现实情怀，对柳宗元参与的那场革除前朝蔽政以图大唐中兴的“永贞革新”事件加以热情地推崇：“像中古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柳宗元极少关注永恒的生命意识，对拯救现实世界却带有宗教迷恋性质。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崇高的使命感，随着柳宗元宿命般地走近湘江，化身为湖湘文化最彻底的精神之一。”

《一条抛锚的古船》写一个“愈老愈瘦，瘦得只剩下灵魂的人” 这个人就是王船山，写他七十三岁顽强的生命，写他的“骨子里长出来的清高，那种生就的傲骨与尊贵。”写他湘西草堂的书房，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湖湘文化，写那个中国近代史上直至当代史上登峰造极的人文圈。在王船山身上作者引发出无限的感慨：“面对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危局，湘楚一地的文人，肇自屈原，贾谊，前赴后继地表现出救世与入世的热忱，由此焕发出旺盛而炽热的生命力。可见，文人从未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纯粹的文人，文人变得纯粹而深邃，变成思想者，永远都是在失败之后，在头破血流之后，在彻底绝望之后。所有的思想者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思想是无力的，它只能产生于绝望之中，先是绝望中的结束，然后才是绝望中的诞生。”作家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感时忧世的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世界和人类。

《到中流击水》写一个曾经在湘江纵身一跃的少年，后来“在浪涛中奔涌壮大”，带着一群衣衫褴褛的穷人一直向着西北方走去，让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挺立于世界的东方。穿越有限模糊的历史，却又分明地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同寻常的宿命。“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异数，你不能想像还有比他更伟大的人”。

《冷水滩》写的是潇水船公的野性风流，也写女人蓬勃的原始生命情态，这似乎有了一点道家的况味：安时处顺，摆脱人事物欲，逍遥自得，顺应世俗，随遇而安，在精神上追求绝对自由，人的个性得到自由伸展和充分尊重，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的超脱人生、超脱万物的境界。《祁阳》表现作者自己带有流浪色彩的精神游历，在经历失落惶惑的时节，为挣脱沉闷和寂冷，作家意欲换一种方式来检验人生，于是选择了漂泊，以期产生新鲜的冲动而去垦拓文字的泥香。在《观音滩》里，作者不写这里的凶险，也没怎么在乎曾经在这里生发的土匪杀船夫的传奇，而是凝神于“一群从井冈山走到这里的红军，和以血水染红河流的年轻生命”。《风流云散的浯溪》借唐代元结、颜真卿，和宋代人黄庭坚的才情和生命轨迹，书写中国文人命运的困惑与宿命，将现实与历史交汇，彰显的是今人与古人的幸与不幸。

作者在水口山也看到了河边上蹲满了剖鱼的人，鳞片纷飞鲜血四溅。河流血红，不久则变成黑色。（《路过水口山》）作家也从《白水渔翁》中罾鱼老人的苍老与淡定，联想到遥远的“外公”捕鱼的童年镜像，尽显人类生命的无奈与苍凉！这些严酷的现状现实无疑引人深思：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对人类无情的摧残、毁灭面前，始终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探索，都是惊天地动鬼神而可歌可泣的，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我们能走到今天。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同样的，人类的智慧，哪怕走远的只是一点点，对我们家园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不是吗？在历史上，有被攻破城堡的民族，却没有被征服的民族。同样的，纵观历史，有被改造的河流，但是似乎却没有被征服的河流。人类每夺取河流一寸土地，河流便会回敬人类一次灾难；人类每无度掠夺一方河水，河流也会用同样的无礼，加倍地报复人类。所以，人应当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善待河流。没有了河流的生命，将会使她引力范围内的空间、时间带里的生命，也随之枯萎、衰亡、消失。

文人的家园意识和归宿感很强。这种“家”不仅拘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家，而且包括生活理想、生命归宿等本质意义上的“家”。

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生命本体，作家陈启文无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孤苦无依的苦闷。在的作品中，就可能写出“漂泊”、“孤寂”的意象系列；这些引起“漂泊”、“孤独”的意象与其说是作家现实处境的描绘，毋宁说更是作家一种心灵的现实。虽然，在这里，作家陈启文还没有像周作人那样意识到路的终点是死的时候，便只是想慢慢地走着，看沿途风景，听世人谈论，尽量享受生命中应有的痛苦与快乐，至于走那条路倒无所谓。既没有像佛家那样与世隔绝，修炼现世自己，求得来世幸福，也没有像庄周那样逍遥避世，更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完全悲观失望。作家只是身不由己地背着行囊整天整夜地行走。

可以说，文化寻根的主题不仅仅只是静止“根”文化的再现，还是能动的“根”文化的拓展。作家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在比怀乡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寻根。它既是漫长年月文化哺育和积淀的自然流露，也是诗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执意呼唤。

在《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中，作家总善于把握瞬息多变的灵感，展开浮想，让感情自由流淌。无论是诗性的叙述，还是间接抒情，我们都可以看到创作主体和意象之间达到一种高度的切合，形成一种心象重合、高度圆融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