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散文年会工作报告

二○○八：散文的弱势生长

杨献平

1、迹象和问题

散文“小制作”“话余”之地位一如既往，不受、也不会被人重视。这其中，固然有外部原因，但更多的是由来已久的文学认知习惯，其症结更多地集中在散文内部。这是当前最需要更正，但总是散文的一个最顽固的问题。当代散文已经走到了一个“自迷”和“盘旋”的临界时期。“自迷”是一些散文写作者在既得利益和写作经验（模式、观念、主张）当中的自我确认（标榜）而导致的“停滞”。“盘旋”是当下散文写作者群体迷茫状态的概括。

应当说，过去二十多年间，当代散文确实是进步了的，这种进步或说成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散文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必然过程。但在当下，散文已不可避免地显露出疲乏迹象。在2008年行将结束之时，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更为暴露。其症结主要是：题材雷同，内容重复；形式单一僵化；内质和情趣与时代本质严重脱节，在全球化进程中偏安一隅，窥窃自乐；农耕意识、小农意识乃至“伪贵族”“伪中产阶级”“伪名士”“伪苦难”“伪底层”“伪文化”阴魂不散，蔚然成风。

尽管有一些底层和打工的散文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一题材的散文写作所呈现的“热度”，却令人心存疑窦。人为痕迹太重，也没有真正打动人心，形成强劲势头。

其中之因：底层的、打工的、苦难的不应当成为散文写作的一个标识和群体；所谓的“群体”只是一个因题材相近，为便于言说而被评论家归拢在一起的写作者，而不应当成为一个万众趋同的写作“热点”。目前的这一些底层散文仍旧没能达到一个众所期待的高度。再者，这一题材或者领域的写作者普遍存在先天不足的致命问题，作品的亲历感和现场感大于对笔下事物的深透感、宽容性，往往显得狭隘局促。

形成以上的迹象和问题。一是教育与文化文学的发展严重隔膜，导致了人们在旧的审美观念和散文模式当中不能自拔，而新的散文写作实践又过分强调个体体验，忽略与大众共鸣共振的普适性。二是散文写作者过分浮躁，经不起名利诱惑，围绕着强势散文群体和刊物、奖项，不惜自我阉割，趋同尾随。三是散文内部相轻和分化。不断“被圈”“自圈”，“口号大于成绩”，伪主义，伪主张，兜圈子，争地盘。而没有站在更高位置研究当下中国散文写作的整体态势、已有成功经验和面临的困境，更没有理智、谦逊、热切地综合考察，传承接续，实践创新。

2、产出与缺失

《安徽文学》今年改版以来，每期拿出一半容量发表散文，同时还推出了2期《灵性文学》散文专号，1期《散文》特大号，作家阵容庞大，题材多元化，气象新。《天涯》“作家立场”及每年一度的“散文新锐榜”依旧是一个亮点，其中作品显示了近些年来一些散文新锐的创作实绩及散文姿态，渐而形成一个品牌。《收获》《江南》《钟山》“专栏”、《布老虎散文》、《随笔》、《人民文学》“天下”、《广州文艺》“散文选家”、《大家》“非虚构作品”、《青年文学》“词与物”、《长城》《山花》《红岩》《花城》《百花洲》《文学界》《鸭绿江》《十月》《啄木鸟》《莽原》《黄河文学》《朔方》《青海湖》等刊的“散文随笔”、《北京文学》“天下中文”、《芳草》“田野文化”、《散文百家》“人生风景线”、《清明》“散文”、《海燕》“特别推荐”、《上海文学》“人间走笔”“旷野心路”、《作品》南方经验和叙事体散文征文、《小品文选刊》“散文地图”等已经成为当代散文发表的重要阵地，也屡次推出有分量的散文作品。

冰雪与地震灾难，成为2008年文学（诗歌和散文尤甚）亮点。其中多少有些讽刺甚至悲哀的意味。诗歌大面积爆炸，散文专辑相继登场，使得一贯冷寂的散文有了些许兴奋迹象。但从质量上来说，急就章、矫情、伪抒情和伪怜悯居多。

展现在各大期刊的“抗震救灾”特（专）辑，其中大多数作品属于单纯歌颂和空洞叫喊。其中，《读者》杂志的特辑尤甚。与之相反的是，《天涯》于4、5期连续刊出了野夫、单正平、刘铁芳等人文章，从多个方面对汶川地震及其衍生现象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观察和分析。民刊《诗歌与人》出版专辑，对“地震诗歌”各抒己见。其中，程光炜、陈超、王家新、朵渔、董仁威等人观点体现了积极有益的思考和力量。

文学不具备即时性。文学不是新闻地点，不是影像现场。虽然也可瞬间激情,真情流露。但在众多急就章之中，肯定有一些沽名钓誉，借灾难而行己之所欲的写作者。从而暴露出了中国文人精神结构与人文素质的普遍低下，以及道德水准的不堪，内心的自私和狭隘。

