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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蔡世平
附:多余的话
一
曾经认识一个写散文的蔡世平。把散文写到他那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尤以《兵人轶事》那一组最见性情,也最见功夫,能以谐趣玩味之语,抒写出兵人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尊严,人的不可动摇的尊严,人味儿又都原原本地保留着。能写这样一笔文章的人,我想,肯定是一个从没害过人的人,也没想过要害谁的人,所以就与世无争,所以就敦厚博爱,是那种好人写出来的好文章,多的是老实,少的是异质与锋芒,正是这一点把他给局限了,也就难以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爆发出来的潜能。一个人当了那么多年的边塞军人,都极少爆发,连我都觉得可惜了。
二
突然又认识了词人蔡世平,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词,是他写出来的吗?如果是,无异于一种飞跃,无异于浴火重生的一次涅槃,仿佛是一夜之间就豁然大悟了。
谁都知道,词到宋时已至难以逾越的高度,宋以后历世词人,虽不乏名篇佳什,但仅见枝叶难觅森林,连不成一片就难以成气候。我当然不敢说蔡世平的词堪与宋人比肩,但我斗胆说一句对自己诚实负责任的话,蔡词至少在今天,是难得一觅的真正好词,是国中词章中的上佳之作。尽管我对他选择这种表达方式感到奇怪,都到什么年代了,他还在戴着镣铐跳舞,是否太不与时俱进了?然而更加让我奇怪的是,这个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却在他的词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比他的散文、评论自由,比他的人为处世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别的,就是艺术创造中最不可少的内在精神的自由。因了这一种自由,蔡某人不再是缩手缩脚的小媳妇,他一改往日腼腆的性情,开始放纵自己,有放纵方可有爆发,方可调动自己的全部艺术感觉和人生经验,从心所欲。
《汉宫春·南园》:“搭个山棚,引顽藤束束,跃跃攀爬。移栽野果,而今又蹿新芽。锄他几遍,就知道,地结金瓜。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蔡世平竟敢这样写,别人都不敢,他敢。看似平常,实在不平常,泪流干了,血流尽了,方得此言。这样的佳句还有不少,“老太到湖边,背货清凉卖。掏得酒钱来,且与湖光买”(《生查子·湖边》);“总记得,花猪栏里闹;总记得,花鸡枝上叫。荷花白,谷花黄。归来放学抓猪草,几家顽伴捉迷藏。”(《最高楼·悲嫁女》)。蔡世平仅仅只是怀乡吗,词中仅仅只有乡愁吗,非也。蔡世平以白话入词,却能以平常心对平常事物赋予新的理解和延展,一个不经意的姿态或动作,就可以让我辈生出蓦然回首的感动,蓦然回首看到的并非昔时岁月,却是天命与人性于深渊中的苦苦挣扎,不经过一番挣扎,在那个“抓猪草”的小孩子之后,就不会有那个“城中久住”的“乡里汉”,更不会有“亲昵还是泥巴”的切肤人生体验。这就像我们读《桃花源记》,如果我们只是读到了梦里桃源之美而击节赞叹,那是浅层共鸣,在那最美丽的桃源背后,是满目凄凉肃杀的残忍现实,你悟到了这一层,你才算真正读懂了陶渊明,你也就更加明白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要辈辈不绝地怀抱着一个幻梦而久久不放。
蔡世平在他的词里暗示了这一点,又不止于这一点。他还想找到点别的什么。寻找意味着一次新的出发。他写出发总是那么茫然,“天涯从此南塘路,只伸向,村湾梦里,迷蒙深处”,这不仅是蔡世平个人的迷蒙,而是整个人类的迷蒙,谁又说得清,人类最终会走向哪里?永远在路上,永远的迷蒙,也就只好“到娘家,问寻泥土”,这个娘,是人类精神的母亲,这个家是人类永怀不舍的精神家园。这正是人类宿命的、普遍的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不靠别的,靠自由,而最高的自由之境,是古人所谓的“坐忘之境”,每有会意,迅速地捕捉它,真切地表现它,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词之道亦在妙悟。