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扫街的女人

陈启文

这是我每天最早听到的一种声音。唰——，唰——，一下一下划进我的梦里。无论是多美的梦，还是浑浑噩噩的梦，它都是一种结束的方式。我醒了，不用看表，我知道这是早上五点钟。这声音就像钟表一样准时，它甚至成了我的生物钟。

我看见了两个扫街的女人。在广州，这也是我每天最早看见的两个人。天还未亮，我看见了西边的残月，它把我和这两个扫街女人的身影照得影影绰绰，偌大的广州，此时仿佛只有我们三个模糊的身影。但被她们扫过的大街明亮而清晰，在这早春的黎明，泛着湿润而清冷的光泽。在这一条干净的街上走，我感到自己很干净。穿过这条街，离我上班的地方就不远了。所谓上班，其实只是我从内地某座城市带过来的概念，在南方这个远离故乡的城市，我也是一个打工者。但我有时会不知不觉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每次从这两个扫街女人的身边经过，我便装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我心里暗自庆幸，虽说潦倒但还没沦落到扫街的悲惨境地，作为这城里的另一类打工者，我至少还可以在早春的毛衣里衬上一个洗得洁白的假领。

广州太大，这两个扫街的女人每天打扫的这条街，显得格外漫长。她们都戴着口罩，我看不清她们的面孔，但还是能从两人的头发上看出是一老一少。年岁大的那位头发都花白了，乱蓬蓬的像霜打过的发白的蒿草，年轻的那个头发乌黑发亮，用一条白手绢束着。这条干净的白手绢总要让我多看几眼，我一看她就显得特别敏感，我甚至感到她的脸已变得通红，很生气的样子。一个扫大街的女人，真不该这么娇气。我充满怜悯地想，有时候还无缘无故地有一些悲伤。

两个女人一左一右，身子不是朝前而是朝后，一边倒退着一边扫，老的那把伸向大街，年轻的那把伸向郁郁葱葱的树边。唰——，唰——，在漫卷的浮尘和落叶之间，有时也会传来空洞清脆的一响，眼里也会突然一亮，那可能是一只金属易拉罐。这时那位年岁大的就会扑上去，就像拣到了一个宝贝，小心翼翼地塞进一只又脏又破的蛇皮袋子里。那袋子里已装了小半袋这样的易拉罐、矿泉水瓶。偶尔还会拾到被某个小孩丢掉了的玩具。好几回，我都看见这老妇人拄着扫帚，很好奇地摆弄着一把卡宾枪，一辆小奔驰，或一个变形金刚，那神情就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在寻找某个机关。突然间咔嚓一响，把这老妇人吓得一跳，随即又乐不可支地笑起来。她揉着笑出来的眼泪说，可以给小宝耍呢，可以给小宝耍呢。

听口音，是河南人。小宝，大约是她的孙子吧。

那年轻的扫街女人，好像还从未发现让她眼睛发亮的东西。我也很少看见她笑。老妇人一笑，她的扫帚就变得有点猛了。但有些东西再猛也是扫不掉的，像那些被太阳晒干了的、凝固在街上的狗粪、猫粪，用多大的力气，也扫不掉。这个城市养宠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她们刚刚扫过的这条街上，已经有很多人牵了狗或抱着猫三三两两地出来遛达了。这些畜牲可能都憋了一晚了，一上街就到处拉，而它们的主人，虽然学会了西方小布尔乔亚们的生活方式，却远远还未学到他们的公德与文明，很少有人预备好给猫狗收拾粪便的清洁袋。猫拉了，还会用爪子扒拉几下，试图用灰土把它拉的那点脏东西掩盖一下。狗一拉，就撒蹄儿跑了，尾巴竖得像旗杆，好像刚拉了一泡屎还特自豪。有一条狗居然跑到了那年轻扫街女子的扫帚下，蹁着腿就要拉了。它的主人，一个打扮得很时髦还很文静的女人，穿一件米白色的束腰长裙，以一双审美的眼睛，注视着她的狗。这让那年轻扫街女子气坏了，她显然还丝毫不懂审美，不懂看狗出恭也挺美的——臭美，她的扫帚突然举了起来，在就要用力拍下来的那一刹那，我听见那年老的扫街女人压低声音叫了一声，水仙！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那年轻扫街女子的名字，她叫水仙。我后来又慢慢知道了，她还真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交不上学费，就被她婶婶带到南方来打工了。开始，她不想扫街，她还想找份别的活儿干，她婶却说，扫街好。她婶也并不说扫街为什么好，只说扫街好，你现在不愿扫，迟早也会扫的。她婶也并不拦着她去找别的活儿干，她也去找过，在鞋厂里倒过班，在洗头店干过小工，也在饭馆里刷过盘子，又果然跟她婶说的那样还是拿起了扫帚，跟她婶一起扫街了。她好像认命了。我看不见她的脸，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白净的额头上连汗水都是晶莹透亮的，偶尔还能看见她清澈忧伤的眼神。她有时候会停下手里的扫帚，静静地在街边的花圃前看花，那已完全是一副梦幻般的神情。不知她看着这花圃中的水仙时，是否依稀看见了自己的命运。水仙，一种格外干净又鲜嫩的花，在清晨的露珠下绽放，等到露珠儿一干，就凋零了。我突然为这女子的命运担忧起来，她还那么小，看上去还带几分稚气，从她身边走过时，还闻得到嫩叶散发的气息，她能经受得住这南方毒烈的日头么？

