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高考前，我和阿波以为儿子必报中文系，他却决定用四年攻读英语，课余继续提高汉语水平。这样在学期间不可能太轻松，却打下终生学习的扎实基础。高考时他英语分数很高，考上第一志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后来又选学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他学习出色，在英文学院的戏剧之夜活动中，任导演的参赛剧《俄狄浦斯王》为集体赢得多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大一时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对同性爱的切身感受，老师给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读，敏感的同学不难联想到他就是同性恋。以后他又将性倾向告诉了一些同学、舍友。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依然在同事中公开同性恋身份。我们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儿子活得真实、坦诚、快乐。

爱白网前身“爱情白皮书”网站，成立于1999年3月27日，是中国最早的同志网站之一。主人是一对厦门男同，来过广州我家，远涛也去过厦门，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主人出国后，新的核心成员接手，并成立爱白文化教育中心，致力于同志资讯、文化、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在新媒体兴起之前，爱白网的同志资讯一直是中文世界最主要的同志新闻来源。1999年11月19日，推出“同志问答”栏目，由美国洛杉矶心理卫生署的星星博士主持至今，是华人世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同志问答服务。远涛从2001年起做爱白志愿者，每天编辑同志问答，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后来成为核心成员、翻译组长。

远涛读大二那年，在爱白发了不配照片也不附数字的信息，只写“寻找热爱文学艺术的朋友”。美院毕业的设计师扬回应，两人很快就相爱了。我和先生都认可他俩的关系，欢迎扬来我家过夜。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见家长。我们一家四口吃饭，喝红酒，席间，我询问扬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与远涛很合适。他们确实给彼此带来许多快乐，可惜扬没有勇气向家长出柜，他是独生子，是长子嫡孙，是表弟表妹堂弟堂妹的榜样。虽然他说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还是接受一个女孩追求，同时希望与远涛继续做情侣，远涛觉得没必要。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儿子起初很伤心，但过后想想也好，给了自己经历更多的机会。我曾十分担心他再遇不上与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却说：“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爱白网“我做名人”访谈时，远涛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了。”

决定做爱白的嘉宾前，远涛跟我打过招呼，也征得扬的同意。事后扬说，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次访谈。远涛把长达八页的访谈打印出来送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细读儿子21岁生日前夕的心迹，我发现他比我想象的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远涛说，他贴出交友广告后，引起许多回应，也与一些男同有过性关系，但没有爱，或者只是对方爱恋他。他发现“一夜情”不适合自己，“单纯的性满足重复下去没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温暖。”他认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爱，“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他这样描述与我的关系：“我和妈妈似朋友多于母子。我们是经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厨房里就是电脑或书桌前——多是在一个人‘干活’时另一个人主动走来说。我们不会大而概之地谈，只从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说，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志网友，他本人如何如何，离我原本的想象有多远，哪些地方会成为我和他发展的障碍等等，而这些谈论归结起来，我想找的男朋友便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样喜欢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同性恋者、著名诗人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也可翻译为‘被世间每一种爱所守护’）。”看到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过了两年，儿子已在出版集团工作。他告诉我和阿波，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迅速接纳这位金发碧眼热爱艺术的外国人。森请我们去远郊他的学院玩，放假时也来我家小住。森的母亲和我一样是编辑，来中国旅游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逛流花湖、荔湾湖，饮茶吃点心，品尝粤菜。席间远涛不停地为双方母亲做翻译，忽然她掏出一张纸条，边看边用普通话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我又吃惊又感动，原来她早就用英语标出读音念熟了这句话。远涛和森陪她乘游轮夜游珠江，她意犹未尽，远涛第二晚又陪她再游。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我们也感谢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当看到远涛和森在我家小区、附近街道牵着手散步，又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我暗忖，国内保守观念太强，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太大，做家长的有我们这么开明已是不错，但很难碰上双方家长都开明的。远涛和森相识是缘分，他俩若想在国内住到一起我赞成，若要出国结婚定居我也理解。我虽爱儿子，但还未产生抱孙子的渴望；阿波由于身世特殊，对父母没有印象，看淡传宗接代。他对我说，我们让远涛从小享有足够的自由，无论升学、就业、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远涛在访谈中也说：“我一辈子感激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