入此境者,心要空,身体要空,一个充满了各种世俗欲望、想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拼命抓住的人,是谈不上什么境界的,只能一辈子陷在烂泥一般的低级生活中,还自以为他的生活质量很高,实在不过臭皮囊一个而已。蔡世平不是圣人,也有其不甘于寂寞的一面,但他不钻营,不投机,在世俗生活与精神境界中懂得分寸,知道取舍,尽其可能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他的感觉还那么敏锐,却又是常人的敏锐,“南湖烟柳碧溶溶,春花白白红红。小舟忙了坐舟人,燕也匆匆。难得清明天气,闲来放却心情。最怜小女眼波横,看水吹风。”(《画堂春·南湖记游》)。这种灵动而微妙的敏感,在蔡世平的散文中却不多见,这种微妙也是缘于心性的自由,篇中叙写的情态,懒洋洋的却神奇迷人。蔡氏善写小词,炼字亦绝,佳句俯拾即是,我尤其喜欢那首《小重山·春愁》:“一片心伤落碧条,雨随春梦到,打芭蕉。近来词客好憔悴。长短句,句句不妖娆。总是路迢迢。多情人去后,信音遥。非烟非雾哪能描。愁好许,惆怅读离骚。”写尽了缠绵悱恻,却不是那种小女人式的淡淡的哀愁或悲伤,而是一种很深刻的疼痛,蚀骨铭心。
文学艺术中最难得的氛围,也于自由之中化育。蔡世平词对氛围的营造亦不乏佳作,最妙的一首我以为是《金缕曲·题龙窖山古瑶胞家园》:“石寨沉沉荒芜里,尚依稀,门动瑶娘笑。摸祀柱,苍烟袅。”“西风残照南迁道。过山瑶,衣衫泪湿,把家寻找。岁岁年年频回首,何日故园重到?多少病,都随梦绕。流水落花春又去,只瑶歌,滴血青山老”,叙写悲别故土的世界尽头,却有沧桑不尽之感,油然令人想到《诗经·小雅·小弁》之句:“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蔡词与诗经之中这种古老的情绪一脉相承,人心在此种情绪中最单薄,也最容易穿透,穿透了方有此种诗性的世界,非如此不可,否则就漠然得好像是在陈述一个老化褪色的故事。
三
诗难写,旧体诗词尤难,当今旧体诗词在各处依然泛滥,但徒有形象枯槁的格律和僵死的词牌而已,读来酸气扑鼻令人想吐。那不是诗人词人,所写的也只是一种被称作诗词的体裁而已。其实别的艺术门类,也大抵如此,现在想当作家、诗人并非难事,可以走各种各样的甚至与文学艺术无关的捷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向真正的文学艺术殿堂,永远只能靠文学艺术本身,别说你只当了那么个官儿,赚了那么点儿票子,你就是上帝,你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蔡世平的艺术良知和对艺术的虔诚令我感动,在他交给我的这卷《南园词稿》里,有很多写得相当不错的甚至保存了数年的篇章,又被他撕掉了,这是一种勇气,也是对艺术的一种正视和敬畏。我偶尔也会撕毁自己不满意的稿子,我知道这有多残忍,几如撕心裂肺一般。现如今是个人都在写字儿,都在出书,在如此贸然涂鸦的世风之下,蔡世平却对艺术如此真诚,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更加坚信,当他把自己身上多余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丢掉时,也会找回更多的东西,最终找到他自己,同时也把我们带入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
但我还是不免感到遗憾。遗憾之一,是蔡词里还有不少文本缺陷,格局还不太大,意象还有些老套;遗憾之二,是旧体诗词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未来时代的不太乐观的前景,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遗存而保留下来,却难以焕发出更蓬勃更旺盛的生命力。我想,如果蔡世平能够把他对词的感觉与悟性融入他的散文,必可更加淋漓尽致地抒发人类最内在的情感,成就为一位诗性的散文家。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蔡世平。
——写于羊年盛夏,漆园 附:多余的话
