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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坚2025年1月31日摄于广州长洲岛
1995年秋冬，我多年来没有过如此清闲，名义上是《广州文艺》唯一副主编，实际上啥也干不了，因为新来的梁主编把我架空了。我原先联系的各地作者，依旧把稿子寄来，我依旧认真阅读，若认为不行就及时退回，若觉得达到发表水准，就写上初审意见交主编。杂志社理事会工作无人过问，文联在考虑为《广州文艺》争取财政拨款办刊。我们曾努力走向市场养活自己，也有过日子滋润心情愉悦的阶段，但形势变了一切也都要变。好吧，就算我不再兼任秘书长，只需埋头办刊不必找钱，主编也该让我有机会运用编辑经验啊，现在每天上班无所事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梁主编很少在办公室停留，一天到晚不知在哪里、忙什么。
某日下午，我接到外省作者信，询问他那篇小说稿处理情况。我已送审一个多月，主编还未批复，正为难，见梁回来忙问那篇稿怎么样，他冷然道：“还没看，最近很忙。”我说：“再忙也不能拖一个多月不看啊，我从未这么长时间不给作者回复的。”他：“你没见我上午开会刚回来吗？”我：“我是副主编，你什么都不跟我商量，没有分工合作，自己再忙工作也难开展。”他见我触及分工的话题顿时生气，怪我不认真执行文联关于提升《广州文艺》档次、创办高雅文学刊物的决定。
梁和我都是广东人，本可用粤语交谈，但新来的编辑陈娟、任丽璋是外省人，我愿意让大家听明白，主编和副主编究竟在说什么，就一直讲普通话，梁也讲普通话。我俩越讲越大声，具体讲了什么记不清，总归围绕着办刊展开。其实我并非笼统地反对“雅”，只是从实际出发，觉得不宜一步登天，彻底换外观、换内容，打乱长期形成的作者队伍，无视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喜好。我看到杂志版面从正16开改为大16开，页码也增多了，整本杂志确实显得比原先高档。这样成本必然增加，若像原先那样自负盈亏，很快就要花光杂志社老本。新的封面设计、内页设计过于单调死板，不漂亮，很难在书报摊和邮局门市部零售。而更大问题在于刊物定位，栏目设置，组稿方向改变，有可能导致1996年发行量下降。
硕士毕业的梁主编看不起我这位高中毕业的副主编，原以为一个48岁女人会比较顺从，不料竟颇有主张还在办公室辩驳他，其他编辑都不做声，他老羞成怒，冒出一句：“吴幼坚，臭狗屎！”铁青着脸走人。没想到这位知识分子如此气急败坏，可我并没有用过分的词语呀。我从不和外人吵架（和阿波感情有裂痕会争执），这是破天荒头一回。随后我捧起杯子，边喝水边踱到财务室，小黎问：“坚姐，有冇喊啊（粤语：有没有哭）？”我：“边个（粤语：谁）？”她笑起来：“梗系佢啦（粤语：当然是他啊）！”我：“咁就冇，发嫐嗻（粤语：那倒没有，生气而已）。”几天后，周日我和远涛去北京路逛街，顺便回广州文艺编辑部。看门的周伯不在，我俩进不去，就到隔壁那家文化公司坐一会。员工说，那天你和主编吵架，是他不讲道理，我们听得很清楚。
我告诉阿波和梁主编吵架，他骂我臭狗屎，阿波笑道：“咁渣斗（粤语：这么低水平）！”劝我别和对方斗气，照样上班领工资。那段时间我心里不舒服，写信向一些文友倾诉，不少人安慰鼓励我，其中话语最直截了当的是河北作家谈歌。
谈歌先由其他编辑联系，后来人事变动，由我接替向他约稿。他1954年生，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我1995年与他通信，1996年中国文坛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谈歌属于领军人物之一，与关仁山、何申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那一年被媒体戏称为“谈歌年”。
第一封信（1995年11月18日）
阿坚：你好。刚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接到你的信和寄来的“三色堇”。
我读你的信，读出了愁怅，使我又想到你回忆你父亲的文章，你该是一颗多么负重的心呵！
我读“三色堇”，我并没有太多的欢快，你的眉下，那一双眸子里，我仍是读出了忧愁，（但愿我是误读。）我隐约感到生活对你太累了，对一个不信命运的女人，生活的负荷会超出常人的，阿坚，我被你感动了。
……阿坚，我会做你的朋友、好朋友的。我还不曾去过广州，我终会去一趟广州的，去看望我的好朋友，阿坚。请你保重身体，再次谢谢你的“三色堇”！握手！