我想到了一种后果，如果她真的一扫帚拍下去，把那条名贵的宝贝狗拍死了，她一辈子可能都完了。她不知道，一条狗有时比一条人命还值钱，一个死于车祸或工伤的老百姓，也就赔个四万五万，一条狗，有时十万甚至数十万的都不稀奇。她当然不用为一条狗去抵命，可她扫一辈子大街能还清这笔债吗？连我这个局外人这样一想也吓得手脚发麻，如果她不是对我太提防警觉，我真想跟她说点什么。

是在另一天早上，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听声音就有些不对劲。她的扫帚声轻一声重一声，扫几下，慢慢的，又俯下身去，捂着脚腕。我想她可能是脚扭了，脚腕很痛。我几乎是本能地想去搀她一下，她紧张地往后一躲，你、你想干嘛！又凶巴巴地，坚决地把我推得远远的。尽管戴着口罩，但我感觉到她的脸已经完全扭曲了。我的脸也扭歪了。但冷静下来后，我又想这可能是她刚刚受伤后的过激反应，也可能受过城里人太多的伤害，她把我也当成这城里人了。这样一想气就消了一大半，只是觉得有些自讨没趣。我讪讪地走了几步之后，那个老妇人跟了上来，哦哦，她在后面喊，不知道怎样称呼我才好。我回过头，她憨憨地对着我笑，并且有些不知所措地擦着额头边的汗。我愣了一下，她没戴口罩，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黑油油的脸，仿佛沾着一层诡秘的油腻。但没我想象的那么老，最多四十出头吧，头发竟白成了这样。我问，她的腿怎么了？她告诉我，一辆车开过来时，水仙躲闪时崴了一下。还好，还好，没撞着人。她脸上很有一点兴奋。我说，你们也太老实了，毕竟把脚崴了，怎么不拦住车？她笑了笑，又说，还好，还好，没撞着人。

但自这天早上之后，我再也没看见过水仙了，大约有半个多月，都是那年岁大的女人一个人在扫街，她除了继续戴着口罩，还穿上了一件黄色的帆布马夹，一看就是为了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看见我时，她有时点点头，有时招呼一声，早啊。我问她水仙的腿怎么样了，她就很老实地摇头，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可思议的样子。她说咋回事哩咋回事哩，我看得很清楚，车是真的没撞着人呢，咋就崴成那样了？哦哦，到哪里去找钱给她治啊？我觉得我该提醒这个老实人一下，就算不是车撞的，在上班时脚崴了，也算是工伤。她又摇摇头，叹气说，这哪是上班哩，不就是扫个街么，大哥你说得叫俺脸红呢。

我被她这样一说，脸也有些发烧。上班，对农民工来说，是一个挺正式也挺神圣的字眼。我知道我那其实也不叫上班，我也是打工的。或许是这位农民工的提醒，让我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知过了多久，扫街的又是两个人。新来的那个看上去也很年轻，也戴着口罩，但我知道她不是水仙，她很少像水仙那样忧伤地看着一朵花出神，也没有那种梦幻般的神情，吸引她的是扔在街上的那些易拉罐、矿泉水瓶。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常常为了一只易拉罐一齐扑上去，四条黝黑的胳膊，仿佛都在争抢最后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东西，那才是她们生命份内的东西。年岁大的毕竟是手脚慢了半拍，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着手，很失落的样子，看见我，也绷着脸不再说话。

水仙的伤好了吗？我问她。不知怎的，我还是没忘记那个叫水仙的姑娘。我忘不了的，其实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眼神，或一种属于女人天性中的敏感和警觉，还有那种梦幻般的神情。我一问，那年岁大的女人就不再憨憨地笑着了，她一反常态，恶狠狠地一指，早好了哩，你没看见她跑得多快！

我突然傻眼了。是她？水仙？她手里正拎着那只装满了易拉罐、矿泉水瓶的袋子，摇晃着，哐当哐当地摇出混乱嘈杂又很快乐的响声。放下袋子时她瞅了我一眼，一副似笑非笑满不在乎的神情。过了半天，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只下意识地伸手去口袋里去摸烟，这是我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个习惯性动作。当我有些别扭地点上火，我感觉我才真的醒了。这天早晨我就像醒了两次。

或许只有以双倍的清醒，才能理喻另一个人从梦中醒来的过程。尽管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一个充满梦幻神情的女子猝然中断了她的梦，但我想这样也好，只有在梦醒之后才会恢复生命的真实感受，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她现在最想要的是那只易拉罐，这值不了几个钱，但捧着一只易拉罐比看见一朵花总要实在得多。我也早已没有了那几分略含矫情的伤感，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多挣点钱。往四十奔的人了，还在别人的城市里漂泊，活一天少一天，每挣一块钱都意味着收获，无论多少都是能实实在在地养家小解饥寒的。

唰——，唰——，在这日复一日的单调而又重复的声音中，我感到了生活的缓慢和坚实，同时感到一双紧抓着扫把的手正顽固地伸向这缓慢而坚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