这是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拿起笔手心里冒汗,油然想起今人做的一句古诗“扭电开空调”,开了空调,汗是不再冒了,却又因门窗紧闭,抽烟抽得满室乌烟瘴气。不抽不行,抽烟和写文章都容易上瘾,剧作家陈亚先做了一篇《写戏与抽烟》,我以为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散文,他“在稿纸上写下这个题目,自己先笑了,写戏与抽烟竟是惊人的相似”,此公烟瘾和我不相上下,也和我一样“总是满屋子烟雾,满缸子烟头,直抽得口舌麻木,喉咙发苦”,每每发誓“从明天起,坚决戒烟,不戒烟不是人。但第二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还是抽烟。”亚夫子于是在文末夫子自道:“抽烟很难受,只是因为有瘾,戒不掉。写戏更难受,很想戒戏,不知道能不能戒掉。”
我也想戒文章,但终于没有戒掉。不过在我看来,最难戒、瘾头最大的还是写旧体诗词,对对子。这当然不是岳阳一个小地方的现象,《羊城晚报》曾搞过一次诗词楹联征文活动,一周之后,邮车就拖来了十几袋应征稿件,其反响之强烈超过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门类。据该报副刊部主持人之一的熊育群先生告诉我,他当时感到异常恐怖,不得不提前结束征稿,否则他就要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城里租下昂贵的仓库来堆放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了。这里我绝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讥讽揶揄之意,问题是这些诗词根本没有“文化”,只有“政治”,许多该由新华社发通稿的大事,都被诗人词人拿来吟诗作对填词,反倒把严肃的时事政治庸俗化了。
我不反对“文以载道”,也认为一切的文学艺术应该有时代性和特定时代的现实精神。但文以载道的这个“道”,我们应该有深邃的理解。杜甫是中国文以载道的代表诗人,其诗离时代与现实都很近,他的“道”有着对底层人民最真实的悲悯、有着对那个时代之荒诞异境的淋漓揭示,刀刀见血,字字含泪,如此之“道”,方可由现实的忧虑延伸到历史的伤痛,一直到现在还在感动着我们也警示着我们。可见,这样的“道”跟当下某些诗人、词人所理解的“现实性”、“时代性”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道”被当今许多人颠倒了、歪曲了,也可能是误解了。
我甚至认为,“道”其实是一种境界。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和阅读者、批评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境界”,对于文学艺术不是高要求,而是最基本的要求,底线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没有境界,不成其为作品,具体到诗词,若没有境界,哪怕再合辙押韵入律,也只是填字游戏而已。
何谓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现成的话:“境非所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称之为有境界,否则称之为无境界。”可见境界的确不是什么高要求,只求一个“真”字,你想搞文学艺术,想写诗填词,最起码你得说真话,掏心窝子说话。
这里我掏几句心窝子里的话。尽管时下许多人以读书为耻而以天才自炫,我还是要劝劝这样的人,书还是要读的,而且要从常识开始读起。我喜欢读书,以读书为荣,为乐,王国维的这本《人间词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说穿了,这其实也只是一本文学艺术入门的常识书,虽是“词话”,却可以作为所有艺术门类的借鉴。
王国维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那么以什么来分优劣?以真伪。最真的境界,是属于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而绝非《喜闻中央领导坐国产轿车有感》。王国给把诗人分成两种,一为“主观之诗人”,一为“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个“主观”用现代文本诠释即表现主观内心的真实感受。王国维同时也强调了“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如杜甫,如李白,甚或如陶渊明,皆阅尽人间沧桑民生疾苦,才会有穿透现实世界的锐利目光,发现常人所难看见的真实。而现在我们的许多诗人并不是“阅世”而是“阅报”,在报纸电视上找作诗填词的材料,悲夫哉,不如其为“主观之诗人”欤?或为“客观之诗人”欤?
