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当代文学课题组

北大评刊：陈启文专辑

 

陈启文：《太平土》，中篇，《十月》第6期。

点评者：邓菡彬 卢燕娟

 

小说中的土地，象征意味浓重，不仅孕育人、动物、庄稼等一切生命，并且让一切生命从中获得力量，让一切人间悲欢在此获得升华、安慰，以及生命最终的栖息地。这样一个地母意象，为情节的发展注入了几分底气。不过，通篇览看，却感觉它有“从文本到文本”的嫌疑，似乎不是完全出自作者对生活的直接感受，而更像源于从城市角度来感悟土地的哲思和其它写农村、土地的作品。让笔下的农民来承担作者的哲思也有点牵强。看上去，小说仿佛有郁郁葱葱生态良好的植被，但底下只是一层浮土，一锹下去就触到岩石。像过去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作品，虽无《太平土》这样对土地的哲学提升，但它们那些扎实于生活的细节和情感，却使它们拥有更强的艺术力量。

 

——2004北京大学·学府年选榜外受关注作品点评

 

陈启文：《河床》（长篇，原载《花城》2005年第6期）

点评者：邵燕君 王振峰

 

“家族”承载的是血脉与生命的汇合、历史与文化的交融，这构成了叙事文学古老而稳定的创作母题。“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作家就以家族命题切入时代主题，80年代之后不少作家再次显示出了重叙和反省家族历史的冲动，一方面是以个人的历史体验为基准展现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旅程；一方面则是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家族小说对历史的戏谑和嘲讽。

 

陈启文的《河床》（原载《花城》2005年第6期/头条）仍是一部家族传奇，同时更是一部生命孕育史，它磅礴的气势来源于二者的交接，它体贴入微的细节却又来自荒草蔓延的记忆深处一个男孩成长的印记。小说中对“家族”的情思一方面是源出于作者个人的人生体悟，因此叙述语调比起作者上年度发表的《太平土》（《十月》2004年第6期）来得更为真切和服帖，而非简单的哲思铺演；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一次对以英雄为祖先的家族“乌托邦”的追寻，是一部寓言意义上的“创世神话”。谷花州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开创的韵律，也是人和自然搏击与和谐的图景，生命的本能在河床上处处开花，这让叙述充盈着原始的张力。小说正是用“男人”、“女人”、“大河”这三部曲的合奏创造了一部人类历史的寓言，这也印证了开篇耶稣的箴言：这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天上的传说。

 

同时《河床》记录的也是“我”的成长史，儿童视角的带入让小说充盈着大自然的神奇之气，在作者笔下众生万物都有着深厚而沉实的生命感的贯注，野猪任性的自杀和戏谑的报复，让小说趣味横生。正是在人与自然邂逅的刹那，生命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初的诞生。不同于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以儿童视角反讽父辈人性的丑恶和卑劣，小说的笔调是传奇式的，这来自子辈对先人的瞻仰和敬慕，但与那片广袤的高粱地中演绎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又有所差异。《红高梁》中那个“屎尿横飞”的血腥世界搬演的是历史与传统纵横交织的革命传奇，带着一种粗俗的狂野之气，那种浪漫是绚丽的也是残忍的；而《河床》则淹漫在浓郁的追思情愫之中，原始却不粗鄙，生性忧郁带有诗人气质的“我”的回忆让小说始终缠绵着一股书卷气。如果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前提，这种不以对抗“集体性”为目的的个人叙述，不以批判文明萎缩为潜台词的原始崇拜，不以弑父为旨归的儿童视角的运用，也正微妙地传达了当代人的情怀。

 

《河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诗性的语言和磅礴的气势，小说并没有贯穿如一的叙述线索，也没有核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用散文化的笔法，史诗的调子，渲染着河床孕育的生命以及他们生活的哀乐。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述，其间忍不住穿插了许多的议论和感悟，当然不乏妙语和高论，但过度频繁的出现会破坏小说整体的融洽。即便是用传奇笔法，小说有些地方也过分夸张，增加了情节的起伏，却有损于其“史”的内涵。

 

*《花城》2005年第6期推荐篇目：《河床》

——摘自曹文轩、邵燕君、王振峰《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导言》（《文学报》2006年3月2日）

 

陈启文的《象形瓦釜》（《河床》第五部，《花城》2006第3期）

点评者：邓菡彬

 

看陈启文的《象形瓦釜》（中篇），很容易想起他去年的一个作品——也是刊登在《花城》上的《河床》。作者显然对大河边的生活深有体验，《河床》就像是这些体验的一个精华版，显得特别扎实、真实。而此篇中，作者的经验则显得稀薄了。小说最精彩的是第一节，语调气势都很紧凑、紧张，略带梦魇味道的氛围渲染得不错。然而后面就开始拿斤两不足、虚张声势的传奇故事来搪塞人了。语言也一下子松垮下来，即便这个家族故事被赋予宏大的历史文化意义（比如 “象形瓦釜”这一意象的文化符号学意义），仍显底气不足。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6第3期

 

陈启文的《一条船能走多远》（《河床》第四部，《花城》2006年第4期）

点评者：李云雷

 

