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的人口文化意义

 【原载《文艺报》2006年4月20日  文/北 乔】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就这个意义而言，陈启文的新乡土小说《河床》（原载《花城》2005年第6期）也是为了揭示一个民族的生存与精神的隐秘历史。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有意思的是故事的讲述方式，作者好像根本不是为了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为了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奇特的世界。作者描述：许多年前“我”的曾祖父坐着一条大船，载了一船女人，来到长江和洞庭湖交汇处一块淤积的、荒芜一片的河床上开始开垦。历经四代人，这片河床已经变成了丰饶肥沃、既产稻米又产棉花的土地，河床上繁衍出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庄，“说它是个村庄，不如说它是我曾神父和一群来历不明的女人共同制造的一个大家庭”。

但土地的丰饶与肥沃并没有给河床上的众生带来最基本生存意义上的温饱。“我父亲是个鲁莽汉子，像是父系社会的酋长”，“他打老婆，打孩子，又拼命为他们挣回吃的”，河床上的一切生灵都成了他疯狂猎杀的对象。没有人能阻止人口的繁衍，“河床也就永远处在一种神奇的怀胎孕育中，每年春天的气息仿佛都是从子宫里开始弥漫的”，这种奇异的怀胎生育，甚至成了河床上众生的信仰，“女人们头顶着头凑成了一堆就是谈论生孩子、怀孩子，一说到孩子她们都会容光焕发，似乎只有这些事，才会使她们的一生具有意义”，“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才会备受尊敬”，这种由强大的生育本能生发出来的“信仰”甚至变成了乡村的世俗统治，那些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是地位最卑下的女人。

无论是“生”还是“死”，作者都把其间的力量展示得不可抵御，“（我奶奶）已经老的一片模糊了……经她的手接下来的孩子也不知有多少，一个村子都是她在血泊中接下来又洗得干干净净的。她给他们剪掉脐带，埋了衣胞，又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结婚生子，慢慢变老，又一个个走掉。世上很少有人能把一个人的一生从头看到尾的，年长的只看见晚辈出生，年轻的只看见老者逝去。她却把两头都看到了。”尤其催人泪下的悲怆一幕发生在“朱小菊”投水自杀之后，“我奶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又有孩子降生了，“远远的，她就高兴得咳嗽起来”，“谁生了？啊，谁生了？”

朱小菊的死也与怀孕生育有关，“全部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脸上长出的两朵花，那是蝴蝶斑，蝴蝶斑就是妊娠斑，这是我们那里的逻辑。”怀孕生育不仅是河床上众生的信仰，也是一种权力。一个没有权力怀孕的女人怀了孕，除了死，已无法在河床上生存下去。这绝不是河床上众生的愚昧，而是“生殖信仰”在另一侧面的反映。

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认为，艺术的真谛在于隐含的痛。在对《河床》的解读中我能感觉到深藏于文字之中的隐痛，但作者本人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峻的审视态度，他把河床上的众生对待生命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于沉默之中依次呈现出来，让一切自然地发生，却又让你分明地感觉到，在流经河床的大河之内还有一条生命之河在无声地涌动。“当我们沿着血缘传承的脉络，一代一代地往上追溯，那些抽象地被我们称为祖先的人，无一不是男人。而把这些男人生下来的女人们，无不像影子一样走过，脚步悄然无声。同一脉相传的父系血统相比，延伸至我们的另一条血脉却显得混乱不堪。这使我觉得，我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虚假的，它没有来龙去脉，母亲出现总是令人感到十分偶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秘史，肯定就隐藏在那“偶然”的、“虚假”的部分，它隐含的肯定是生命最本质的存在。

透过作者的创作意向不难看出，这一河床既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载体，又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河床。在作者充满爱与悲悯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受难的女人，“在我奶奶的指挥下，那些难产女人的丈夫抡直牛鞭，”在女人身上使劲抽打，嗖地一下抡下去，女人赤裸的身体就会绽开一道血痕。”你无法去解救这个可怜的女人，那根抡直了的牛鞭永远显得那么惨烈和理直气壮，荒谬使人惊叹，生命的诞生反而令人感到绝望，此时你才会感到“生”和“死”贴得那么紧。但你的目光不会停止在这里，在审视和感悟眼前经历的一切时，也许还有更多更深层的各种问题有待深入地思索和开掘。

当然，《河床》要揭示的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的精神涵盖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人口文化意义，而是以“河床”来呈现世界的悖廖和人性的全部本质。这里，我们仅仅只用一种视角去解读这部小说已经品味到了有关生命的多种感觉。

【北乔，原名韩北乔，男，1943生，广西人。有关于人口与文化艺术、人口与民俗、宗教的论著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