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从没有电梯的旧楼五楼，搬到同样没有电梯的另一栋旧楼，住一楼进出省劲许多。搬家过程见到几本旧日记，20多年没翻阅，如今细读，往事重现，正好供写回忆录参考。这本橘红硬皮封面的日记，第一篇写于1999年3月31日，最后一篇写于1999年11月19日。多篇日记写下我与校友丁逸凡联系的事实。我俩1982年5月1日相约20年后亦即2002年联系，看是否有条件生活在一起。1999年我告诉逸凡，可提前三年考虑此事，他做出了回应。我将在下一篇回忆录里写这些内容，这篇先借日记披露我52岁时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我后半生的行动与自己所思所想密切相关。

1999.3.31（周三）凌晨1:10记

      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里，开始使用这本日记。

      ……云辉以及不少男人，都会想象我是个不停追求理想主义爱情，而不能、不肯规规矩矩做某人太太的女人，我对他们无法解释，因为没人给我机会！

      其实只要看看我的恋爱史、婚姻史，就可以看到我也有相当传统的一面。

      我从小学时就被男同学喜欢，与解放军叔叔通信也感到远方年轻军人对我的欣赏。上了中学，成了全校瞩目的团委委员，又不停地参加迎送外宾活动，连续几年都是献花者，更引人爱慕。可是我专心学习和干好社会工作，毫不动心。我谢绝了不知多少人的求爱，包括35年后痴心不改的章立宏，包括毕业前夕表示要通信的高中男生李檍生（30年之后他找到我，想“圆梦”）。

      “文革”期间，社会上的红卫兵们往往谈恋爱，而我已是19岁大姑娘了，却坚守自己的心灵，更不要说身子了。直到21岁下乡，可以想象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会纷纷表示自己的爱意，但惟有先生这一个被我接受了，他的条件偏偏是最差的——一无所有的华侨孤儿，身材、相貌皆平平。连他本人也知道，我在考虑了四个月之后，下乡前夕（1968年9月）口头答应他时，仍然明确表示对他有50%是出于同情，另外50%是什么，有多少爱情成分，又有多少空白待发展，我也不能预知。

      下乡到了全省最穷的阳山县，父母被关进监牢，哥姐自身难保，我没有任何经济后援，却坚持不要“未婚夫”的一分钱（只是要求他每月寄一批八分钱邮票来），我想保持独立，劝他尽量找合适的对象在湖北成家，我就可以慢慢物色更合适的人，在预定的二十六七岁的年龄结婚。

      像我这样清纯的城市姑娘，当然受人关注，在村里、大队里、公社里，以后又在县里，都不乏追求者。知青们知道我早已“订婚”，不敢有非分之想，但男同学中有人所怀的好感，我是明了的。如果我愿意，那艰苦岁月之中完全可以找到爱情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招工到文化局搞创作，与全县最活跃的一帮演员们朝夕相处，自然会吸引到不少人向我走近。男青年们说：“如果娶上坚姐这样的人做老婆就幸福了！宁可不吃也给她吃，不穿也给她穿……”在这些人之中并非找不到胜过“未婚夫”的人，而且很现实。但我主动告诉他们，不可以接受，因为我有在湖北的“他”。“他”来探望我，个个都好奇，然后都议论为何坚姐找这人？

      我结婚是1974年春节，这之前有留城工作多年、景况很好，且与我感情很深的老同学说了他久埋心底的话，也有我在韶关地区搞创作的同行，被大家公认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而我心里知道与他们会比与先生更和谐，更有情趣，可我不走近他们，反而积极为他们介绍对象。

      许多年之后，这些追求过我的人，依然对我说他爱我。而且有些希望我离婚后嫁给他。我没有这样做，顶多支持他们解除死亡的婚姻去争取幸福，我则打算好好和先生过日子。

      结婚当晚、次日，又再次日，我都哭了。我知道作为女性，结婚意味着再也没有选择所爱之人的自由了。我不爱身边这个男人，但他一直爱我、等我，等够了我6年前说过的二十六七岁的日子，我怎能反悔呢？