按常理，有个宽松自由的小环境，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地享受同性之爱，该知足了，可远涛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条件站出来，也有责任做一些对同志群体有利的事情。他担任爱白编辑，无论多忙都要义务编写、翻译资料，宣传科学文明。他关心各地同志，有人顶不住家庭压力灰心绝望，远涛劝慰激励；有人认为反正父母不会理解自己，就无心向学玩世不恭，远涛严肃批评。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外语，便努力翻译国外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文化，提高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意识，倡导自尊自爱。为了集中精力研读、翻译，2004年他辞职回家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也不稳定，但只要网站有任务，远涛都搁下私事去完成。他多次去北京、杭州、厦门、香港等地参加公益活动，采写报道，我和阿波则默默地做他的后盾。

2004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远涛在家中接受广州电视台新闻采访，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宣传。事前他征求过我们意见，声音、形象都未经技术处理，公开以同性恋者身份，呼吁同性恋者接受艾滋病检测。几位亲戚看到节目，议论说，荧屏上的“阿涛”真像远涛！有人向我求证，我见时机未成熟，不宜贸然公开儿子性倾向，而且当时真没看那个节目，就支吾过去。2005年夏，远涛应天津卫视邀请，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出柜导演崔子恩一起接受访问。他叮嘱我和先生收看节目，我也通知了不少朋友准时收看。那些年，许多人问我远涛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含糊其辞，后来才陆续向一些朋友说真话。他们有的诧异远涛怎会产生这种性倾向，要我反省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忽略了哪个阶段，是否“没把好关”，还提醒我赶紧“纠偏”，帮他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平静地回答，儿子没做坏事、错事，同性恋是他的自由，我尊重他，支持他。朋友们听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毕竟这是我的儿子嘛。这回，好不容易有主流媒体提供那样一个平台正面宣传同性恋知识，我真巴不得朋友们和我一样看看节目，开开窍。当我看到儿子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时，觉得是个很阳光的现代青年形象，有助于改变相当部分人对同志的误解、偏见。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电视观众的感觉。

继天津卫视之后，2005年11月，南方电视台也准备采访远涛，并希望我同时接受采访。儿子没敢代我表态，这决心必须由我下。广州是我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城市，有数不清的校友、老师、同事；我又是当编辑的，联系着大量作者；还有娘家、婆家几十位亲戚……一旦自己在电视上出现，人们会怎么看？我和先生再怎么开明，社会上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不理解、不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件“丑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我一转念，又觉得不该给自己抹黑、加压。既然我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儿子没干坏事、错事，那又怎扯得上“丑事”呢？不过，我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私底下支持儿子和同志们就够啦，犯得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让众人指指点点吗？弄不好还以为我“博出位”图名利哩！我几乎要说出那个“不”字了，内心深处却非常清楚，接受采访绝对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1993年，年已46岁的我，一个普通女编辑，自行策划、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印刷2000册，公开发行。军旅作家雷铎在《序》中写道：“阿坚不是撒切尔、英格丽•褒曼，却出版个人影集，还请了许许多多很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她的朋友们——为她的‘玉照’配诗，在个人行为规范很受约束的吾国吾民之中，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勇气和决心的事情。世间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人第一个尝试。一个普通女人印行个人影集，阿坚是我迄今知道的我的同胞们中的第一个。所以我说阿坚简直是个勇士。因其是‘普通女人’，这影集才有特殊的开拓意义。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档案’也许比名女人更具普遍的社会学含意。”影集出版后，《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几十种报纸、全国各大省区杂志及港台、海外传媒都作了宣传。人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老三届”的精神风貌和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难能可贵的是，80岁的老父亲，对我出版影集的评价是：“有意思！”