本期头条，陈启文的《一条船能走多远》则是一篇让人正襟危坐的小说，单是题目就能看出作者神情的肃穆，一条船的历史写满苍桑。如果把河上漂流的外公寓意为这条船的话，小说实际上是写我母亲这一家族的命运史。从外公外婆传奇的河边邂逅开始，故事展开了：外公千里运尸、外婆偷情、外公发疯、母亲的成长、母亲认父……。从内容上说，家族的故事材料足够丰富，但铺展得如流水帐，故事的力量没法积聚，而精到恰当的细节乏善可陈，臃肿滥情的零件倒积压成灾。不过，小说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史小说已经过多，新写实小说中有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新历史小说中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他如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等，都以自己个人独特风格填补了家族史的空白，但同时留给其同代或略晚同行的余地就比较小了。当下这一脉络的创作，大都局部情节或有闪光之处，但从总体来看，从主题到风格，往往多有模仿，或者是杂糅拼贴。而这，显然，也是《一条船能走多远》的毛病。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6第4期

 

陈启文的《象形瓦釜》（第3期）和《一条船能走多远》（第4期）

点评者：余旸

 

在众多杂志紧跟文学风尚追随底层叙事的潜流运动中，本年度的《花城》仍然一如既往，在尊重知名作家保持刊物吸引力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扶植提携文学新人。而在题材风格上，《花城》也不拘一格，且由于新人的大幅渗透，文本面貌参差峨嵯，极富实验性。名家新作鲜见亮点。相比那些尚还雏嫩处于摸索中的新人或已有一定写作实践的新锐来说，知名作家们各自的文学特质相对稳定，但鲜见亮点。陈启文也是《花城》的常客，《象形瓦釜》（中篇，第3期）和《一条船能走多远》（中篇，第4期）一脉相承去年的作品《河床》（中篇，05年第6期），浩荡的河水成为故事中永恒的背景，传奇的调子，家族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贯穿于个人的成长史中，起调气势磅礴，可流水帐似的叙述，稀释的经验，松松垮垮的语言，致使故事所被赋予宏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底气不足。

——2006《花城》综述

陈启文的《桃花水母》（《河床》第三部，《十月》2007年第1期）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2007年01月14日点评：这期“关注农村”，是该期给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新农村作品题材作品专栏”中的中篇小说《桃花水母》（陈启文），诗歌《南方之书》（谢君）之外，熊育群的中篇《无巢》，陈幼民散文《夜深一盏灯（外一篇）》等，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民阶层的生存、生活状况。这些作品显而易见的，都是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故读来真实、真切、真挚。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7第1期魏冬峰点评：本年度《十月》新开的“新农村题材作品专栏”还刊登了陈启文的中篇《桃花水母》，这篇小说延续了陈启文一贯的文风，但比之《河床》，缺少了点恢宏之气。

 

陈启文的《大堡柳船坞》（《山花》2005年第1期，短篇）

点评者：赵晖

 

讲述了一个手艺精湛、脾气倔强的老船工与“船”和“水”一生的唇齿相依。方秋爹对船艺的爱在明，对自己逃跑女人的情在暗，小说紧紧攀住这两条互相牵绊的线索，写得抑扬生辉；饱满的细节也使小说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分量。结尾的虚晃因此更显得可惜，即使特意做出不动声色的架势，依然不能掩盖小说构思本身的难以为继。但尽管如此，小说的叙述功力仍可称道。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5第1期

 

陈启文的《寒冷的火焰》（《山花》2007年第5期，短篇）

点评者：丛治辰  刘勇

 

又似乎太过压抑了。饭店的烧火工本就是个沉闷的职业，以烧火工刘成的所见所想为限制的叙述自然难以活泼。若将刘成所见的一幕幕艰难地缝合起来，浮现出的其实是一个颇有些牵强的阴谋：饭店的二老板强迫年轻貌美的丫头“服侍”年迈的大老板，最终将大老板杀害夺取了饭店。不知是否因为刘成距离这个阴谋事件实在太远，压抑的叙述并未能压住我们的痛觉神经。大概太过密集凝滞的语言只会使读者的感受变得麻木，文章毕竟要节奏适当徐疾有度的好。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7第5期

 

陈启文的《夜有多深》（《花城》2007年第6期，中篇）

点评者：孙佳山　

 

本期头条是陈启文的《夜有多深》（中篇）。小说设置了一个循环的结构，讲述了医生吴桥在丧妻若干年之后再一次遇到了和妻子相同的心脏移植病例，在这个结构中用倒叙的笔法在主人公吴桥晦暗痛楚的生活中追述着他凄惨忧伤的人生经历。作家力图在这个结构中揭示命运的轮回和无常，世态炎凉中命运的不可窥见，但在谋篇布局中，对小雨这个波希米亚似的角色的安排略显失当，在小说的结构上未免无所依附。前半部分的叙述节奏也略显拖沓。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7第6期

 

陈启文的《谁知道》（《大家》2007年第6期，中篇）

点评者：刘 纯

 

小说试图以诗化的语言平行描述两个家庭的悲苦境遇，可是作者无法在诗化语言与悲苦境遇之间找到平衡点，只能以儿子往父亲嘴里撒尿这样挑战读者心理底线的描写刻意将悲苦推向极致，并最终导演了一场没有必要的误杀。

 

——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当代小说点评2007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