      12天的婚假结束，小家庭连影儿也没有，在广州无房、无床、无人，我与他天各一方。两年多之后才调到一起，把小家安在湛江。夫妻不在一起时，我仍然受到各种诱惑，县里的干部之中有条件不错的单身汉，希望我们走近，但我不会背弃先生。

      调到一起时非常不适应，很留恋独自过的日子，不希望迁就对方，却又不得不迁就。因为心里缺乏强烈深刻的爱，要时时处处宽容体谅对方的不足，就非常不容易。但我与先生都是善良人，脾性再不同也会努力相处下去的。我俩同在航道处工作，我不时下船，但接触的人都不敢对“大学生”的太太有什么举动，喜爱、欣赏是不妨碍我与先生关系的。

      1979年7月我调回广州，10月先生也回来，靠我活动到广雅教书。我们挤在11平米的小房住，什么水龙头、卫生间、厨房都没有，教学楼里勉强生活了三年，孕育、诞下了儿子。那时我工作辛苦，身体弱，儿子小，先生对我和儿子是尽心照顾的。后来小家庭与父母搬到一起，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此外还顾小孩，中年人就被忽略了。我们除了上班就是忙家务，交流越发少了。但在这阶段，我们发掘了共同的爱好——摄影，成果体现在1993年公开出版了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

      分歧早已存在，但我一直没有走出去，连与我深深相爱的男同学，也被我谢绝了，我与他抱头痛哭之后，约定：20年后再联系，若有条件就在一起。那年我35岁，儿子未满2岁。

      我太单纯，把这事告诉了先生，以为他会由于了解我而更珍惜我（因为我在他毫不知情，外界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己说服了自己，放弃了更年轻、更有魅力、更有前途的恋人，我觉得这表明我对他、对儿子的留恋），今后靠双方的努力使家庭更巩固。但我错了，一个原已自卑，用极度自尊表现出来的先生，不是从正面看待这事，而是指责我的“狠心”、“没良心”，从此我们就种下了不友好的种子。

      之后又为这男士偶然一封信（措辞得体，完全可公开），掀起更大风波，吵着要离婚。这是我们第一次正正式式谈这问题。他认为我有情人，接的是情信，而我觉得不过是同学。我真的问心无愧！为了这个家，为了实践当年答应先生的求爱之承诺：“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这是女人对男人的承诺，而不是他对我这比他小五六年的大城市高干子女的承诺），我已竭力克制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并且长时间内（20年内）不是出于爱情，更不是动了性欲，就要求自己尽太太的义务，让先生得到性的满足。虽然我不主动，但至少是配合的，比许多女人做得好些。

      1982年，我从校对升为编辑，此后接触社会的面扩大了，单独出差组稿的机会多了，我遇到的诱惑也就更大了。但我一直把持着自己，无论多年轻活跃的男作者追求我，无论到哪个城市都被一群人包围着，连女作者们也表示了她们的钦羡（我的女朋友不少，但往往这点不被注意），我还是心里有数，不与任何一位过界。

      直到因工作关系与易文锋见面，引起他的惊喜，我还只是将这人当作与别的作者无异的一个联系对象。但他主动热烈地表达他的心思，我被打动了，首先是同情，其次是信任，再才是爱情。我相信有文革特殊经历的男人，会珍重我给他的感情，我们可以长久地成为精神相爱的伴侣。

      我破例去他那儿，并在他的说服下，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但我马上发现这人的占有欲极强，疑心极重，是无法长期共处的。我坚持独立个性，继续遵循职业道德，去对待我的作者，包括许多对我怀有爱意的男士，但他不能容忍。他用威迫的办法，我不肯就范，结果是他用匿名信打击伤害我的朋友们。最可耻的是他竟然伤害到我的先生，使先生再不能相信我愿与他好好过下去。那时我大概三十八九，儿子才读小学，母亲精神分裂，父亲老弱多病，全家以我为主心骨，我连离婚的念头也不敢有，就这么苦撑着。

