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无名野树（151）
我和阿波、远涛陪父母住刘纪文公馆二楼的日子，随着双亲去世结束。将房子退还省委后，我们在梅花村内搬到居住至今的小家。1952年秋，父亲从粤中调往广州，我家先住法政路光友街，后搬到法政路扳桂坊平园住了十几年。文革期间父母被关押，大哥大姐已工作，读中学的四兄弟姐妹上山下乡，广州只剩小妹一人，搬到吉祥路后楼下街。父母放回家亦蜗居数年，迁至盘福路楼房天台加盖的套间，已是文革结束后的事。两老度过最后十年的刘公馆，与法政路平园都是民国老宅，设计都别致，地方也宽敞，我的小家则是60年代预制件盖成的小楼。总面积40多平米，我、阿波、远涛房间，分别是12、10、9平米，阿波房兼客厅，吃饭、看电视都在那里。不过我除了上班、做家务，就待在阳台扩建的简易房，远涛则独自看书听音乐做功课，三人互不干扰。阿波和远涛窗外是大堆废弃建材，有人还随手丢垃圾。我写信向物业管理处反映，很快来人清运掉。家离泊车位近，垃圾车也常停在窗外，这些我就忽略了。在小屋住下来才发现种种不便。年久失修，化粪池多次溢满，每次都花几十上百请人疏通；每逢停水，因四层小楼没蓄水池，要走几百米去育才学校，再上九楼李老师家洗澡。有对离休干部住邻近，我们急用水时也会去他家提几桶。与母亲相熟的阿姨问：“你妈有精神病不能考虑周全，你爸怎么也不提前买下房子呢？”我只能答爸爸说不需要买。
简易房是我的书房，靠墙放张别人淘汰的书桌，宽大平滑非常实用。头几天夜里总听到咚咚巨响，我想小家新装修，怕是有贼撬门盗窃，但又想，贼也该估摸出有钱人不会住这屋吧。后来壮着胆出门观察，才发现是二楼的肥猫在我铁皮屋顶上闹腾。父母的旧空调移到我卧室，但为省电，一门之隔的简易房用风扇。身后放两辆单车，还有洗衣机、干衣机。经常是机声隆隆中，我面壁伏案至深夜。不少来过我家的作者都感慨地说，没想到你是这样工作的。我和阿波都坐不上福利分房末班车，静候货币分房吧。2000年4月末忽接通知，广州要“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简易房须在10天内拆除。我家不想成为“钉子户”，但两个高大书柜、洗衣机、干衣机等等，实在没地方放。情急之下向单位求助，5月8日安排了工作间，虽不在梅花村也解了燃眉之急。此后我渐渐多了在那边待的时间，有时下雨、天冷就不回家睡。
搬出刘公馆前我问阿波，我四十八岁了，对夫妻生活没啥兴趣，今后可否分房，他答：“你年轻时也没啥兴趣。”说得倒也是。我俩从来都坦诚相对，我问，有离婚念头怎么办？他说：“我没想离婚，如果你觉得相处不了要离，我也不阻拦，但是没房住啊。”我知道有的夫妻是离婚不离家，同一屋檐下，各住各的，甚至各煮各的。这么窄的厨厕还分彼此，用起来多麻烦。仍住一个套间，万一谁有病另一位忍心不理吗？要是一个来不及弄吃的，另一个能安心独食吗？品行纯良的人是做不出的，那又何必离婚呢？1968年秋阿波离开广州去江苏南通部队农场，临别那天两人都哭了，我主动表态：“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
我一直牢记这句话，我俩并非生活闹矛盾，两人都不计较钱财，问题出在感情方面。1996年确实拿不出另租房的钱，儿子要读高中，上大学，更须父母合力解决费用。我想还是不宜离婚，搬过去也没再提。我问过阿波：“相识近20年，你作为男人对我这个女人怎么看？”他答：“你们广雅女生都不错，你，钟如芸，林悦好，都有能力。”我说读书时钟是校团委委员，林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当然有能力。再问：“我的缺点呢？”答：“对爱情过于理想主义。”他是很现实的，明白妻子不爱自己，就没必要勉强。我想过，分房后他若表示要一起睡，我会忍心拒绝吗？会尽妻子义务满足他吗？我不想再勉强自己。他认为学生会主席章立鸿太傻，人家不爱你干嘛还不放弃。阿波保持自尊，我也很自爱，热水器打不着，喊他进浴室处理，我双臂交叉护胸，他则目不斜视。