余以为,蔡世平基本上可归类为“客观之诗人”。他的经历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但他拿来写诗填词的材料,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且能够把这些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我读过他的新诗《回忆战争》,“一只飞鸟,被/削去翅膀/沉重地/坠地/告别生命/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叹息//空中,浮/片片残羽/漂起一天/惊恐”,我以为这是这首诗中写得最好的一节,比他本人险些被炸弹炸死更让我惊心动魄,那只死于战争的飞鸟成了整个生命的象征,而人很难成为这样的象征,反而容易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英雄。
这只死于非命的飞鸟把这首诗推向了隐喻层面的表达,我们甚至觉得审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已经毫无意义,而开始审视生命本身的实质,审视我们的生存空间,并由此而延伸至某种宿命的意义。可惜,在蔡世平的新诗和他的散文随笔中鲜有如此杰出的表现,而在他的词里,这种偶尔的灵光一现,不再是片断似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全面整体的展现。这让我感到蔡世平可能是一个天生的词人。毋庸讳言,我对蔡世平的词给予了诚实而又颇高的评价,这也难免被人指斥为“一些所谓的文化人,也跳将出来”,“恭维”,“文学表扬”,“肉都麻了”,对于此类已经远离文学批评的失态言辞,我是一笑置之的,但因事关个人人格,又不得不啰嗦几句。这些年我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写作,既与官方无涉,又对序跋评论之类的文字极其谨慎,至今还背着一身文债。我给老蔡写那篇“文学表扬”稿时,他还未当某部副部长,现在他当了,我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这个界限有必要划清,因为抱此成见者不止一人。因此在这里再次对关心我的读者做一个交代,我写文章,无功利,但有是非,并以诚实的态度对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负责。这也算是鄙人的一种小境界吧。
“境界”不但对文学艺术而且对人生都是底线要求,人生无境界,是所谓“伪小人”,文如其人,强调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趋同。一个“伪小人”绝对写不出“真性情”的文字。所以王国维又强调“词以境界为最上”,也就是说词(以及一切的文学艺术)以表现作者的主观情志和客观外界的图景相统一的境界为最重要。
蔡世平词无疑已臻于如此境界。他第一次拿了几首词我这里,我觉得好玩,这个老蔡怎么突然填起词来了,闲得没事做了,他来凑这个热闹干什么?然而在我读过一遍之后,我又开始读二遍、三遍,甚至好奇地伸出手指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上面的文字。对于一切让我感到心灵震颤的文字,我会下意识地触摸它。我体味着它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并不来源于事物本身,而源于写作者的心灵,先有情之真,方有意之切,然后才有人文合一之真境界。这里我不想重复描述蔡世平词带给我最初的震惊,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拙作《词人蔡世平》见《湖南日报》2005年4月29日,题为《诗词之道在妙语——词人蔡世平小记》),这样可以避免我的文章被断章取义地歪曲。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这里我想切入另一个话题:氛围。如果说境界是一种基本的人文要求,“氛围”则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最高要求,是化境。这是一般的写作者难以企及的。语言学家对氛围的解释太简单明了:“周围的气氛和情调”。但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氛围”,它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一种状态,一种“场”,一种感觉,总之很难说清楚。我读蔡世平词,感到有一种东西从心底慢慢升起,在身体四周弥漫开来,我想,这就是氛围。
以蔡世平的散文而言,尤其《大漠兵谣》,是有境界的,放在本土或省内,亦可称上乘之作,可我总觉得缺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有一个大限,这是他的功力目前尚无法穿透的。老蔡本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想从叙事方式上加以改变,但我觉得关键不在这里。在他的叙事里,并不缺少一些很时髦的叙事,很聪明的句子,如“有尿尿者,将门撕开一条缝,把家伙伸出去,湿了十里征程”,这是他很得意的句子,炼字绝,叙事生动,但怎么读也只觉得聪明、机智,没有那种可以弥漫开来的东西。而在他的词中,如“老太到湖边,背货清凉卖”,简直是非常愚蠢的句子,没有任何智力素可言,然读起来就是有种难以言说的东西,有种在字里行间散发弥漫出来的东西,一种散淡,一种家常的质朴气息,缥缥缈缈地过来了。