接下来，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汶川地震，除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引发的道德、政体、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讨论、思考外，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文学何为？中国文学何为？到底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现实，传播和证实怎样一种文学精神和思想情怀，该怎么样理解和把握宏大社会命题？

《安徽文学》、《青春》、《红豆》先后推出“散文原生态”小辑，汪政、张光芒、王聚敏、王锐等人在《文艺报》《芳草》《当代文坛》对“原生态散文”提出尖锐但有益的批评。“口号大于实绩”是其主要弊病所在。往往注重了散文的原生品质而忽视艺术性；强调现场却又过分情绪化；深入生活而没有很好把握本质；琐碎而不节制，不能够精确体现时代特征，不具备真切博大的普世主义精神。

此外，蒋建伟、杨献平、谷禾、黄海、周闻道等人编辑的《散文精品》、《散文中国》、《中国散文家》、《手稿》、《镜像的妖娆》等系列书籍，也是本年度散文的一些新动向。

3、症结和出路

几乎每一个团体和流派，主张和圈子，都有固定的写作者，在发表和奖项上利益共享，促使散文内部分化加剧，题材、思维和方法渐趋雷同，盲目求新求异，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散文写作不是不可以讲究团队精神，但艺术毕竟是独立的和不可效仿的，更不需要有意识有组织的“集团冲锋”，完全因由个人之天赋、经验、情趣和才识，而进行的不可被复制的独立艺术创造。由此，王国维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于当下更有提示和警醒意义。

“伪名士”“伪中产阶级”“伪苦难”“伪底层”“伪乡村”写作虽然是社会发展于文学创作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代表中产阶级的精神及人格完善。“伪名士”的遗风大抵是受传统文化影响。“伪底层”和“伪苦难”显然是对当前真实底层生活的主观凌驾，由于个体经验、学识及信仰、价值观等深层影响，往往顾此失彼，捉肘见襟，适得其反。

李敬泽说：“散文（依旧）不过是新旧文人的一处主题公园，它把广阔生活性排除在外，它甚至与写作者本身无甚关联，在这里不但看不到人的深微的变化，看不到人的境遇中随处即是的疑难（《“散文”的侏罗纪末期》陈超甚至说：“散文的换血是精神结构的换血。”（《散文之路》）

窃以为，这是对当下散文普遍 “重复”和“茫然”的准确切脉。但沉浸在不断翻版的“创新”中沾沾自喜的散文，“换血”谈何容易？单就2008年来看，以“弱势增长”来表述似乎更为确切一些。没有特别显眼的作品，不忍卒读的却仍旧铺天盖地，触目即是。即使在名刊大报上，也难得看到一两篇精神饱满、风度卓然、品格自由，具有冲击力和独创性的作品。

这是不是当代散文写作进入停滞时期的一个征兆呢？在大面积的单薄和平庸之中，尽管有一心求新求异者仍在浴血奋战，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功效。陈超之“精神结构的换血”一说，在这种情势下显得尤为迫切。对于当下之散文写作，首先要从根本上摒弃狭隘和偏颇的小农意识、田园诗意、抚古叹今、自我陶醉、身体解密、行旅素描和现实临摹，而应当以一种与当代的、人类的和积极的思维和散文书写方式，与当代社会进程，时代精神及其本质发生紧密联系。

4、力作与启示

在2008年1至10月份，个人目力所及，窃以为，张承志《四十七士》（《天涯》2期）、雷达《天上的扎尕那》（《安徽文学》2008年第1期）、燎原《昌耀，流放生涯中的婚姻》（《红岩》1期）、野夫《治大国若统小县》《废墟上的民主梦》（《天涯》4、5期）、冯秋子《为父亲祈祷》（《福建文学》9期）、于坚《众神之河》（《人民文学》10期）、北岛《远行》（《福建文学》9期）、周晓枫《硬果核》（《天涯》1期）、筱敏《圣火》（《散文选刊》6期）等作品依旧保持了作家本身已有水准。其中，燎原写昌耀的文章，是对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优秀诗人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境遇的展露与诘问。野夫的两篇社会调查性质文章，虽与“惯性”散文有着这样那样的“隔阂”，但比纯粹的散文更具现场性、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

由此，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张炜等学者言论及随笔对当下的散文写作是不是更具有启发意义？他们的方式和实践，是不是当下散文写作摆脱由来已久的矫情和抒情，远离现实境遇、精神现场、大众生存和时代本质的虚无感和无根性，回到“我在”之俗世生活生存现场，恢复“入世”之传统，最大限度地关注当下人群之生活困境和现实疑难的有效途径呢？