某日上午，我提前从源流杂志社回家，从简易房侧门进屋，经我房间、过道去阿波房喝水。隐约听到说笑声，那白木床是父亲用过的，床头床尾板特别高，床边有段围栏方便把住起身。我在门口站定，看不见床上的阿波，有个女人抬起身子，与我四目相视，随即躺下。我退回简易房等一阵，听到正门开了，那女人走了，才去问阿波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四川的阿花，在酒楼洗碗，去三色堇影厅照证件相，和他聊得起劲，一来二去就熟了。阿花丈夫在老家和人合伙加工卤菜，收入稳定，儿女十几岁正读书。我没追问他和她好了多久，估计我冷落他对方就乘虚而入。怎么说呢，社会上有人花钱解决需要，附近有家发廊年轻妹子多，我去过几次就发现，老男人上二楼并非理发，下楼结账都是50元。阿花来我家，总比阿波出去安全。我对远涛说过此事，母子都理解为人性之需。远涛曾问我，为什么当初对阿波只是同情也口头订婚，六年后内心明白并不爱仍结婚，如今分房分床仍不离婚？我说了每个阶段的情况，儿子虽只有十七八岁，但我觉得他基本听懂了。假若他小时候我提离婚，珍姐会让弟弟要抚养权，我是“过错方”，难留儿子在身边，一旦要出差也无法照顾儿子，何况要陪父母过晚年……说着感叹：“如果离婚，姑妈会非常疼爱你，但在她家长大的就不是这样的你了。”涛说：“妈妈，谢谢你。”
可能阿花知道我的态度，在我家遇见不再躲闪。阿波给她一千元做钟点工，她每天都来搞搞卫生，有时帮忙买菜做饭，时间凑巧就一起吃。她称阿波“郑老师”，称我“阿姨”。30多岁，身材丰满，肤色白净，浓密的乌发盘成高髻，露出饱满的额头，是有几分姿色的，她笑说自己是“村花”，听来不假。阿波有些很少穿的外套、风衣，我们让她带回老家给丈夫。她说早年自己在家照顾家公和儿女，丈夫去成都打工。家公去世后她来广州，觉得女人比男人易找活干，丈夫来广州水土不服总牙痛，宁愿回乡创业。儿女都没继续读书，各自在餐饮、旅业做事。我见她身体健康，干活麻利，高门大嗓，觉得家里多个人照应也好。阿波考虑问题不会离谱，钱银方面是把握得住的。
1997年我50岁回《广州文艺》办了内退，当时和几位老同事无法参照公务员标准领退休金，数年后也只升到不足1800元。幸好后来争取到退休人员重归单位管，退休金才逐渐增加。由于要挣钱养家，我征得《源流》领导同意，在完成本职之余公开兼职。那时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我有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主编上岗证，最多同时在四家不同类型的杂志任职，有企业类、侨务类、影视类、时尚类，职务是副主编、执行副主编、特邀副主编、编校，等等。这些报刊都不用坐班，我灵活支配时间，不耽误编稿、校稿就行。
因为敬业，我在报刊出版界口碑好，不愁没活干。我还向多家出版社揽活，大多是费神而报酬低的校对。某大学副校长将我推荐给该校出版社，他们试用后非常满意，副校长说要知道吴幼坚是《广州文艺》副主编！该社希望我优先为他们校对，按行规每万字8元～10元，社长特批我每万字12元。不少单位和个人听说我校对质量有保证，特地找我帮忙把关。有些知识如文物、粤剧、诗词、音乐、医药、法律、地理等，我并不熟悉，但既然人家信得过，我就勤查资料，多请教专家，力求把原稿的差错也给指出来。亲友议论道，逐字逐句看砖头这么厚的书，连标点也不能放过，真是看到眼都湿了，钱就“鸡嗉咁多”（粤语：像鸡嗉囊般大小，比喻数量极其有限），不做也罢！我答道，别人看书要花钱买，我看书能拿钱，还不断拓展着知识面，何乐而不为！真的，若不是有任务，我又怎会涉猎诸如《海关法》、公务员考试应知等内容呢？
在最忙碌的那些年里，我像上紧发条的钟表。早晨，儿子上学先生上工，我回源流杂志社（社址从福今路先迁到中山一路，后迁到东山口，离家都不远）。中午，赶回家做午饭，儿子稍歇一会就得上课。我连碗筷也来不及洗，要抄近路赶去五羊新城，参与办一份时尚杂志。天黑才下班，路过菜市场匆匆买点东西，又赶回家做晚饭。进门立即蹬脱鞋换拖鞋，连开水也来不及喝就要动手。儿子读高中学业负担重，吃小餐馆盒饭营养不够。有家杂志找的印务公司在东风路，如果碰上校对安排在深夜，我干完家务才走福今路过去。坐在电脑员旁盯着荧屏，逐一指出文字的错漏，等她改正再校对。做完一切回家躺下，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要上班。
