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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民意》创作谈

(2007-01-17 16: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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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分类: 我的作品评介

黎曙光的意义

——中篇小说《民意》创作谈 

 

文/陈启文

 

中篇小说《民意》创作谈  原载《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2期

 

《民意》是我孕育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

 十多年前,我在故乡最偏远的一个山乡挂职,初衷或许只是为了“深入生活”,但不知不觉的,就完全陷进去了,整个人连同所有的情感,都陷入了文学之外的一个不同的世界,陷入了想要改变什么甚至是想要拯救什么的焦虑之中。

 中国最基层的官员和中国最底层的人民,以最直接的碰撞方式,在频繁打破的秩序中展现出既有历史感更具现实感的多重侧面。黎曙光,一个连身份都尚未确定的代理乡长,由被动卷入其间,到一个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到一个崭新的知识型乡镇干部,又成为现实环境的牺牲品,令人感叹、唏嘘。而现实社会也正是在这样的感叹与唏嘘之中逐渐步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或许就是黎曙光最可贵的意义。他不完美,不成熟,言行中充满了可笑的青涩味,但他没有在这个社会中迷失自我,他的血性、生气和内心深处焕发出来的灵魂的光辉,质问和考验着方爱华、老董、廖明柏和张岳这一类干部的良知。在黎曙光强大的精神面前,这些人完全找不到自己了。

 同黎曙光感受生活的独到和敏感相比,另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惰性几乎令人窒息。惰性既是一种习惯性,也是一种麻木与冷漠。老董是个好人,甚至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官”,他把太多的能量花费在了做一个好人上面,他的为官之道是工序化了的起承转合,他因此成了连云县年岁最大、资格最老也当得最稳的乡镇党委书记,民生乡也就永远地四平八稳地躺在那里,守着亘古以来的那份贫穷。“刁民”张铁宝偶尔会闹出一点什么事来,然而他身上也顽固地表现出一种惰性,他自己也有孩子在村小学念书,学校的屋顶快要塌了,他完全有能力“把墙扶正,把屋顶掀了再换一个屋顶”,可他就是懒得去干,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事。连乡政府大食堂里烧水做饭的李师傅也是这样,只打食堂里面的蝇子,却不管食堂外面的粪堆。因为食堂外面就不是他的事了。

这样的惰性尤其表现在种植结构的调整上,农人们年复一年地种着那块地,种着一点赖以果腹的粮食,旱也种,涝也种,勤劳是勤劳,挑水抗旱宁可把自己累死,也是那么容易满足,“刚打出来的新谷,少是少了点,瘪是瘪了点,也总算收成”。但一旦要他们种玉米,各种担心、麻烦和问题都来了,左也怕右也难。农人的这种惰性在精神层面上和老董惊人的相似,“穷则思变”,不是不想变,而是不忍放弃,不敢割舍已有的一切,担心“变”出来的结果比现在的更糟,更不可收拾。人懒一点不要紧,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惰性,浸泡了中国人数千年,低调、中庸,磨蚀一切棱角,总是摆出一副安之若素的模样。

 置身于这样的群体,黎曙光始终保持着他天然的质地,无论是在县纪委,在民生乡,还是在史志办坐了数月的“冷板凳”之后,他仍然没有一点改变,没有像县委书记方爱华希望的那样“成熟”起来。但仍然不难看出,他已经能够咬紧牙关了。这是骨子里的成熟。在他的人生际遇后面,已然彰显出现代性中的那种现实精神。这样的一个人在重返民生乡之后,对冷峻现实会有着更深切的洞察和体味,也会有更多的行动。

 黎曙光这一人物形象是伴随着我这十多年的坎坷经历而逐渐清晰起来的,最初的构思充斥着许多疲惫和失落,在岁月流逝中又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许多东西。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从热烈的土壤和生命中生长出来的。我很欣慰自己在形式之外找到了原生和潜在的人生之美。我没有编造,几乎是照直写出来了。

 

陈启文 1962年生,湖南临湘人,大学毕业。曾供职于教育、文化、出版等部门。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创作,迄今已在《十月》《花城》《山花》《芙蓉》《中国作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7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河床》,小说集《石牌村女人》《洗脚》,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等,著述约5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散文海外版》《小说精选》《作家文摘》《青年文摘》《读者》等转载,并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散文随笔排行榜以及国内各重要年选,多次获国内图书奖和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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