东西《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天涯》3期）、吴昕儒《灵魂的入口》（《安徽文学》1期）、陈启文《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年》（《散文海外版》2期）、铁穆尔《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散文选刊》2008年增刊）、江少宾《时间段落》（《天涯》2期）、宋晓杰《辽河北路、服饰简史及那些文字》（《作品》5期）、杨沐《与你相望》（《天涯》2期）、塞壬《在镇里飞》（《人民文学》3期）、谢宗玉《丰沛与抉择》（《百花洲》1期）、傅菲《重伤的影迹》（《天涯》5期）、汗漫《直起身来，看见帆船和大海》（《人民文学》6期）、沈念《对一个夏天的观察》（《天涯》1期）、小山《七月的玛多》（《安徽文学》4期）、洪烛《母亲》（《安徽文学》10期）、桑麻《离去的和归来的……》、曹乃谦《儿子的忏悔》（《山西文学》1期）、马叙《打铁，打铁》（《安徽文学》6期）、马小淘《衣说》（《人民文学》2期）、龚道国《心灵起舞》（《安徽文学》11期）等作品是我在2008年读到的优秀之作。

当然，还有一些名家和在路上的写作者，如余秋雨、迟子建、张炜、史铁生、韩少功、王宗仁、王开林、摩罗、王开岭、张宗子、鲍尔吉·原野、陈蔚文、夏榆、郭文斌、格致、方希、葛芳、范晓波、沙爽、沈苇、人邻、第广龙、江子、张鸿、黄海、崔东汇、江飞、苏小卫、陈奕纯、高维生、祁玉江、吴佳骏、李存刚、党长青、肖建新、浇洁、霍竹山、曾明山、汪锡文、周远清、邹乃武、许泽夫、张荣超、郭宏文、秦锦屏、陈慧瑛、王士敏等人在今年发表的部分作品，也都可圈可点。可以说，在气度品格上，一些作品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艺术上，圆润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叙述和形式上，一方面坚持了传统的安静和优雅，另一方面，则更重个体体验和现场精神。尤其在与当下生活融合上，体现了一种舒缓、克制、自在、深入的包容度和切入性。

与此相对的是，当下相当一部分作品依旧在抒情漩涡当中矫情，文字圆润得油滑。技术性展露和操作的痕迹让人觉得虚假与不安。我以为，散文的真诚要素无论何时都可能是散文写作的基本命脉之一，即使虚构和道听途说也要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发自内心的热爱。当写作成为技术，是对作家个人的一种致命伤害，写作不是操作。王国维之“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等言语仍旧切中要害并适用。

5、展望或建议

当前，散文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人与自然的空前紧张、社会现实更趋纷纭复杂、文化和文明影响和渗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个人价值和精神参考坐标丧失和变换等，都是对散文乃至文学写作提出的新挑战。作为最具有现场感和现实意义的散文写作，如何摒弃过往的陈旧观念乃至弊端和糟粕，在全球化语境中确切而又富有理性和自由展现“我”和“我们”在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生命价值、真实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应当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当认真考虑和对待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显然和散文写作者的知识结构、思想敏锐度、文化素养和生活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小农意识和农耕文明对城市的反对和拒绝，事实上是另一种异化。“伪名士”作风是对文学上的复古。“伪中产阶级”仅仅体现在较为充裕的物质上，心态依旧是“小资”和“娶了媳妇忘了娘”。“底层”写作还没有逃出个人体验与个体苦难的范畴，在连串的遭际中升华一些对物质本体，乃至身体的渴望、审查和联想，而不具备艺术上的大气象和思想情怀上的大境界和大品质。

如此境况，除了散文写作者与当下社会环境的变迁不相适应，能力和智识欠缺之外，还有一些致命的问题。如：如何处理和翻新传统的 “言志”和“载道”？如何积极理解和归纳，解读和领悟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如何才能够创作出既尊重传统、又融合现代，个性独立而又衔接大众的散文作品？

王兆胜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失误》一文中说：“其实，文化和文学的价值选择不是单向的，也不是现时的，而是理想性的，就是以健全的人类发展为指归，就是鲁迅所说的‘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能大胆地吸纳’。”汉语的简约和丰沛、力量和优雅，优势所在；而西方的宗教感、博爱及怜悯、同情和忏悔意识，正是所缺。探索、实验、以及“与众不同”和“求新求异”等等追求仅仅是散文变革的一个方面，而不应，也不是其全部要旨所在。

所谓艺术创作，其本质是人在宇宙中个体形态的呈现，是大地上每个人的种种现实遭际和精神要求；是肉身之外的灵魂颤动，更是人对自身存在及其必然命运的不懈追问及其对周边物象的真实态度。当下的散文创作，还是应当回到现实这个广阔而繁杂的生活场，回到时代和个人在大地生存之中的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及其个人态度、时代背景和解决方式，乃至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健康和终将消失的个人，对于己身所处时代的诸多关照和精神探究等层面上来。

（注：杨献平，青年作家，评论家，2008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评委，曾发表散文作品若干，获第3届冰心散文奖，先后在《安徽文学》等刊物主持“散文原生态”专栏。现居甘肃酒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