有家影视杂志聘用我，编辑部在广州电视台附近。下午坐公车去，傍晚环市路大塞车，久等不如步行，走一个多小时回家。遇上这种情况，儿子便买盒饭吃。凡是五一、国庆、春节长假，我都提前领一两部书稿，假期里没日没夜地校对，舍不得休息。一次，赶完书稿已是早上八点，为了不失信用按时交稿，我请一位朋友骑车送书稿去石牌交出版社，自己则花10元打的去市中心的印务公司，校对中药一厂的厂报。八版厂报都排小五号字，校对几遍才签印，午餐和编辑们吃盒饭，临走领劳务费100元。一次阿波为我去出版社取书稿，骑车回家不看路，撞上竖立的路桩，连人带车倒下，锁骨骨折。他岁数大了没开刀，去正骨医院接驳后敷药等康复。阿花陪他去珍姐家住，珍姐和弟弟难得一起生活，煮饭煲汤很上心，我去看望阿波情绪不错。多亏阿花下班过去帮忙，珍姐见她腰身越发丰圆，背后称之为“大番薯”，但我们都知道她也是个善良人。
后来校对任务少了，我继续认真编稿，还越来越多写稿。稿酬虽不高，但积少成多，个人存折的金额渐升。我加班加点所得完税后，手头宽松许多，便逐年为家里更换些新家具。阿波和远涛房间的两部空调，也由我出钱安装。某日躺在床上，向窗外望去——咦，哪来的一片树荫？南方盛夏正午的阳光，经枝叶过滤带着柔和绿意。出门一看，紧挨着拆掉的简易房，不知何时长了一棵树。看上去它已非幼苗，该属树中少年了。嗨，朋友，你默默陪伴我们两三年了，我还不知道哩。此后，我特别爱从侧门进出，一天看树好几回。除去了简易房的遮挡，它在阳光雨露下疯长，很快就高过一楼，窜上二楼。阿波赞叹：“简直是奇迹！可它是什么树，又从哪里来？”我答：“管它什么树，说不定是鸟儿屙屎遗下了种籽。”
一年又一年，屋旁的树主干粗壮，枝桠舒展，还结出一个个青果。果儿慢慢转红，吸引了树下打羽毛球女孩的目光。那天我听到两个穿校服的女生猜测说，这应该是荔枝。我忍住笑回屋告诉家人，阿波问：“它到底是什么？”我答：“假杨梅。红果熟透落地会惹苍蝇，鄙称乌蝇果。”远涛说：“叫假杨梅好。”儿子和我们在这小家住了10年，遇有投缘合意的伙伴，偶也带回家中过夜，我和他爸见过几位他的男友或伙伴，彼此聊些家常。我曾不无歉疚地对他说：“你不比吴家第三代任何人差，爸妈却不能给你更好的条件……”他截断我的话头：“妈妈，不要再这么辛劳，不要再给自己增加压力。你已经做得很好！”
2005年，退休记者李小瑛来《源流》上班，听说我等了几年仍未落实货币分房，催我写封信，她帮忙交给市委朱小丹。有人半开玩笑：“阿坚，别人没分房又不发钱，早就去信访办了，坐上台面哭，不解决问题不走！”我说那怎么行，还是写信反映情况吧。没多久，经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研究，下发红头文件宣布，广州市直属机关离退休干部货币分房启动，房款分三年付给。我是市文联唯一要落实此政策者，款项得以一次发放。阿波单位暨大归国务院侨办管，参照市文联做法执行，两人合共得款23万元。我极想在梅花村买房，无奈贵得离谱。阿波说花几十万买堆砖头瓦片不值，远涛也不热衷买房，这事就靠我办了。我看了大量二手房，最终于2006年春节，买下龙口西103平米套间。那小区靠里的房屋要60万元，这栋靠外挨着铁路和公路，50万元成交。它在23层高处，可远眺蓝天白云、绿树青山。为一次付清房款，除夫妻共有及亲友暂借外，我个人拿出13万元。若按校对每万字10元算，13万元相当于校对1.3亿个字，也就是13万篇千字文。我和阿波决定屋主写郑远涛，这是爸妈留给他的唯一财产。购房后立即出租，夫妻俩每月各存500元，租金加积蓄，两年还清7万元借款。不过我们一直住梅花村，买到的房子后来又卖了。
屋旁那棵假杨梅违反常规自由生长，高至四楼还是被砍掉了，说怕它的根影响房屋安全。有作家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对应的树。提到在梅花村的日子，我会想起父亲的红棉，母亲的白兰，还有我的……无名野树！（全文完）
照片1）法政路扳桂坊1号平园文革后剩余的残旧模样，后来这房子也拆除了。
照片2）3）4）5）梅花村19号刘纪文公馆拆除前的模样。
照片6）梅花村小家阳台扩建简易房拆除后可见假杨梅在屋旁。
照片7）2010年2月18日虎年初三政府出资粉刷美化环境后，阿坚在小家侧门前留影。
照片8）父亲的红棉，母亲的白兰。
照片9）阿坚的无名野树（上网查到它是假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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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15 23: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