我曾有勇气做了那么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就变得患得患失了？我想着去世12年的父亲，没有经历坎坷忧国忧民的他，就没有真实坦荡敢作敢为的我。如果他健在，一定会鼓励我：“有意思！”2005年11月8日，南方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刊出对远涛的专访，头版头条的照片清晰标题醒目：《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一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我看到标题“责任”两字感觉沉甸甸，原以为我这辈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人才看重“责任”，七八十年代那一辈就不同，没想到远涛会这样说。儿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我作为母亲，理当与他并肩而立！就这样，我和远涛愉快地接受了采访。走出省电视台后，远涛说：“妈妈，你不经意间又成了‘第一人’。”我没明白什么“第一人”，他笑着提醒：“你第一个出版个人影集呀。”噢，碰巧了。

11月16日，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封面故事》播出我和远涛接受采访的录像。我在中国第一个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节目将要播出的当天上午，我给许多亲友、作者（其中有部队政委、大学院长等）打了电话，又给《源流》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希望大家抽空收看晚上的《封面故事》。我特意在信纸上方列出同事姓名，请他们打圈以免遗漏某位。后来我问同事看了感觉怎样，有些年轻女性听我说过儿子是同性恋，看录像并不觉得意外，那些第一次知道的男士，就不好意思说什么。想不到居然有那么多人收看《今日一线》那个节目。第二天，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记者约我们在西餐厅接受采访。我和远涛步入西餐厅，咨客小姐笑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俩了！” 远涛外出打的，司机问他：“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不久后，母子俩又接受了广州电视台的采访。

2006年5月9日至18日，我和远涛结伴游云南昆明、大理、丽江。他16岁以后就没跟父母旅游了，这次母子话题广泛，彼此加深理解。在丽江我有点高原反应，只得取消徒步穿越虎跳峡的计划，和另两人包车去金沙江畔，步行一段山路看完主景便返程。当天是母亲节，晚间仍阴雨，气温骤降。远涛本想加菜贺节，但见我越来越不舒服，只到客栈对过的小馆子吃面。过不多久，我果然只能走到门边，掏出备好的塑料袋，对着阴雨绵绵的街道呕吐起来。儿子轻抚我的背脊，强烈地觉得妈妈真的老了。他先送我回房，再出门买药。我安慰道，妈妈只是偶尔不舒服，和多数同龄人比算健康啦，你照常去网吧上网，不必急着回来。当时远涛与新西兰的森不再是恋人了，但依然是朋友。是涛追求更全面、深刻、长久的契合，而向森提出分手的。他说：“真爱过就够了，没有必要计较爱多久。”如果远涛周日去远郊那所大学看望森，会当天坐车赶回广州。我问为什么不仍旧周六去周日回，不用这么匆忙，他答已分手就不过夜了，否则对方仍单身会舍不得断。后来森与在某大学任教的中年男同成为伴侣，远涛真心为前男友高兴。他俩请远涛吃西餐，三人聊得轻松愉快。

儿子新男友小周也是独生子，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离家到北京读大学，课余参加爱白网活动，成为志愿者骨干。2005年夏，远涛作为爱白网核心组成员，去北京与同志问答主持人星星相聚，小周等20多位志愿者也一起外出，远涛与小周就此相识相爱。我对小周就像对森那样喜欢，只是不知他这个中国男同，将来能否过得父母关。孩子们倒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与世界都是要前进的。记得母子俩到虎跳峡时正下着雨，江水在两岸峭壁夹逼下奔突，白浪似雪，涛声如雷，气势雄奇。忽然雨过天青，空中出现一道七色彩虹，远涛赶紧拍摄人生第一次见到的景致。回到广州次日，他赶往珠海参加中山大学组织的广东地区性别和谐倡导日活动。第三日，又赶往香港参加国际不再恐同日游行。我看到他拍摄的照片，狂风暴雨中，彩虹旗格外鲜艳。虎跳峡的照片也冲印出来了，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奇怪，从没见过这种弧线向上的彩虹。若不是别人提醒，我看天上彩虹、看照片彩虹均未察觉与弧线向下的有异。我却想，大千世界，异彩纷呈，求同存异，共享和谐，世界才会彩虹般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