文学艺术是很神秘的东西,那种“抠字眼”的办法,那种“捻断数根须”的苦吟,未必能做出好诗,首先就有为做诗而做诗的嫌疑,显得矫情了。历代诗词中绝少有苦吟出来的名句,“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意即当你全身心地置身于某种情境之中,名句或可忽然而至,如“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诗人吟出此句可能未曾料到它会成为千古绝唱,偏偏就成了千古绝唱,不为别的,就因为那种氛围。
曹植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急中生智之作,展现了曹植的聪明才智以及兄弟相煎的残忍,有境界,但无氛围,诗是好诗,却不是最好的诗。不如乃父之《观沧海》,前者因一个残酷的故事而诗得以传世,而后者以“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之句充满生命本身的浩叹,深感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以诗本身传世,成为绝唱,至今读来,你仍感到置身于那种悲怆、宿命的氛围,显得大有深意而又令人惆怅不已。
真正的写作者都深感氛围最难营造,因为它不能营造。这考验的不是作家的叙述能力,这与智力因素无关,亦与才情、才华无关。一个作家能不能成为大家,第一看境界,第二看氛围,最真的人生境界是“赤子”,即人性本真状态;最难得的氛围是化入,以弥漫的方式超越时空限制。这需要阅历,需要独特的感受,需要一个写作者的全部人生与文学素养,还需要某种特定时刻的心情。这也是我对蔡词最感震惊的地方,在某一瞬间,它可以让你立刻进入某种氛围。这样的氛围不但检验写作者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读者阅读能力。阅读所产生的共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浅层的阅读者,他看不见作者心底里的血,看不见隐藏在叙述现场后面的血,只能看见咬破指头写出的血书。王国维引尼采句“一切艺术,余爱以血书者”里的“血”,绝非咬破指头写出来的血书,而是心底里的血,“泪流干了,血流尽了”的血。这样的血的确用十万倍的放大镜也找不到,要用“心”去找,用“心”去发现。
蔡世平句“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如果脱离了整首词的氛围,其艺术力量会大打折扣,若置换成“肉吃腻了,最爱还是青菜”那就全无氛围而且真的“境界低俗”了。在某种特有的氛围里,语素是绝不可以置换的,昆德拉在论及卡夫卡的小说时说乃至一个标点的变动都可能扼杀“卡夫卡的气息”。又援我的中篇小说《仿佛有风》为例,这个标题是我的原创,有人说这有什么原创性?不就是“好像有风”吗?不就是“跟风一样”吗?那好,你拿这样的话去做标题,看还是不是那样的味道?你会发现,它不光是差了味道,倒了胃口,而且许多隐喻层面的信息都丧失了。这可算一个很典型的铁例。
在蔡世平的词里,我读到了许多期待已久的东西,我对这些东西无疑是极其珍惜的,赞赏的,而且我觉得我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现在随着蔡世平《南园词稿》的陆续发表,我当初的这个“预见”逐渐得到了验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词学专家周笃文先生对“蔡词”的评价比我更高:“佳章妙句,令人口颊生香。如此新鲜活脱、到口即消之作品,不唯时下罕见,方之前辈亦未多觏”,如此激赏已非我之所谓“上佳之作”,更把“蔡词”视为了继往开来的代表性作品,填补了当下旧体诗词的艺术空白。我对旧体诗词的偏见,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或许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真的需要一些蔡世平这样的人来“继绝学”,虽不一定能将旧体诗词发扬光大,至少能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传承下来。
此为多余的话,也是最后的回答。多余者,是该说的我其实早已在《词人蔡世平》一文中都说了,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奈何一连数日接了不知多少电话,一打半个小时以上,又承蒙一位年高德劭的先生给我寄来“商榷”、“争鸣”的剪报,并再三叮嘱我要给读者一个诚恳的交待,我也就不得不有所交待,如王国维所谓之“以自解脱”吧。又由于时间精力实在有限,我愿把此文作为我“最后的回答”,如果诸位有兴趣,我更愿意说点别的什么。
匆匆草成此文,又是满屋子烟雾,满缸子烟头,喉咙发苦啊。
——2005年8月9日,漆园
【本文《湖南日报》2005年4月29日发表;《文艺报》2005年11月17日转载;《中华诗词》2006年第2期配发编者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