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不打不相识（150）

      自从文联主席钟子硕去世，我就放弃重返《广州文艺》念头，因为明白阻力在哪里。一位香港读者看我第140篇回忆录《吵架》后留言：“最后这位梁主编下场如何？”我答：“我离开《广州文艺》后，听说梁主编把原先杂志社积累的30余万元花掉，用于包装《广州文艺》，提升为配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档次，可能也有部分用于提高稿酬、聘请外省特约编辑之类？后来各方面有意见，觉得他当主编未必合适，他自己提出另有去处就离开了，1997年由女作家张梅任《广州文艺》主编。”该读者说：“那看來他也沒什么本事。”我倒不认为他没本事，但当主编不善于团结副手和下属，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就很难将事业推进。与其等上级因你不称职要调离，还不如趁早走光彩些。现在上网搜索梁的履历，曾任《广州文艺》主编仍是加分项，挺光鲜。

      我与老钟最后通话说请放心，我会在《源流》好好干。说到做到，《源流》主力是来自各报刊的退休编辑、记者，我与大家合作愉快。但新总编吴大勇到任，就造成了矛盾。老吴是四川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过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他退休前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报》社副社长，是副师级军官。他来《源流》之初就按《战士报》规矩办，所有稿件须完全改妥誊清，不再带有红笔痕迹方可送审。我的天！那时没几个编辑会用电脑，老区作者岁数偏老，大部分稿件是邮寄来，极少是电传稿，按老吴要求会增加很大工作量，这样的头可开不得。当期恰有一篇我组来的长稿，我照例用红笔将整段整段文字删去，自认为已编好，填罢稿笺呈送总编后就下班回家。老吴看到那稿非常生气，可能认为我对新总编不尊重。其实我是不愿脱离实际去图形式，有那精力不如多编些好稿！两位年轻女编辑见我不肯顺从，又怕伤了和气，用一下午代我先复印原稿，再按我的删改剪剪贴贴，连接处用手写上一段文字，又补上我定好的小标题……费了不少功夫才基本符合要求。第二天我回到办公室，听她俩说起这些情况，心里颇不以为然，“不打不相识”，老吴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咱俩同姓，你“大”了才“勇”，我自“幼”便“坚”，谁怕谁！

      与新总编的合作一开始就不愉快，很难估计自己做副总编会发生些什么。幸运的是我碰上胸襟广阔的军人，他没给我小鞋穿。老吴性格有耿直好强的一面，不仅和我发生过摩擦，和不止一位同事也红过脸。《家庭》杂志前主编李骏是出版界老人，我甚至想不起他来《源流》任什么职务，但他就是热心编杂志。忘了因为什么老李和老吴竟然在办公室吵架，过后又互相道歉和解。杂志社成员在外地合影，他俩刚好站一起也无所谓。老吴看出我们都想办好杂志，并非故意和谁过不去，也就注意以身作则。他很快熟悉了新环境，懂得从实际出发，倡导民主办刊。做策划，开栏目，定标题，事事和大家商量。好几个编辑都是退休后应聘的，凭丰富经验各抒己见，哪怕争论一番，心情也很舒畅。那时报酬不高，编辑每月900元，副总编1000元，总编1100元，补助也少。但大家习惯了天天上午回办公室，老吴更是来得早走得晚。除了编稿，年近七旬的他还带头深入老区、山区采访。杂志社没有汽车，下基层要坐长途汽车到市、县，再转乘当地提供的面包车，他每次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多年后他已离开《源流》，还每年八一自费请老同事聚餐。直到他进老人院还请假回家，要和我们一起过建军节。

      教我跳交谊舞的工人阿中与我同岁，遇到国企下岗潮，夫妻双双下岗。50岁的人再就业有难度，有人介绍他去旅馆当服务员，每天用抹布擦楼梯扶手，他身材矮胖肚腩大，蹲下站起很吃力。我向吴大勇说明阿中困境，老吴同意让阿中来《源流》做杂务，填单往各地寄杂志。后来份数上升，外地集体订阅数量大，每逢月初几天，阿中妻子也来做临工寄杂志。“吴社长真是人情味浓的好领导！”多少年后提起，阿中都赞叹不已。后来有位总编辑陈明哲也是部队转业的，写作能力强，待人很友善，我和阿中都觉得，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忙些累些也开心。

      吴大勇是外省人，又长期在部队，原先对广东情况并不了解。担任省老促会理事并具体编辑《源流》后，心里才渐渐有了底。他对我说过好几遍，三番四次听到部队上、地方上的人都极为赞赏吴有恒，举了很多实例证明这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使他对吴有恒由衷地敬重。他和老伴特地看了我写于1997年春的《无私战士有情人》，被我父母的革命经历感动。他女儿从新西兰回国探家，看到杂志社合影，一眼就认出其中的我。原来她出国前是省电台记者，曾来梅花村我家采访吴有恒。我陪着父亲接待过她，“吴剑辉”那张名片还保存着。为女儿起这么个英气飒爽的名字，老吴的个性可见一斑。聊起父母子女这类话题，我和他顿时感到世界有时很小，尤其在心与心拉近距离的情况下，“同姓三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