      我与先生最不可愈合的伤痕。是易文峰造成的。当然他只是外因，我与先生确实没有太多的互相吸引。我曾引起他的倾慕，但我并不适合他。或者说他没能用自身的魅力吸引我。结婚25年了，多少人早分开了，尤其门不当户不对的文革时期结合的夫妻，多数不再守着这个窝。但我不到迫不得已，还是不想对不起他。

      这些年我比他有地位、有钱，追求者从不间断，情感世界丰富多彩，但我并不因此看不起他，指三喝四，这点在他的学生、同事、亲戚中早有好评。我与先生相处是坦诚平和的，我问过他，这么二十多年相处，连订婚6年共31年相识，对我有何看法？他说，你还是个好女人，温柔、有毅力、肯吃苦、悭俭、坦诚……这就是一个善良正直的男人，我的丈夫，给我的鉴定！他终于明白，爱情是不能培养，不能勉强的，我对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所以不能说是变心。但我确实背叛了他，去与别的男人好了。我是在父母去世之后走得远些，因为自己年纪渐老，儿子也理解母亲的愁苦，表示了他的同情和关心，我想超越传统观念，为自己活十年八年。这些我全对先生说了，如果他愿离婚，我马上办手续，宁可在经济上明显吃亏，一切从头开始，也要让他和未来的太太过得好些。我可以抚养儿子，我会尽力多工作挣钱，给儿子一个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可是先生不愿离婚，他已看过许多种女人，也许真让他很满意的女人并不太多，何况他本身已没有什么条件去吸引那些要房子、票子的女人。像他太太这样的女人已经一天天少了。

      我就是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突然认识谭云辉的。于是不难理解我的表现是那么投入了。但同时我又有理智的一面，我不会苛求他为我离婚，甚至不要求他对我胜过对太太。但种种理智的考虑，用他的话说是自己“有私心杂念”，使他只与我热恋了一百天就冷却了。我在冰水中挣扎，不想熄灭对爱的渴望。眼看无法挽回他的爱情，我边拒绝一个又一个求爱者，边继续等待命运的安排。

      既然社会上时兴讲钱、讲实惠，我何不在这十几年里，趁有几分姿色，去为自己存些钱呢？许多男人是舍得为外面的女人花钱的。可是我的男朋友再多，我也没花过人家什么钱，顶多为了满足对方的心意，答应要一条几十元的头巾，一件几十元的普通衣服，吃餐便饭，看场电影……有些人钱多了花在男人身上，但同时又产生了支配欲；有些人舍不得花自己的钱，只盯着对方的钱，总不想无私地奉献无价的爱情，而我，应当是给任何男人留下同样好印象的，因为我确实只重情！

      有时我觉得很委屈，不知男人们的心理要怎样才可满足。比如。要让谭云辉这样的人盯住我不放，死死追求才到手，他们是绝不肯放这么多心思的，又不是金枝玉叶！这些较年轻、较自信的男人是自尊心很强的，何况也有身份的制约，不能大大方方去谈情说爱了。但当他们仅仅打打电话、写写信，就抓住了我的心时，兴奋之余马上想到，这个女人太易被男人打动了，不传统、不严谨、不矜持……我不知道这么真实地与他们相呼应，心灵自然地产生共鸣的女人，究竟可爱抑或可怕、可鄙？从不相识到热恋，没有万水千山，只是一步之遥。他们在沉浸于温情加激情之时，是否觉得又不高贵了？他们有没有记得，同样是爱我的男人，有些追求了一辈子也沾不上边，连拥抱一下也不行？那不也是同一个我吗？

      我到老、到死都会期盼、寻找真爱的。很难碰上可以与我全面交流，身心投入的男人，又同样具备娶我为妻的条件。难道我这后半生总要在婚外恋中体验爱与性的快乐吗？我想起云辉答过，他是向往荡气回肠爱情的，但希望是在婚内。这是十分合理的要求，可是在生活中有几人碰上呢？

      爱情有时太美了，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也许爱情只是一场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