第二封信（1995年12月3日）
阿坚，听我一句，不要为身边的琐事困扰，你去纠缠，就永远纠缠不清，放开些，再放开些，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人生聚散，月食日晕，都是过程，我们一介书生，与其感喟得哭，莫如畅怀地笑。喜剧总比悲剧好，笑总比哭好，大隐于市，大智若愚。
阿坚，要懂得保护自己，要知道心疼自己，这叫做热爱生命。……我体会到了你对《广州文艺》的感情，一块石头揣在怀里几年，一旦丢了，也会心痛的，更何况一个为之奋斗了几年的事业，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做人要拎得起，放得开，说得出，做得到，看得开，想得透。随它去吧！
第三封信（1995年12月25日）
越来越感觉你心中的负担太重了。你也太累了，突然悟出你在什么地方错误着。是的，错误着。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你为什么被单位那些琐事纠缠得那么紧呢？你只有一次的生命如何会被这种毫无意义的人事关系搞得如此心境灰暗呢？如果说，时间倒退出十几年，我还不能这么说，而现在，在这个中国人人人都变得无比开通的年代，你还是那样对毫无利益的工作忧愁，伤感，你是怎么了？你有病了嘛？（我突然气愤了。）西游记中的老猪有句名言：不行就散伙了，我回高老庄了。我十分赞成这句话。猪先生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我多年体会，所谓事业（多指公共事业）都是搭伙计的事。搭得来就搭，搭不来你还搭什么嘛？老百姓讲得好，谁们家的事嘛？……如果不让干了，我们就去干别的。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活着，愉快地活着。
第四封信（1996年1月24日）
“三色堇”我又读了一遍，我感觉亮调子多，这是很让人高兴的，你毕竟没有过多的灰色，这就是精神幸福，珍重！
让富的更富，让穷的更穷。这种观点上帝是不是同意？我不知道。对于精神，或许也是这样。人要坚持自己，但往往被剥夺，坚持自己，不是容易的事。
第五封信（1996年5月18日）
你那里怎样？工作还顺利嘛？我还是那句话，《广州文艺》不是你自己的，你说了不算的，不要为刊物的事跟自己跟别人怄气！因为于事无补。
我和梁主编不可能好好合作，继续留在《广州文艺》简直是浪费生命。广州业余作者胡志祥在《源流》工作，告诉我这家杂志缺编辑，问我是否愿去，上午坐班下午回家，每月津贴400元。我请老同事陆龙威陪着，去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杨苗青家，说出自己对《广州文艺》的担忧。杨主席说，梁有文化有想法，让他试验一番提升杂志品位。我说很快就会看到发行量下降，杂志走不进市场的效果。领导安慰道，市财政恢复拨款办刊，这一层不必担心。今年时间不够就再给梁一年，希望他拿出成绩来。既然领导信任他，我就表示《源流》借调我，希望文联同意。这是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主办的内部杂志，杨苗青和我都是老战士后代，觉得有机会为老区出力是好事，就同意我去《源流》上班，在《广州文艺》领基本工资。
胡志祥带我去见《源流》的社长和主编，两位都是离休干部，对吴有恒很敬重，欢迎吴老的二女儿参与办《源流》。第二天胡志祥告诉我，领导与我面谈后说，吴幼坚何止是做编辑的料，有觉悟又有实践经验，决定由我任副总编辑，不过津贴仍是每月400元。我听了很高兴，能受信任被重用，钱多钱少关系不大。
1996年7月，我正式去《源流》上班，“吴幼坚”这个名字，从《广州文艺》消失了。淡出文学界之后，我没有时间精力与各地文友联系，包括谈歌这位曾给我以鼓励的北方作家，也不再通信，更没有如约见面。30年后重提旧事，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有过一位女编辑叫“阿坚”？
阿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文德路文化大楼《广州文艺》编辑部上班
不同时期的《广州文艺》：1983年、1995年、2014年、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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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14 21:26:20)